在郭爽的小说《换日线》（《作家》二〇二一年第一期）中，裴盈盈得知好友令羲出了状况，于是联系令羲，两人相约在香港相会。在穿插叙述中，小说回溯裴、令两人过往的经历片段：两人二十二岁第一次到香港，一同目睹女明星片场受伤事故，令羲探访回到故乡贵州乡村工作的裴盈盈，裴盈盈在法国的忘年恋。她们在各自的生活中不断碰壁，也不断越轨。裴盈盈更换着自己的居住地，走得越来越远，冲击着界线；令羲则飞蛾扑火般，卷入一场又一场的情感旋涡中。两人相互分享生命经验与感受，形成一个亲密的共通体，呈现一副青春的异托邦景象。最终，小说回到现在，再一次的精神救赎后，两人重新向着边界出发。
裴盈盈的第一次“换”——换生活和文化的环境，发生在她与消费文化的对峙之后。裴盈盈跟随令羲来到珠三角一座动物园的片场内，一位女明星在男性工作人员的嘲弄与围观中向镜头展示自己美好的身体，脚下的转盘却不幸发生故障将女明星的手臂卷断。女明星在满场兽的气味中被担架抬出场。人们撤离动物园，但兽的气味仍在。裴盈盈回到公司，发现同事们正聚集着观看该女明星的大尺度照片，眉飞色舞地谈论着明星的身体和隐私。裴盈盈曾动过合群的念头，她本也喜欢阅读八卦杂志，可以加入这“鸦群般的集会”，最终却拒绝了。她不仅厌恶这环境，也厌恶陷入这环境的自己。于是她决定离开，换了一份工作，最终辞职回到贵州家乡。
裴、令二人生活在发达的现代信息传播机制中。信息接收和自我建构离不开现代信息媒介和大众文化。她们喜爱大众文化，从文化产品中提取出美，以这样的方式成为消费那些被符号化、商品化的美好形象的一员。裴盈盈投向女明星的目光中只有对美的发现与惊叹，而她对八卦杂志的接受则浸泡在个人的“港漂”生命经验之中。八卦杂志于裴盈盈是贮藏个人记忆与情感的物，而非商品。令羲同样如此，她的理想与大众文化息息相关。她从香港法律剧中萌发对法律的兴趣，成为律师，后又辞职，转行成为一位影视行业从业者，投身于大众文化产业。
然而，两人清醒地意识到大众文化的“幻境”本质以及它与主流文化的合谋。令羲入行后感觉“空虚”，“想要一个东西，要到的是另一个东西”，发现大众文化产业内“雄性荷尔蒙过剩”，自己在工作上一旦停滞就沦为“没用的女人”。裴盈盈难以忍受的是同一个现实：当人以劳动力或身体的形式被资本化、商品化后，使用价值成为对人的唯一评价尺度，人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权与诠释权也将被剥夺。在这个时代，种种断裂的现实，使我们已不再相信新自由主义给予的蛊惑和许诺。从消费浪潮滋生的巨婴式自恋主体中走出后，“躺平”与“内卷”的焦虑接踵而来。如何处理历史、权力、主流文化与自我的关系，如何构建自身的生活，成为普遍的难题。因此，当下小说中边缘人形象层出不穷，裴盈盈与令羲也身在此列。她们与当下一些小说中的边缘人形象不同的是，从社会结构层面看来，她们似乎并不边缘。她们有一线城市的房产，从事光鲜的工作，有在国际间流转的能力，似乎享有自由，甚至实现了物质上的理想生活。裴盈盈与令羲的焦虑情绪在于，边缘作为一种普遍的现代性生存状况，不仅是历史、经济或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也是内在的精神困厄。当现代性的汪洋将人们冲散，人们的生活与本质脱离，人们在各自的漂流中回望，所看到的只有往日家园的依稀残影。
于是裴盈盈选择逃离城市，回到作为家乡的乡村。裴盈盈与令羲是这样一类城市异乡者：她们成长并长期生活在一座城市（广州），或是有一个作为家乡的乡村（贵州），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发展走向别的城市（北京、香港、里昂、巴黎）。当然，对这一类城市侨寓者而言，乡村不是自己真正的家乡。在城市中感到自我受困、厌倦了城市生活的城市侨寓者把目光投向乡村，陌生的乡村图景以奇观式的吸引力让逃离城市的她们回到乡村暂时歇脚。而身在乡村的她们，仍然感到悬空般的漂浮感与孤独感。裴盈盈无法与乡村的人们“聊天”。——他们缺乏现代城市生活经验，更难以体会现代城市人的内心困境，与裴盈盈虽身处同一个空间中却不属于同时代人。
那么，城市异乡者们魂归何处？为什么她们要从从小生活的城市中逃离？她们不停地“换”——越轨或换生活和文化的环境，是为了寻找自我，寻找家园，寻找一个可以安放自我的地方。年轻的城市异乡者们发现她们习惯了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却在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被已吞噬城市的权力话语吓退。如果以波德莱尔、普鲁斯特、本雅明描绘的那个十九世纪的巴黎为对照，多元气息稀薄、个人存在难觅、位于进步历史观时间轴线上的城市，不能算作真正的城市空间。一片土地如果没有真的城市，自然容不下城市人。这一类城市青年，是一个个飘零而被挤对的个体。她们渴望一座能够成为家园的城市，一个允许“忘记自己性别”的地方。于是，裴盈盈进行第二次越轨。
在荷兰摄制团队即将离开贵州的茶话会上，大家在地图上标出各自的家乡，令羲发现地图上的换日线，并指出在这条线被虚构并被世界认可之前，不同地方的人都依照日出日落的自然规律计时。令羲说：“万物生长靠太阳。”赞美自然，但桃源式的乌托邦想象已被裴盈盈的亲身经历否定。城市异乡者明白她们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回望过去。而裴盈盈或许从这张地图中看出了点什么。在下一个场景，一年多后，裴盈盈已身在法国。她在与令羲的联络中回忆起当年贵州的这张地图。
裴盈盈从地图中看到的或许是新的巴别塔建成的可能——异托邦。裴盈盈看到，来自不同空间（荷兰摄制团队）与不同时代（越南新娘）的人，从他们各自的世界走来，相聚在贵州乡村。那里允许各自语言保存的同时实现交流。其中的多元与自由鼓励她去向“新的地方”。她似乎得偿所愿，在巴黎收获了无性的忘年恋。“同龄的男人总在索要性”，男性对女性的物化让裴盈盈惊恐。裴盈盈只能在“异常”的无性情感关系中寻找爱，以极端方式保护自身，在以此搭建的平等关系中发出爱的呼唤与应和。
同样作为边缘的城市异乡者，令羲与裴盈盈的“唯一不同”在于她“过度使用身体”。比起裴盈盈，令羲似乎能够更好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她的“换”表现在感情关系。从对待自己与世界的不同态度中可以看出城市异乡者的两种形象：裴盈盈是一个怀有童真的、羞怯的孩子，被世界撵得四处逃跑；令羲则对外表现出一副早熟的反讽者面貌。对令羲而言，“规则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能嘲笑它、打破它”。令羲对现实中的性别权力关系不满，她告诉裴盈盈，能够忘记自己性别的地方不存在，她更愿意生为男性，但目的不在于取得成功或成为伟人，而是当杂皮（无赖）。——身为男性才有当杂皮的自由。令羲将自我从肉身抽离，成为一个“旁观者”，在“旁观”自己肉体的“堕落”中得到想象性的操控感，在自刑中得到超越自身的自由。只有在扮演这个自由的“木偶提线者”的过程中，令羲才能感觉“真实存在的自己”，直到有限的肉身发出警报。
对真我的追求隐藏在反讽背后，埋在令羲心底。尽管工作环境恶劣，她仍然想要通过电影制造美好的梦境，并且“跟聪明的头脑一起工作”本身给她带来满足感。在亲密关系中，藏在暗处的真我总要慢慢走到亮处，于是在与香港前男友的交往中，令羲被指责总爱说些空虚的“大的东西”，都是“废话”。前男友认为世俗意义的成功是唯一价值，而令羲心底信奉孝顺和爱国。裴盈盈说，我们“像他的上一辈人”，这并不指向孝顺与爱国的过时；价值与信仰若从宏大话语中解脱而来到个人话语层面，就没有什么可以被判作陈腐。“上一辈”恰恰反映出这一辈的价值失范，整体的形而上道德沦落，取而代之的是实用的、世俗的形而下道德。令羲半开玩笑地对裴盈盈说，破坏一切吧，这样你也能做真正的自己。种种表明，在反讽的内面令羲仍葆有确切的形而上价值追求。
然而，令羲的真我诉求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反讽将她带入更深的危机。令羲的危机是小说故事层面上的最大悬念。在令羲与裴盈盈的交往中，令羲往往以她的处世经验与超脱心态开导、鼓励裴盈盈的自我成长，而令羲在自己的生活中暴露出反讽的超脱的虚假。人终究无法超越自身的有限性，终究要作为人类其中一员参与各种社会关系，而反讽者以否定性的世界观换取了只属于她自己的超脱，亦即不切实际的无限自由。反讽带来的超越性自由使令羲脱离自己的现实生活。令羲升至半空，在空中自由的她与万物相隔。“在反讽之中，主体一步步地往后退，否认任何现象具有实在性，以便拯救它自己，也就是说，以便超脱万物，保持自己的独立。”* 令羲丧失了与他人发生关系的能力，心底里认定他人只是在表演，工作与生活也因此支离破碎。反讽放逐反讽者，无法解决城市异乡者的归属问题；反讽者的边缘性来自反讽自身。
因此令羲对自己做出“失败”的判决。对她而言，“折腾的运动”无以为继，相当于“生”之活力的泯灭。而此时，从法国回来的裴盈盈已成长为更成熟的那一方。此时的裴盈盈试图与他人建立切身关系，以主体间性的沟通姿态与他人一同创立去中心的异托邦。两人来到九龙寨城，裴盈盈赞赏九龙寨城建筑的自生长性与身体性。九龙寨城成为一个象征——抛却整体性的“设计”，由每个住户个人“身体的尺度”修建并联合为一个有机的共通体。裴盈盈给令羲传达的启示是，回到生命中去，召回悬在空中的自我，去寻回、整合那些饱含生命体验的经验碎片，正视生命的伤痕，然后与他人相连，收获真实的自由。
在裴盈盈、令羲二人内部实际上正在进行这样的实践，两人在对话中创立由闺密之爱联通的共通体，一块世界版图上的飞地，一个异托邦。这篇小说讲述两人的青春成长故事，为读者带来如下的启示：回到生命本真中去，回到人与人的交流中去，去创造属于我们每个人的自生长性的空间。
注释：
* [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著，汤晨溪译：《论反讽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07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