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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炜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东进》，题材重大，意蕴深厚，形象鲜活，情节跌宕，是一部英气浩荡的新战争叙事力作，在红色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呈现上作出了新的探索和贡献。 应该说，在山东地盘上发生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军事战争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但其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艺中的呈现却很不充分。就全国范围看，从中国革命和战争全局着眼反映这段现代革命历史进程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只有电影《南征北战》、小说与电影《红日》、电视剧《南下》等少数几部作品。但这几部作品主要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山东大地上的重大军事斗争故事。至于反映抗战时期山东军民军事斗争业绩的，比较为人熟悉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了。而铁道游击队在山东抗战的大局当中，事实上只是一个小片区的活动，并不具有关系到山东全省乃至全国抗战全局的重要性。实际上，在山东大地上发生的关系到中国现代革命全局的事件不是很少，其中最主要的有四件：一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15师主力进山东；二是抗战胜利后山东军区9万多干部和战士出兵东北；三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聊城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战役中对国民党军队的决胜和沉重打击；四是解放战争后期山东解放区选派近十万青年干部随军南下，参与接管新解放区的工作。这些都是关涉中国革命胜利和全国战局发展的重大决策和事件，而115师主力进山东，乃是四大事件中首要的一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山东党组织自1937年7月后在全省各地建立起一些地方性抗日武装队伍，并在威海天福山、泰安徂徕山等地发动了武装起义。但与日伪军以及国民党盘踞留守在山东的军队相比，我军人员少、装备差，而且缺乏战斗经验。1938年4月，山东省委书记黎玉远赴延安，向毛泽东汇报，要求派主力部队去山东，以改变山东革命抗日武装力量偏弱的问题。毛泽东那时候就意识到山东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决意要派部队到山东去。自1938年夏天起党中央先后派遣几支部队进入冀鲁边区。至年底又决定派主力部队进入山东。1939年3月，115师主力在罗荣桓和陈光率领下，行程3000多里进入山东，从此揭开了山东抗战的新局面。叶炜初涉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就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为首选，站位高，气魄大，显示出令人敬佩的创作雄心。 《东进》紧紧围绕115师由西向东的军事推进，以阔大的视野，全景式地真实展现出山东军民艰苦卓绝、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事迹，从中显示出我党我军坚持在大后方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从作品中我们看到，当时山东一带各种武装力量犬牙交错，抗战形势异常复杂：日本侵略者的武装力量强大而又凶残，还有很多附逆的伪军汉奸作为爪牙帮凶；以抗战之名，国民党的一些主力部队守在这里，共产党的主力部队也来了，两者还都有自己的地方武装。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积极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与日伪军展开浴血奋战；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及其地方武装却不仅消极抗战，还不断制造与我军的摩擦，国民党顽固派甚至制造惨案，在太和镇设伏杀害我方赴山东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学员和护送部队200多人。此外，山东各地特别是鲁南一带当时还到处盘踞着一些杀人越货的土匪。那个时期鲁南一带包括山东其他各地，都存在着一个兵和匪的身份不断转换的现象，随着形势变化不断地变换身份和旗帜。小说中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如土匪出身的刘二变成抗日指挥员。而作品中重点写到的大土匪刘黑棋这个人物也是有原型的。该人原名刘桂棠，外号刘黑七，是鲁南一带有名的混世魔王。他土匪出身，投靠过国民党，当过汉奸，曾疯狂袭击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1943年11月被八路军击毙。《东进》真实生动地展示出这些不同武装力量之间的相互纠缠与斗争。除了这些武装力量群体之外，小说还对处于这些不同势力纵横捭阖之下一般民众艰难困苦的战时生活做了描写。成功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需要在真实呈现历史生活质感的基础上，揭示出左右历史进程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力量，在直面残酷现实和流血牺牲中展示出胜利的曙光，这一切，《东进》都做到了。难能可贵的是，《东进》的作者不仅借一些战斗事件写出了抗战时期山东军民生存之艰难和巨大的流血牺牲，谱写出一部激越壮烈的英雄主义史诗，而且通过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等人物写到了因“肃托”对革命政权和队伍造成的伤害，融含着深切的历史反思精神和直面历史真实的艺术勇气，这在当下的革命历史题材书写中也是较为少见的。 《东进》不仅所展示的历史生活和革命斗争史实十分宏阔而又厚重，在艺术上也颇为用心。首先一点，《东进》在故事讲述上采取了主副线结构交织或曰复调叙事的方法。作品以八路军政委谷四喜、师长陈尔东率领的115师遵照党中央的决策和指令“东进”山东后展开的重要战斗为叙述和描写的主线，而以刘玉胜家族等活动在鲁南抱犊崮山区的地方武装从被动到自觉奋起配合八路军进行抗战为叙述和描写的副线。这两条叙事线交相为用，将各种不同势力和各种不同人物裹挟、拖拽进小说叙事的进程和结构关联中，形成了各种历史事件、生存景象和人物命运的历史交汇。作品在叙事上有时各表一枝、互相映衬，有时又枝蔓缠绕、相互交织，既大开大阖，又舒张有度。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条叙事线牵连出的主要人物之间的相互观察与审视。一方面，小说从115师政委谷四喜等人的角度观察与审视山东本地乡绅和民间武装，据此来判断要不要争取他们，如何争取他们转到抗日队伍中来；另一方面也从地方武装和乡绅刘玉胜、万春圃、孔昭同等人的角度来观察与审视外来的八路军，看他们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值不值得信任和追随他们。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八路军为了做好地方武装的工作，特地以抱犊崮山区接待贵客最隆重的“十大碗”宴请地方抗日武装孔昭同的“特使”彭畏三。正是这种最高的待客礼数让彭畏三感觉到，八路军是很真诚地希望与他们合作的。小说中这种地方武装和八路军的相互审视和八路军所奉行的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政策，体现了毛泽东兵民是革命胜利之本的思想论断。小说通过诸多生动故事情节的设计，不同事件的相互交织，人物之间的相互纠缠，把战争期间我党我军与山东人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关系很好地表现出来。 其次，小说在典型形象塑造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小说里写活了很多人物，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正面人物中以115师政委谷四喜为主要代表。谷四喜是一个优秀的部队政治工作领导人，一个关键时刻有决断能力的指挥员。小说多次写到谷四喜抽闲研读从延安带过来的两本毛泽东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体现出他作为一支重要抗战军队的领导人，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总揽全局的战略观念。他提出的“插、争、挤、 打、统、反”六字斗争方针和反围剿斗争中实行的“翻边战术”等，为打开山东抗战的新局面并最终取得山东地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决策和战术方面的基础。同时，他也是一个严于律己、关爱他人、为人亲和而又具有不渝信念的人。小说中写到谷四喜对小战士的关怀，写了他为革命工作将孩子寄养在老百姓家里，以及血尿不愈坚持工作等等，很多细节都很有感染力。他因为长期尿血，身体状况极差，向中央提出要回延安去治疗、调整一段时间，但是中央从整个山东抗战大局考虑，不但不同意他回去，还赋予他统领山东军队的更大重任。这种情况下，谷四喜不顾妻子和同志们的关怀，毅然决然地服从中央安排。小说在叙述这些的过程中，也较为含蓄地透露了谷四喜内心深处的细微变化，从中凸显了他为革命大业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品质。小说对于刘黑棋、刘本功、刘玉胜、刘二等土匪和地方武装首领为代表的人物塑造得也很成功。像土匪刘黑棋，小说中从他抢婚中大开杀戒、对掳掠为人质的刘家大儿媳妇柳梢的糟蹋和准备把解救人质的八路军女卫生员白雪交给日本人领赏等事件，很好地刻画了其凶残和歹毒，同时也赋予他一些传奇性的成分，不乏豪爽与孝顺等富有人情的一面，人物性格极具多面性和立体感。此外，叶炜此前的“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厚土》等作品对于女性的描写往往都是点到为止，缺乏对女性形象的精心塑造与刻画。《东进》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令人眼睛为之一亮。比如小说中对刘氏三兄弟的三个媳妇的形象刻画和心理透视，尤其是对八路军女卫生员白雪以及对曾经占山为王的刘二的相好马兰花的性格描绘，都令人印象深刻。白雪是一个既有胆有识也有情有义的革命新女性。尤其是她自告奋勇、冒死与赵一味上山去做人质救刘家三媳妇与土匪刘黑棋斗智斗勇那一段，写得非常精彩。马兰花也是一个泼辣灵动、有胆有谋的女性。小说以她对刘二的痴情相托表现了出身风尘女性的她对家庭与爱的那种渴望和追求，同时也通过她到匪窝传假口信诱骗刘黑棋下山的故事表现了其不同凡俗女性的机智与胆魄。 再次，与人物形象的塑造相关，《东进》在写人叙事中明显采用了虚实结合、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小说中描述的很多人物以及事件与故事，都是有历史原型的。小说中的115师政委谷四喜和师长陈尔东的原型是罗荣桓和陈光，这是稍微熟悉现代军史的人都知道的。此外，小说中的杨勇、梁兴初、郭涛、万春圃、孔昭同、王凤鸣、刘玉胜、刘本功、刘黑棋等在历史上也都实有其人或原型。作品里的人物有的用了真实人物的名字，有的则将真实的历史人名做了改动，但无论用真名还是假名，总体上的历史事实都是真实的。作品中写到的重要事件和大的战斗，如围寨战斗、官桥阅兵、陆房突围战、三打白彦、重坊战斗、留田突围、石岚伏击战等等，也均有史可据。这种在虚实结合中塑造人物、叙写历史的手法，正如《红楼梦》里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仅解除了历史题材作品常见的直陈之弊，减少了真实人物和历史事件带给创作者的拘谨与限制，反而给人物和事件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使人物与历史都多了几分陌生与迷离，从而为读者增添了联想的契机，开启了探究的思绪。读者会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忍不住将作品中的人物和历史书写与真实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加以对照，这不仅极大增进了读者阅读作品的兴趣，也使读者不能不用心体悟作者在虚实相融的叙事策略中究竟藏有何等用意。 最后，《东进》的另外一个成功之处，还在于把历史事件和故事的叙写有机地嵌入到地域性民俗风情的展示之中，有浓郁的鲁南地方特色。比如小说开头对刘玉胜“把鹌鹑”故事的描写，是只有在鲁南一带才会有的。小说还描写了婚丧嫁娶的场面以及各种待客饮宴的宴席，其中特别写到了鲁南山区待客的最高规格“十大碗”，和山东泰安那边的“八大碗”一样，都充满了地域风味。小说地域性民俗风情的描写，切实增强了小说所描写的历史生活的特殊性质感，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小说所描写和叙述的一切就是在鲁南地区真实发生的历史，大大增进了读者融入历史、解读人物的阅读兴味。 《东进》是叶炜“鲁南红色三部曲”的第一部作品，曾入选山东省“十四五”重点文艺创作项目、“齐鲁文艺高峰计划”重点项目等。该作的成功，使我们对他接下来将要创作的反映抗战胜利后山东军区9万多干部和战士出兵东北的《渡海》和反映山东解放区近十万青年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的《入浙》抱有了更高的期待。愿叶炜在红色革命历史题材的书写中绽放出更新的姿态，用富有革命英雄主义气质的红色文学作品为当代文坛增添耀眼的精神光亮！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