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的《尘世三部曲》（《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书写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剧变。小说以乡土主题为切入点，书写乡土社会逐步解体，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人心与人性在时代的裂变中也迎来各种新的挑战。罗伟章善于书写那些平凡普通的个体，这些现实世界里微如烟尘的人物，在文字里叠加在一起，有了某种伟岸的形象，也有了被铭记的可能。
个体的传记与时代的通史
《尘世三部曲》是一部个体传记与时代通史相结合的作品。小说所记录的几乎都是日常生活的点滴，乡土社会的历史、现状与未来都是作家所描绘并反思的内容。在这些普通群体身上，投注着作者深深的情感，罗伟章在这几部作品中，没有出现绝对的区分，而是立足于人性本身的复杂与幽深。
小说首先是一副普通生活的底色，写到了一系列乡土人物及他们的生活，或出走，或留守，或双栖，他们有的勇敢、有的懦弱，有的蛮横、有的怕事，有的勤劳、有的懒惰，有的富有、有的贫穷……这正是每一位个体的多面性写照，也是社会繁复性之体现。小说除了个体的细致刻画，也是人物群像的描摹，作家特写某一个人，其实也是在写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这不仅仅是某一个具体的人的遭遇，而是每一位个体的生存现状写照。
罗伟章秉持悲天悯人的情怀，坚守微型人道主义叙事，这些微如烟尘的人物，都在文字里有了某种伟岸的形象，也有了被铭记的可能。《声音史》中的杨浪、《寂静史》中的林平安、《隐秘史》里的桂平昌，都是普通而卑微的个体，杨浪一辈子打光棍，无所作为，连名字都不配有，只是被人唤作“那东西”。林平安一出生就被看作“有罪的人”，是“灾星”，成为土家祭祀也是被动的。桂昌平虽然是以罪犯的形象出场，可无论他的内心世界有多么复杂，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既普通又具有代表性的农民形象，一直以来，他对生活没有太多的诉求，隐忍、勤劳、善良是他的本性，即使遭受邻居苟军的不断欺凌，照样没能侵蚀那种善良本性。
《尘世三部曲》落笔于尘世，为普通人立传。作家笔下聚焦的是其长久以来关注的普通人，正是无数普通的个体，推动着时代的前行。个体与时代辩证地统一在一起，透过具体的人的书写，作家也开启了对时代的抽象化描摹，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无不折射出时代的变迁。罗伟章既对不断消亡的乡土倾注着无限的缅怀之情，吟唱着乡土的挽歌，也对历史进程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肯定，并展开了理性的探讨。
乡土挽歌与历史进程的理性思考
时代大变局关涉个体命运，不仅仅是动荡的悲欢离合、起伏和嵯峨，而是分解到了日常和细节当中，作家努力把细节呈现给读者。对无数个体无差别的关怀与书写，自然滑向对时代的整体关照。罗伟章对乡土社会的剧变有担忧，也有理性的思考，他也在多部作品、多个场合表达了这种独特的洞察。
乡土社会的裂变从出走开始，在不经意间，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解体，逃离村庄和土地成为常态。杨峰、李兵都是出走他乡而发迹，普通人也纷纷选择进城打工，《声音史》的开篇，杨浪独自一人来打扫断壁残垣的、长久没有人居住的院子，这样一种疯癫的举动，其实是对一个曾经人丁兴旺的农家院落的祭奠，是对传统乡土社会形态的一种缅怀，而他也用声音在为一个村庄招魂。贯穿《尘世三部曲》的人物杨浪是作家贡献的一位独特的形象，他是一个异秉之人，拥有特异的听觉功能，他有一位“发了财”的兄弟，但是却不愿与之交往，也许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兄弟离开了乡土。杨浪独身一人在乡土社会隐居。这样的一位人物对乡土已经达到了近乎疯癫的迷恋。他采集声音，为乡村保留最后的纪念，从常人角度出发难以理解，但也正是这种从光阴的深渊里唤醒人们记忆的举动，试图为村庄留下最后的影子。
《声音史》还写到另外一个人物夏青，她对抗乡土衰败的举动是一个人种大量的庄稼，甚至具有把所有荒芜的土地全部种上庄稼的庞大野心。《寂静史》中的林平安作为村里最后一名土家祭司，则成为乡土社会的一种象征性符号。《隐秘史》亦是如此，当周围的邻居接二连三搬到镇上或更远的市区，桂昌平老两口依然在村里住着，陪着他们的还有杨浪。可是这并不能扭转人们继续络绎不绝地出走。到最后千河口没有年轻人了，54岁的杨浪成为村子里最年轻的人。
从《不必惊讶》《大河之舞》到《声音史》《隐秘史》，再到《谁在敲门》，作家反复书写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解体，出走与破碎成为关键词，仅有极个别的人物还留在乡村，还在留恋缅怀。这些微弱的个体在乡土社会整体衰败的大潮之下，显得形单影只、力量单薄。但是他们所体现出的情怀，又如此让人敬畏。《尘世三部曲》关注人世间留在乡村的少数人，作家也十分关注那些出去的人。出走抑或坚守，时代给出了最明智的抉择，其中自然有各种见不得光的行径，伴随而来的是种种“副作用”的凸显，但是并不影响时代进程的主线。
人性深处的隐秘与救赎
罗伟章多次表示自己的创作并非单一的乡土文学或城市写作，而是聚焦人的书写。对人及人性的探讨才是文学创作的终极目标。在乡土解体与城市化浪潮中，人性随之变得更功利而更加浮躁起来，《声音史》中有李益这样的人物将瘟猪肉、注水肉卖给城里人，垄断野味生意，还有进城之后开餐馆的秋玲，游走在灰色边缘。《寂静史》则书写了旅游开发中的狂飙突进，“闭门造车”打造各种文化旅游项目。《隐秘史》则是对每一位活着之人的灵魂拷问。每个人都带着秘密，为了秘密而活着。如何与秘密共处，带着秘密如何活？于桂平昌而言，一开始秘密只是在饥饿年代背着亲戚喝南瓜糊糊。到后来，更大的秘密随之而来。村里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主人公的妻子也有一段屈辱的秘密，她受尽了苟军的蹂躏，甚至影响到了夫妻关系。秘密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信仰，一种精神支柱。他们都固执地守着自己的秘密，也许就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生活。
《隐秘史》关注的内心世界，其实是对每一位个体的灵魂拷问，有多少次在内心犯下了滔天罪行，可否问上一句“你可知罪”？罗伟章常写一种人性深处的杀机，也在寻求一种和解之道。作品一再强调的主题便是文学反复在论证的一个主题，每个人所面对的最强大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是每个自我隐秘的内心世界。
凤凰文学奖颁奖词说《隐秘史》是一部“‘发现小说’的创新之作”，“让人性在自我修复和自我确认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通过对普通人无法言说的软弱、苦恼、恐惧乃至罪孽聚焦显影，用诚恳、坚实而平等的对话，分担他们精神的痛苦，从而为灵魂迎进光照，修复人们无法自知的平庸、匮乏与残缺。作家反复强调与人的对话、分担和修复，才是小说的使命。可修复的究竟是什么？是日益破败的乡土、日渐浮躁的人心，还是个体的懦弱胆怯、心灵创伤？小说时时在提醒着人们，揭露真相往往是最艰难也最痛苦的过程，但也只有正视生活残酷的真相，才能获得良心的抚慰，获得灵魂最终的平静。主人公桂平昌一直以无辜者来自我认知，其实他也是恶的践行者。在他的慢慢回忆中，交代了他在面对苟军时的心理状态，就算没有直接参与，也已经将恶的心理暴露无遗。作者多次提及，天底下本没有事情，是计较出来的事情，这正是人性复杂而隐秘的体现，其实也是《尘世三部曲》一以贯之的主题。
杨浪用声音复现了那些村里的故人，复原了一个村庄。罗伟章则用文字复活了一群杨浪们，复活了隐入尘烟的芸芸众生。无论时代变化来得有多么汹涌澎湃，小说可以让时间驻足，因为小说可以再造一种时间，在这样的时光隧道中，驻足片刻，复原曾经的生活，那是一块被竹叶掩盖着的石碑上篆刻的冰冷文字，也是一个群体所经历的火热生活。文学，是对生活最好的“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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