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7日，“中国当代文学新趋势”学术论坛暨《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优秀论文奖颁奖典礼在青岛举行。来自全国高校6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中国当代文学新趋势”总议题，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当代文学新趋势”“当下文学写作的难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新时代文艺创作与‘文学鲁军’的新发展”三个分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与充分的学术讨论，为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观点与建设性意见。现将论坛研讨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一、源流与发展：
    当代文学研究发展路径探索
    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并行，当代文学研究者在面对当下文学现场的同时，更要对历史问题进行及时的回顾与反思。针对这一话题，与会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第一，当代文学研究路径的反思。在回顾与梳理当代文学既往研究经验的前提下，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提出了历史化的向度与限度问题，他充分肯定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主义的方法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即让学界从五四以来激进主义的思潮中回归，正视文学现实；而其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充分的文学审美研究，忽视文学的情感表达。他对比历史主义方法与当代文学本质时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一直没能建构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能与世界思想体系以及知识谱系实现有效对话。因此他倡议文学研究要回归文学的本质，回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山东大学教授张志忠认为，新时期之后的40年，传统文化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经历了“反正合”的过程。80年代文学被激进的文学思潮所支配，对传统文化缺乏学理性关照，此为反题；90年代文学呈现向传统文化回归的趋势，传统文化得以重新确认，此为正题；2012年后的文学，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志，作家对待传统文化更具学理化、知识化，此为合题。合题是具有历史逻辑与现实合理性的必由之路，为当下的文学创作及研究提供参考。
    第二，直面时代，坚守传统。在“文学语言变革问题”主题发言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结合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认为当下文学创作面临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向古代诗性的语言取经。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士强和浙江传媒学院教授赵思运在审视近年来当代诗歌的创作生态时，同样将目光锁定在传统和历史之中，进而寻找突破与发展的新路径。王士强将当下诗歌批评的生态问题放置在百年新诗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指出新诗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本土、多元、建设的特点，但仍存在文化保守、影响力萎缩、先锋性不足等问题。赵思运回顾了口语诗生成的历史，主张应进一步加强口语诗体建设。
    第三，与时俱进，融汇创新。继承与创新不仅包括辩证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还包括辩证处理外来文化资源融合与转化的关系，这是当代文学需要不断回答的现实性问题。北京大学博士胡行舟借用艺术领域中的“演奏”概念指代文学批评的特征与势能，以理论化的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胡行舟认为，“演奏”时的现场空间感与批评所处的场景及其话语效果的实现异曲同工，中西二元对立的逻辑容易忽略两者之间的复杂博弈与随之产生的动态势能，由此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新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一定要解决中西方二元对立的逻辑与内部等级化的时间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局限性。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教授亚思明通过对世界文学中“咏水诗”的考察，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新诗运动在中西方对话中不断发展变化，且已成为全球现代主义运动的一部分。青岛大学教授吕周聚和烟台大学青年教师汤振谈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两位老师分别以西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国作家余华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为例，对现代化视域下中西方文学之间的互动与对话的现状进行了介绍，同时也提出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化资源互渗与影响的重要问题。
    二、视域与方法：
    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性的生成
    过去与现在，蕴藏着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和“当代性”概念的提出与实践，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与可能空间。论坛研讨中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了多角度的讨论。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当代中国的发展历史，也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视域观照当代文学，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当代文学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位置与价值，把握当代文学书写的新经验。吉林大学教授张福贵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至少包括三重向度：从横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同时也是人类探讨世界文明新形态的一种方案与路径；从纵向来看，它既是现阶段的实践过程，也是中国百年历史发展的结果；从内容上看，它既是社会的现代化，也是人的现代化，不能将其简单的看成一种社会的发展或物化。文学的现代化最终要落脚到人的思想与灵魂，落脚到审美与文本形式的创新，因此，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路径，一定要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与世界同频共振，讲好世界故事。北京大学副教授丛治辰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学实践为参照，特别强调文学与历史、时代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先锋性不仅仅是表面形式的先锋，更应是认知能力的先锋，要能深入历史现场并对时代进行总体性的俯瞰与概括，文学不仅能够表现现实，还能够“发明”现实。
    第二，当代性。近年来文学研究中“当代性”使用频率颇高，其包含了及时、行进、前沿、实验之义的特点，既可以自由切入纷繁芜杂的文学现场，又可以成为阐释者的一个有力抓手，在进行个性化解读的过程中显现新的学术生长点。复旦大学副教授周展安对当代性概念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他认为时间意义上的“当代”与具体的“当代意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个客观事实，具有自然属性；后者是一个哲学概念或思维方式，意味着研究主体与当代现实之间建立起一种“彼此内在、互质的架构”。当代性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时间的叠加与空间化。在他看来，历史意味着安全，但过度“历史化”则意味着丧失创造的可能，当代文学研究要不断地让“当代意识”绽出。
    文学理论或概念的当代解读也是理解文学当代性的重要维度之一。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聚焦当代文学的叙事伦理，通过文学叙事当中的伦理倾向与价值意识，透视文学在当代发展中的可能取向及其相关问题。他以善与恶、高尚与低俗、崇高与卑鄙这几组关系为线索，结合王蒙的《岑寂的花园》、阎连科的《风雅颂》、余华的《兄弟》等作品的分析，讨论文学叙事中旧伦理与新伦理的过度与演变，以及当下文学呈现出的新的叙事伦理取向。
    站在不同的角度，当代性便具有不同的指向与内涵，但无论哪种解读都是基于对当下文学困境与现实危机的观察与思考，以及应对的可能。因此，今天以当代性把握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本质上也是为了寻找一种创新的力量，建构一种创新的文化语境。
    三、地域与科幻：
    当代文学发展新趋势与新问题
    本次论坛就近年来文学创作中呈现的新趋势与新问题，如地方写作、科幻文学等话题展开充分讨论，形成了许多建设性观点。
    近年，“新南方”“新东北”等概念的提出，使“地方写作”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地方写作”作为情感、观念、价值的复合体，有着复杂的内涵和多副面孔。在本次论坛上，“地方写作”是什么、因何兴起及其内容和意义，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焦点之一。
    首先，在概念界定上，许多学者都认同“地方写作”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既包含丰富的自然地理元素，也包含历史、文化及语言、习俗等社会因素，其内涵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并因研究者的立场及关注点不同，而在具体阐释时具有理解上的差异性。比如，中山大学副教授王威廉认为“新南方”或者“新东北”，关键不在地方，而在于“新”，是否有一种新的经验被纳入中国当代文学书写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则更关注地方与传统文化权力的关系，提出“离心”与“向心”两组概念，认为真正的“地方写作”永远有一种先锋性，具有背离权力文化中心的探索意义。
    其次，从兴起的原因这一角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刚从官方的话题组织和个体的怀旧情绪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并绘制出一张“地方写作”与传统文学渐趋融合的历史版图。山东大学教授孙基林则指出，近些年兴起的“地方写作”与文学界对写作主体的争夺密切相关，反映了当下文学写作的某种焦虑感与危机感。
    再次，从地方性与当代文学关系的角度。山东大学教授周安华以青年女作家的隐秘书写为切入点，认为随着大历史观写作的淡化，“地方”成了人们重新介入历史与自我表达的隐秘方式，地方的视角更能揭示出区域历史的本质，透视出本土文化的内蕴。山东大学教授于京一认为，地方性具有对抗全球化所带来的雷同化、碎片化的作用，他将地方性理解为生命主体的周全性和个体与生俱来的文化胎记，在深化“地方写作”意义的同时，指出了“地方写作”的限度，认为不能将其泛化、无限度的挥霍。
    第四，对“地方写作”的反思。21世纪以来，以“地方”命名的文学书写各立山头，在看似自信从容的外观下，是充满文化焦虑的话语争夺战，需要警惕作为景观的地域争夺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政治权力。《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提出，一要注意现象级文本，一个现象级文本的出现必然携带众多的话语声音，过多的声音也必然造成对其他声音的遮蔽；二是话语之间的交锋是有益的，但要注意整体的生态平衡与话语的理性建构。山东大学副教授马春光探讨了地方诗歌群体崛起的现象与审美突围。他认为对于“地方写作”的探索有两种方向，要么扎根于地域经验，要么在广泛的经验上写出具有个性化标识的内容，但其最终都应当回归到通过地方性更好地彰显中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层面之上。
    第五，“文学鲁军”新发展的经验与启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朱自强和中国海洋大学教师段晓琳从山东作家张炜儿童文学创作的情况谈及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书写经验。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是从“高”向“低”的文学艺术，越是为低龄儿童创作，越是显示出它的难度，应进一步发展低龄儿童文学创作。段晓琳强调儿童文学创作的当代性、本土性与文学性，为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示。山东大学丛新强教授以叶炜新近长篇小说《东进》为例，对当代新“红色经典”写作以及传统文学的复归与创新问题进行了探讨。曲阜师范大学教授李杰俊则以莫言、贾平凹的近作《一斗阁笔记》和《秦岭记》为例，通过对比两部著作在人性书写、文体实验等方面的差异，探讨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联，以及未来文学创新的可能性。
    科幻文学也是本次论坛讨论较多的话题。21世纪以来，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高科技的发展，以及青年科幻作家群的壮大，大量科幻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并在世界产生一定影响。但目前国内对于科幻文学的研究相对薄弱，科幻文学的特点、科幻文学的创新路径等问题，还亟待探究。《文学报》副编审行超认为，年轻的科幻作家不再简单地书写科幻，而是将其作为一种人文意义上的想象。科幻作家们借助科幻的外衣提出一些敏感的时代问题，如资本主义异化问题、全球生态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考，从而为问题的解决创造了一些可能。中山大学副教授、青年作家王威廉认为，科幻文学就是想象未来，科幻是对现实的超越与新的想象，如何让其更加有深度，突破现有的经验，实现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青年作家李浩认为，通常意义上的写作是一种回望式的写作，是一种对记忆的构成和再造，但也应该认识到写作里面还有未来的功能。文学当中的未来感是摆脱平庸和媚俗、锻造超拔力量的源泉。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新趋势”的话题是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学术论题，需要不断探索与跟进。本次论坛以此为总议题，众多学者进行了多维阐述，论述精彩纷呈，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学术价值，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也必将产生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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