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五史”点校历程

1958年6月，点校本“二十四史”被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订的第一个古籍规划。7月，毛主席对“前四史”点校做出专门指示，要求吴晗、范文澜组织开展工作。9月13日，吴晗、范文澜召集“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确定“前四史”点校方案，并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标点工作由中华书局制订规划方案，着手组织人力进行。10月6日，范文澜、吴晗致函毛主席汇报会议情况：“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10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现将会议记录送上，妥否，乞指示。”毛主席批示“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所谓“南朝五史”包括《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南史》，由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先生负责，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承担点校，于1970年代先后出版。在中华书局1958年工作之初草拟的《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中，“南朝五史”的标点整理者为“拟约上海史学会”，但同件文稿经赵守俨先生粘贴重写，改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根据这份赵守俨先生的工作记录稿，可知“南朝五史”由山东大学承担、王仲荦先生负责，这是在“二十四史”点校之初就确定了的。


在1963年秋王仲荦先生等借调进京之前，“南朝五史”点校工作主要在济南进行。1961年5月赵守俨先生出差武汉、济南，了解南北朝诸史的点校情况，“山东大学校点的南朝各史，年内可完成《梁书》和《南齐书》，《陈书》明年上半年可完成，《宋书》、《南史》争取在1962年完成”，“人力安排上是一人专搞一史，不是集体搞。王仲荦担任《南齐书》、卢振华担任《梁书》。明年华山、韩连琪也可参加《宋书》、《南史》的校点工作。王仲荦、卢振华建议，两史校点工作大致就绪后，最好能到北京和我们共同工作一个时期，以便于统一双方意见、及时解决问题”（中华书局总编室《业务情况》1961年第10号）。

事实上各史都没能按计划推进，到1963年5月，《南齐书》《梁书》已经着手初点，《南史》曾经由华山部分初点，《宋书》《陈书》还未动。这个时候，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在1964年内完成点校工作，王仲荦先生此前提出的到北京与编辑部共同工作一个时期的建议，直接促成了将分散各地的校史学者借调进京集中工作的动议。

赵守俨先生在随后起草的《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中说：“目前亟待解决者为南北朝八书。建议设法先调王仲荦、卢振华两先生来京，集中时间作好这两部书。”教育部曾先后两次给山东大学发文，借调王仲荦先生进京校史，一次是1962年1月的“62教人师调字第30号”文，“借调你校历史系王仲荦教授和卢振华副教授去中华书局工作半年”；一次是1963年7月的“63教二蒋旭字第1148号”文，借调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来京校点二十四史，三人可不必同时来京。


1963年秋到1966年“文革”开始，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先后借调进京，王仲荦先生承担《南齐书》、张维华先生承担《陈书》，完成点校并付型，但未及付印；卢振华先生承担《梁书》，基本完成点校，但未能定稿。1971年以后，王仲荦先生继续负责“南朝五史”，借调进京，完成了《宋书》的点校。卢振华先生因下肢瘫痪，不能进京，在病床上完成了《梁书》定稿和《南史》点校。所以从大的时间段上说，《南齐书》《陈书》和《梁书》的主体完成于“文革”前“翠微校史”期间，《宋书》《南史》完成于1971年以后王府井36号第三次集中校史期间。

王仲荦先生在1984年接受采访，曾经对三次集中校史有一个概括性的回顾（《谈谈我的治学经过》，《文史哲》1984年第3期，《文史知识》1985年第4期，二者有详略差异），他说：

第一次点校工作，从1963年冬开始，到1966年结束。我点校的《南齐书》和张维华教授点校的《陈书》都已经定稿，《梁书》也快结束，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由学校电召回校了。

第二次点校工作，是在1967年，北京来电话并派人招我们，系里的临时负责人，说我和张维华都是反革命分子，罪行严重，不准前去，只准卢振华一人前往，不到几个月，卢振华也回来了。

第三次点校工作，从1971年7月开始，到我1976年回来。卢振华教授大腿骨折，卧床不能行动，张维华教授已退休，只有我一个人前去，我和中华书局编辑部商量，把《南史》点校工作委托卢振华教授在济南进行，由我在北京定稿。我点校的《宋书》工作，则在北京进行，到1975年，《宋书》点校工作基本完成，1976年，《南史》定稿工作也基本完成。3月末，我因病住进同仁医院（当时改名工农兵医院），……住院近两月，出院后，又住中华书局两月，我负责的工作基本结束了，我也就回济南了。

三次校点工作，王仲荦先生参与的时间超过十个年头，所以王先生的夫人郑宜秀老师2007年在为“王仲荦著作集”撰写的《前记》中说：

作为一个浸润于我们祖国传统文化的文人，王仲荦以他特有的倜傥与潇洒来面对他自己的生活：他平安度过五十年代末后，被借调入北京标点二十四史共十三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独自生活在北京，对这段生活笔者也无从了解，而只有他自己的诗句“十年踏破六街尘，老至愁经客子春”能够说明他的情况，而这的确意味着他能避开文革冲击的喧嚣，让他在工作之余，在这份难得的平静里得以整理自己的旧著。作为近代的史学家，像王仲荦先生著作之丰硕是不多见的，这要得益于这段平静。

翠微校史

翠微校史从1963年秋冬外地学者陆续进京，到1966年春夏“文革”爆发前解散，前后接近三年的时间。在外地校史专家基本到齐后，11月15日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召集召开了翠微校史第一次座谈会，顾颉刚先生日记有简单记录：“到人大会堂，浙江厅谈话，新疆厅进食。”宋云彬先生日记：“下午三时，赴人大浙江厅，谈二十四史点校问题，周扬、齐燕铭等均参加，即在新疆厅晚餐。”档案所存参加会议人员名单，领导包括：周扬、杨秀峰、齐燕铭、范文澜、翦伯赞、尹达、吴晗、王益，校史专家包括：顾颉刚、陈垣、郑天挺、刘节、唐长孺、汪绍楹、王永兴、卢振华、邓广铭、罗继祖、翁独健、隋树森、冯家昇、傅乐焕、吴则虞、刘乃和、宋云彬、马宗霍、陈乃乾，中华书局领导及工作人员：金灿然、萧项平、赵守俨、陈振（秘书），此外还有时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李俊民、时任山东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吴富恒。名单中没有王仲荦先生，因为王先生11月底才到京报到。


《南齐书》在“南朝五史”中是最早整理的一部。王仲荦先生到京后，校史工作就从《南齐书》入手。《南齐书》在“南朝五史”中篇幅不大，但却是相对有难度的一部书，王仲荦先生后来解释各史分工时说，当时他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已出版，对于南北朝的典章制度、职官地理，比较熟悉，所以中华书局指定他点校《宋书》和《南齐书》，也就是说两部有“志”的书都由王先生承担。

根据档案资料，《南齐书》点校整理，采取的工作程序是：先全书初点，再校《南史》和《南齐书》有关版本，然后吸收张元济、张森楷校勘记等前人成果，按卷次撰写校勘记。工作过程中，南北朝各史又增加了校《册府》、墓志和有关文学总集等他书文献，王先生回忆说：

唐长孺教授和我在会上提议用《册府元龟》校南北十史，陈援庵先生在会外早已提到，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我们校了宋本、三朝递修本、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局本，还采用了张森楷的校记、张元济的校记，又增加了用《册府元龟》来参校，尽管标点上还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错误，校勘的质量却是较有保证的。

在1964年4月23日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座谈会上，王仲荦先生谈了如下认识：

郑（天挺）老说工作范围要明确，这很重要。《南史》可以搞二、三年，也可以搞二十年，其间伸缩性很大，我们搞的本子是要求能恢复原来的面目。在二十四史当中，南北朝七史，可作为一类，情况和旁的史不一样。过去一般都是以南北史校七史，我这次用《册府元龟》对了一下，得了个经验，就是不能轻易用《南史》改宋、齐、梁、陈书。《册府元龟》中南北史部分，多用八书，从文字上说，虽不及《南史》、《北史》，但原貌确实如此，有的地方还可能恢复四史原文。因此，我就先用殿本，百衲本、局本（局里请人代校）互校，在类书方面以《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为主。目的就是要恢复它的原来面目。校勘記要有个范围，太繁了作用不大。副产品可以集起来单行。校記如何掌握繁简适中是个问题，分段还要照顾到版式，各史对校深浅不一，如何做法也要明确。校勘记的写法，经验很少。希望能取经。

王先生后来还提出要求，请编辑部“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去了解一下章钰对二十四史尤其是南北朝各史有没有校本及校勘记之类的材料，以及有没有孙星衍这些人在各史书上的眉批一类的材料等”（《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6月12日），可见他对前人校勘成果的关注。

《南齐书》的初点在济南已经初步完成，集中校史后的第一步工作是以《南史》校《南齐书》，据《廿四史校点工作情况综合报道》（1963年12月25日），《南齐书》“这阶段正以百衲本《南齐书》与《南史》校勘，平均每天可以完成一卷”，同时“过录张元济、张森楷、周星贻校勘记，总的已经进行到31卷”，约一个月的工作时间，完成接近全书一半。

《南齐书》以及其后的《宋书》的版本校勘，都由编辑部安排书局老编辑张义鹏承担，到1964年5月，张义鹏完成了《南齐书》金陵书局本与百衲本的通校，提交校勘记录三百二十四条，并对殿本的异同也作了相应记录。从这时候起，王仲荦先生开始撰写校勘记（《二十四史工作情况汇报》，1964年5月14日）。

因为各史前期准备情况不一样，篇幅大小差异也大，所以当时集中校史的各位先生进入工作状态和实际进展大不一样，就完成初稿进度而言，王仲荦先生承担的《南齐书》开展最顺利，也最早进入编辑流程。1964年上半年，编辑部为了统筹进度、统一标准，要求各史都要提交两卷样稿，在点校小组中进行讨论修改，形成一致意见。王先生于5月底完成了《南齐书》卷一、二两卷校勘记样稿，现在档案中还保留了这两卷样稿的油印件和大家讨论时的意见批注。不久前又承柴念东先生赐示柴德赓先生参加讨论时做有笔录的《南齐书》样稿，显现出大家对校勘取舍分寸的分歧和讨论。


在各史样稿讨论期间，王先生又对《南齐书》重新进行全书标点。据1964年的《二十四史工作汇报》：

6月25日，“王仲荦先生已标点完三十七卷列传第十八，尚剩二十多卷，王先生说正常进行每天可标点三卷”。

7月8日，“王仲荦先生已标点完，他点完后即开始继续写校记，在他回济南之前交出两本”，“王仲荦先生等他女儿放假后来京住一时期，于8月8日一同回济南，接着就在山大教课。在临行之前拟和宋（云彬）先生谈一谈《南齐书》工作，他打算完一本交一本”。

9月5日，“王仲荦先生于7月31日回济南之前，交来《南齐书》三册，后又从济南寄来一册，共四册卷。均已交宋云彬先生进行编辑加工”。

从1963年11月底到京，到第二年9月，王先生用约十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南齐书》的点校初稿。王先生自己承担的《南齐书》在标点校勘和校勘记撰写等方面都比较顺利，同时开展的《梁书》《陈书》则相对滞后。在《南齐书》已经完成的时候，《梁书》《陈书》的进度差不多要晚近一年的时间。《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9月5日）记录：

卢振华先生于8月20日回济南，在回去之前《梁书》校《册府元龟》的工作基本结束，其间一大部分时间在写讲义，按他的计划，8月22日开始授课，9月底前把五周的授课任务完成，赶回来参加国庆。

张维华先生的《陈书》工作，暑假期间校完了《南史》和《梁书》，《通鉴》也快完了，他说《通鉴》完了已进行了七种书的校勘工作，差不多了，至于罗振玉的《五史校议》以北朝为主，不打算再校了。他计划明年来时再用一个月时间校《册府元龟》，校勘工作就算完了。写校记工作打算用三个月时间，最多明年九月前可以完成。至于标点工作他已通看了一遍，提行分段问题也搞好了，他建议再买一部百衲本《陈书》准备作过录用。

其他一些大部头史书如刘节先生承担的《旧唐书》、罗继祖先生承担的《宋史》遇到的问题更多，进度更缓慢。

承担齐、粱、陈三书编辑工作的是宋云彬先生，这时候宋云彬已近古稀之年，比点校组中最年长的郑天挺先生还大两岁。《南齐书》从1964年7月底王仲荦先生开始分批交稿，到1966年3月完成付型清样，宋先生经手约一年半时间。《陈书》从1965年7月开始看稿，修改校勘记文字，到1966年6月完成复校付型，宋先生经手约一年时间。《梁书》从1965年8月参与与卢振华商谈校勘记写法，1966年3月开始审改第一卷校勘记，到5月3日至5日重新整理《梁书》第一卷第二卷校勘记，已经是轰轰烈烈的“文革”前奏了。

因为宋云彬先生日记缺失一册（1964年3月19日至1965年5月1日），我们只能看到1965年下半年以后一年时间的情况，除了记录上面说到的工作进度外，还有一些涉及具体问题以及与这些校史学者的交往。宋先生看完《南齐书》全部五十九卷之后，又用一周时间复看，做付排准备，“其中有数卷分段断句皆有问题，一时不能决定，俟与杨伯峻商之”（5月10日），“下午应王伯祥之约赴陈乃乾家，与之晤谈，谈关于《南齐书·百官志》的校点问题”（5月17日）。与王仲荦、张维华先生商讨《南齐书》《陈书》的排样格式及校点方面诸问题，王仲荦先生交来《南齐书》《陈书》出版说明，宋先生召集本组赵守俨、吴翊如、杨伯峻、汪绍楹讨论修改。到1966年初，看《南齐书》清样，还不断发现问题：“上午看《南齐书》校样如干卷。王僧虔《诫子书》颇难句读，与汪绍楹、杨伯峻、赵守俨等商榷，未能全部解决也”（1月31日）。有一段时间宋先生“腰痛甚剧，起坐行动皆不方便”，有些问题虽然小，如“《南齐书》空行及卷目问题”，赵守俨先生都是上门与宋先生商定。


当时宋云彬先生也住在翠微路2号院，互相之间偶尔串门互访，晚上“看西北楼几位教授同志，他们都准备睡觉了”（1965年5月11日），“晚上唐长孺、王仲荦来，跟唐围棋，大负”（1966年1月29日）。1966年7月9日宋云彬先生日记：“下午，与谢方、宋茂华谈《后汉书》返工问题。”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文革”前关于“二十四史”点校的最后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