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小说写作时，注入过多的真情实感是危险的事，稍不留神，过于饱满的情绪和表达就会对小说的逻辑性造成莫名其妙的遮掩，进而对小说的内部结构造成损害，从而使小说变得庸俗。有些作家有一种奇特的力量，他们能巧妙地平衡情感在叙述中的浓度和比例，既让小说呈现出敦厚质朴的品性，又让小说散发出诗性的光泽。他们笔下的人物都带着体温，这些人物不是稻草人或高速公路上的塑料交警，他们是我们，是晨光下奔跑的我们，黑夜里哭泣的我们。 世界穿过针眼，又能领悟和把握某种整全——我的理解是，在短篇小说中，可能不会有波澜壮阔的故事，它更类似黑夜中的喃喃自语或小声歌唱，尽管音调不高，音域也未必开阔，却能让聆听者感受到世界的阔大与复杂，温情与沉默，甚至是痛苦与哀伤，这细弱的歌声让我们坐等黎明时，内心里对世界报以一种曦光终会拂身的等待。 短篇小说中的细节，最好能饱满、闪亮，它可能不会将叙事带入高潮，却会让对生活有感悟的人格外感触和心动，有时候，它甚至会淹没叙述，让读者多年后只记得那个细节。如果说短篇小说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我想，就是要学会如何让世界优雅得体地穿过狭小的针眼，并且在穿越针眼的同时，让小说的内部逻辑得以确立——世界没有被碾压成齑粉，它依然是那个鲜亮完整的世界。 当有倾诉欲望的人开始用文字来抒情、叙述、进行自我质疑或治愈时，他想要获得的，只是一种假想意义上的快感。他讲述故事、事件、细节或庸俗的日常生活时，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是：只要把它们讲出来，就是意义的终结。这个时候，他不会有关于写作风格的幻想，他还来不及对生活的雏形或变形烙上自己独特的印记，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倾诉和告白。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最幸福的阶段。当然，存在一种可能，就是哪怕仅仅是追求假想意义上的快感，他说话的腔调，他喜欢使用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和语气词，可能也会跟其他写作者有着明显差异，或者说，冥冥中有着自己的辨识度，这种辨识度，除了跟他的语言有关，更与他对世界的关注度有关——他喜欢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在讲述故事的进程中，他获得了如何的自由，他让小说中的人物获得了如何的尊严，那些人物又是如何巧妙地背叛了他——当这一切在混沌中慢慢地自我梳理和自我塑形时，他小说的风格也在慢慢地诞生，并得以艰难地确立。这种诞生到底有多少自主性和主观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自觉性写作中，他让小说获得了属于自已的腔调和形象，从而获得了救赎。 我们在阅读当下的中国小说时，常常会发现写作者（包括我自己）不经意间对他者的想象力既僭越了生活逻辑，也僭越了小说逻辑，我们很轻易地就抛弃了想象力的道德约束，变成了一个背德者。当我们兴致盎然地构建情节时，往往忽略了对他者的尊重，这种不尊重不仅体现在构建能力缺失，也体现在写作者思维方式的陈腐与惰性。纳博科夫认为，艺术生产与艺术想象是对他人意识的戏仿，戏谑的背后是对他人存在的深刻共情，而不是将真实的生命作为文学形象的拙劣刻写与复制。艺术家必须创造出不为个人私欲所主宰的形象，否则人类的幻想只会发挥出独断专行的负面力量。虽然纳博科夫的观点跟他在小说中的实践多少有些背离与出入，但是我觉得他真实地道出了小说与想象力的关系，那就是，当我们在想象已知世界里的“未知世界”时，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他者的心灵，更是自我的灵魂图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