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个体是非常无力的。近一百年以来，许多传奇式人物逐渐烟消云散，在历史的天空中仅余残霞一抹。年有寿夭，荣辱无定，二者皆不若文章之无穷，若存吉光片羽，都是莫大幸运。苦尽不见甘来的凌道新先生，能有这部《又向流云阅古今——凌道新诗札日记存稿》传诸后世，若是在天有灵，亦必感慨万千矣。

《又向流云阅古今——凌道新诗札日记存稿》，凌梅生 整理
凌道新（1921—1974），江苏镇江人，生于辽宁，长于天津，1940年入读燕京大学新闻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大在成都华西坝复校，道新先生辗转入蜀，继续学业。1946年燕大毕业，从事新闻工作和英文翻译，与诸多外国友人过从甚密。1949年9月起，任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外文系讲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遂至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与恩师吴宓同校任教。吴宓先生曰：“在本校，甚至在四川，英文最好者，宓认为是凌道新……为宓与寅恪之学生。久在Millard’s Review投稿。”又云：“凌道新的英语水平达到了最高雅、最贵族的境界。”1957年8月，道新先生被错打成右派，1974年初逝世。道新先生平生交游如吴宓、周汝昌、缪钺、黄稚荃、黄小荃、黄少荃、曹慕樊诸君，皆当世名家，此外还有天津耀华学校和南开中学诸师友、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以及西南师范学院诸同事，等等，事详本书附录《凌道新先生年谱》。

凌道新（1921—1974）
据凌公哲嗣梅生兄所述，其先君文稿以及大量外国友人合影等在“文革”中或被造反派抄没，或因惧祸自行焚毁，一口装有朋友信件的大木箱，也并付之一炬。80年代中期，凌夫人自渝赴蓉，又被毛贼窃走一个装满文件和相册的皮箱。据本书年谱和日记可知，道新先生是非常注意保存自家文献的，而迭经劫难，收录于本书者，略如秦火烬余而已。就文学文献价值而言，本书最重要的当属诗作，数量计约七十首，除歌行一篇而外，其余均七言律绝，创作时间在1952年至1973年间，内容以韵友酬唱为主，兼有赠别感时诸作。其中尤以“华西坝唱和”及“北碚雅集”两部分最为重要，而这两部分都和周汝昌先生直接相关。

1954年，凌道新手迹
凌、周二公本天津同乡，又是南开中学和燕大同窗。1952年春夏，汝昌先生由京入蜀，在成都华西坝与凌道新意外相逢，其《异本纪闻》一文载此事甚详：
一九五二年春夏之间，我由京入蜀，任教于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安顿在华西坝。第一位来访的客人是凌道新同志，我们是南开中学、燕京大学的两度同窗，珍珠湾事变以后，学友星散，各不相闻者已经十多年了，忽然在锦城相遇，他已早在华大任教，真是他乡故知之遇，欣喜意外。从此，浣花溪水，少陵草堂，武侯祠庙，薛涛井墓，都是我们偕游之地，倡和之题。

当年10月院系调整，凌道新旋即赴渝，此次华西坝旧雨重聚，为时不过三月余，而双方唱和之作就有二十首之多，隔代相逢伤吊旧林，他乡故知之遇，蜀城偕游之乐，悲欣交集如泉之涌，尽见笔端。汝昌先生本为旧体诗词的行家作手，而激赏凌公诗才，许其“七律诗作得极好”。读者若细加品鉴，不难从中感受到杜老遗风和义山神韵，书中有所谓“学玉溪体”诗题，正可视为夫子自道。

周汝昌题诗
北碚雅集，主题就是《红楼梦新证》。1953年秋冬之际，《新证》出版，汝昌先生霜刃初试，在红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凌公为挚友的学术成就由衷欣悦，随即与吴宓先生商议，邀请周先生至西师一聚，兼会红学知音。周汝昌欣然应允，并先将《红楼梦新证》和自己追和陈寅恪题《红楼梦新谈》诗寄呈吴宓，吴宓先生旋即回信云：“赐诗及《红楼梦新证》一部，均奉到，拜领，欣感无任。恒于道新仁弟处得悉雅况，曷胜神驰，寒假切盼来渝碚一游，藉获畅叙并资切磋。”1954年上元佳节，周先生赴北碚，下榻于凌公宿舍。吴宓先生当天日记云：“至凌道新室中访问周汝昌，再同食汤面。初见，谈其所著书。宓述宓昔年所讲《石头记》之作成及人物评论之纲要。”2月20日晚，应吴宓、凌道新之邀，西师几位古典文学专家在凌道新宿舍举行了没有级别而品格甚高的《红楼梦》学术座谈会，出席者有叶麐、孙海波、赵荣璇、荀运昌诸先生。会上展示了周汝昌自题《红楼梦新证》七律二首及其寄呈恩师顾随诗。西南师院诸师友均有赋诗唱和，异地追和者则有黄小荃、黄少荃、缪钺等，诸家各倾陆海潘江，大作异彩纷呈。本书中此部分共录约30首，凌公七律代表作即在其中，诗云：

    隔代相怜吊故林，
未容展卷已伤心。
星归海落珠难见，
花近楼开梦可寻。
人世须珍红烛会，
春宵莫厌绿醅斟。
明朝便是西川路，
又向流云阅古今。
从文学史的角度审视，“北碚雅集”不但是当代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文人雅集，也不妨视为中国古典诗歌书写传统中大规模文人唱和的曲终奏雅，于百年红学史而言，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名家留下的珍贵文献，非常值得相关领域的学者垂注。
道新先生的诗作中，还可注意的是他与恩师吴宓的文字往还。1956年，道新先生与傅启群女士结褵，吴宓主婚，本书收录了吴宓赠诗《贺凌道新仁弟新婚》。凌道新诗则有《寿雨僧师七十》二首、《读雨僧师自撰年谱》、《送雨僧师自梁平返重庆北碚》二首、《雨僧吾师八秩之庆》四首，其中数首并经吴宓批改。于七十寿诗，吴宓批曰：“去年及今年，宓所收亲友学生之寿诗、寿词，当以此二首为最佳，以其情真事切，非同浮泛虚伪之谀颂也。”八十寿诗则注云：“凌道新仁弟祝宓八十寿诗，全篇甚好，仅须修正字句。”“此次宓八十寿，仅得新此篇。”当此之时，凌公已文星欲坠，吴宓先生亦晚境苍凉，师生二人冷冷清清、惨惨戚戚，贺寿诗和吴先生批注，算是高山流水的精神慰藉。

1946年，凌道新译诗、吴宓批注手迹
根据本书所附凌公年谱和《吴宓日记续编》可知，在西南师范学院期间，师生交往非常密切，或曰“凌道新来访”，或曰“访凌道新”，或曰“茗谈”“叙谈”“久谈”“久坐”“至山上凌道新室中共度中秋”，有时在校园和凌道新“游步”“月下步谈”，有时“偕凌道新同行”访诗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反右前夕，吴宓告知凌道新：“闻于学校当局，谓宓代表顽固之封建思想，凌道新代表英美资产阶级之生活方式。”凌道新被划为右派以后，吴宓不顾当局“划清界限”的禁令，屡屡为其设法开脱说解，且在经济上雪中送炭。1962年8月，凌道新夫妇因为经济拮据，同时也不希望再生一个“黑五类”的孩子，决定放弃已孕三月的小生命，吴宓得知，极力劝阻，收走堕胎准许证，慷慨予以经济支持，次子凌昭因得以降生。此后，“文革”一起，吴宓先生也在劫难逃。然吴、凌二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高标特立，挺出邓林，在艰难岁月中相互扶持，保存了中国文人最可贵的风骨和气节，为那个时代增添了一抹亮色。1974年1月13日，凌公逝世，吴宓先生以耄耋残躯，扶杖亲至西师石岗村山上致祭，并拿出刚补发的工资一千元慰问凌家。关于二公交往之诸多细节，另可参看凌梅生兄《学侣重逢最爱君——吴宓与凌道新》（《书屋》2013年第11期）一文。

吴宓先生题诗
诗作之外，本书还收录了凌公日记、书信、《真珠船》手迹、1947年至1948年间在《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发表的四篇时评、天津南开耀华两学校师友题词。据梅生兄所保存手稿，凌公日记始于40年代初，终于逝世前数日，而这部分文献残损最为严重，今仅余“文革”期间的零星记录。书信部分，仅存与司徒雷登、周汝昌、吴宓、缪钺、Earl Willmott（云从龙）、Anne Jones往还信件，以及家书共约30封。《真珠船》则是一本专门请友人题诗的锦册，题诗者有吴宓、叶麐、缪钺、黄稚荃、孙海波、董季安、周汝昌诸家。本书其余则凌公所撰时评和天津师友题词，并附有梅生兄棠棣纪念先君的文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内容的文史价值必会愈益彰显。
梅生兄在整理凌公遗稿的过程中，承蒙不弃，以本书内容之全部手稿图片见示。笔者常于清夜时分，逐一细细瞻览，看着发黄的纸张、秀雅的笔迹，数欲怆然而涕下。凌公身出名门，学兼中西，秉赋超颖，得遇人师，本可大展长才，成就一番杰出的事业，奈何造化弄人，生存境遇高开低走，被历史的车轮碾作埃尘，今存残编断简，俾知其香如故而已。凌公于诗最慕李义山，未知幸耶不幸？崔珏《哭李商隐》诗云：“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今日读来，仿佛是在哭祭千载以下的凌道新先生。前贤晚生萧条异代，焉敢狂妄谬许知音，而作为本书第一位读者，铭感梅生兄信任之忱，复以书评之事相嘱，谨以去岁所诌童诗《冬至有怀凌公道新》附此篇末，并志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诗云：

    能奏西洋小夜曲，
解吟前汉大风歌。
高江急峡雷霆恶，
周子吴师唱和多。
骨碎梁平凿复锯，
魂飞北碚碓还磨。
霜根未死虬枝茂，
一任流云逐逝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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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梅生 整理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62462
78.00元
凌道新（1921—1974），江苏镇江人，自幼深受中西文化熏陶，1946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历任华西大学、西南师范学院教师，其才华倍受挚友周汝昌和恩师吴宓之称誉，交游者多现当代名人。本书收录了凌道新本人诗作、韵友唱和、往来书信、日记残稿，以及整理者所撰年谱和回忆文章。书中保存了大量名家题辞和珍贵的老照片，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