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的文章，将谢璞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落户洞口县，比作在这儿“栽下了一棵常青树”。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谢璞老师本人，也是中国文坛的一棵常青树。他辉煌的文学业绩，将被后人永久传诵。
我与谢璞老师相识和跟班学习长达４７年，其中密切接触与交流有１６年。那是我在洞口县直机关工作的８年，以及在长沙省直机关工作的８年。后来我去北京中央机关工作，密切接触与交流的机会少了，但每年至少有一次敞开心扉的深谈。为此可以说，对于谢璞老师早、中期的文学创作思想、成就和应有文学地位，我应该是有一定发言权。但由于我尊崇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理念，可能在某些人眼里有点陈腐，所以在评价谢璞老师代表性作品时，与某些人衡量的标准不太一致。因此且算一家之言。
早期创作
１９３２年出生的谢璞老师，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少年时代处于两个社会制度的交替时期。他出身贫寒，父亲是弹棉花的手艺工人。为了谋生，领着家人从乡村搬到高沙镇安家，因为那儿挣苦力钱的机会更多一点。为了让下一辈更好地谋生计，竭尽全力送孩子们念书。所以谢璞老师是旧社会苦难生活的亲历者。尤其亲睹日本侵略者在“雪峰山会战”期间，将高沙镇烧成一片瓦砾，更深知国家积贫积弱、政府腐败无能给老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所以在心灵深处，谢璞老师对新社会充满感情，对中国共产党真心拥护。他不知有多少次对我讲：“没有共产党，你我这样的手艺人子弟（注：我的父亲是泥瓦匠），很难有出头之日。”我们研讨谢璞文学创作，一定要记住他的青少年生活经历。
光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深厚的思想感情，不可能自然而然结出文学之果。谢璞老师由一名普通的高中学生成为文学作者，自有一番艰难历练。这个，每一位写作者都有深切体会。谢璞老师的成功在于，盯住当下最紧要的社会事件，表现人们最关切的社会生活。而在那时，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农村合作化运动。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一篮子酸菜》，表现的就是这个内容。其主题与柳青的著名长篇小说《创业史》基本相同。该文发表在北京出版的《新观察》杂志，顿时在本地产生了轰动效应。那是１９５４年，他才２２岁，应该算少年早熟。因为那时刊物很少，发表作品相当不易。这篇作品现在看来尽管有点粗糙，但坚定了他的创作指导思想，即“文章合为时而著”。通俗点说，写作切不可脱离现实生活，遁入象牙之塔。这就是中国文化人的宝贵传统，可以从《诗经》《史记》觅得轨迹，尽管现在某些人不以为然。
自然，光是紧贴社会现实，还不等于写出的一定是好文学作品，还可能是概念大于形式。谢璞老师始终不渝的又一重要创作原则是：坚持“真善美”的标准。他多少次对我谆谆教诲：“一定要人物美、语言美、环境美。切记不要‘假恶丑’。”谢璞老师未经过大学中文专业的古典文学系统学习，为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他在学习古代优秀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诗词方面狠下功夫，因之成果赫赫。所以在他笔下，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初步体现谢璞老师创作风格的，是他其后发表在《长江文艺》的短篇小说《姊妹情》，写人状物，都显示出他的独特风格。１９５９年８月，他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作品集，即以此为书名。这一创作风格，以后便贯穿了他的写作始终。就如沈从文、周立波的作品，始终有自己的风格一样。这也是他坚持“真善美”创作宗旨的生动体现。
谢璞老师的作品风格形成后，在创作道路上立即产生新的飞跃。他在１９５６年从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回来之后，作品如井喷一般，一发而不可收。最能体现他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水平的，则是１９６２年３月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的《二月兰》。这是当期的短篇小说头条，可见分量之重。它所代表的，也是当时全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这一年，他才刚３０岁。
这部作品发表，立即在全国文学界引起轰动，广大读者争相传诵，专业人士也纷纷关注。１９６３年３月，权威的《文艺报》发表了著名文学评论家欧阳文彬的文章《漫谈谢璞的作品》，对他此前的文学创作进行系统评论，予以高度评价。欧阳文彬在文章里说：“谢璞善于给生活插曲谱上时代的声音，把个人感情融入对集体的热爱。他到处物色足以寄托自己的热情的材料，即使他所撷取的只是生活长河中的一朵水花、现实风云中的一抹霞光，即使他所创造的只是祖国壮丽图景中的一个细部、社会主义交响乐曲中的一簇音符，总能让人感觉到我们的农村多么美好，生活多么幸福，劳动多么愉快，人民多么可爱。谢璞歌唱这一切，唱得真挚、自然而又委婉。他的歌具有抒情的基调、明快的节奏、欢乐的旋律。他唱的是新时代的田园之歌。”“他那明丽的笔墨，娓娓的叙述，仿佛阵阵轻风，股股流泉……在那字里行间，跳动着久违的故乡的脉搏。而跃然纸上的湘西儿女，更免不了要勾起我遥远的记忆。”
可惜那时还没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否则，该作品肯定获奖无疑。从作品质量说，谢璞老师与同年代的全国短篇小说高手李准（《李双双小传》作者）、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作者）、茹志鹃（《静静的产院》作者）等，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也因为上述创作成就，谢璞老师深得老一辈作家周立波、严文井、蒋牧良等器重，赞扬他的人品和文品，还亲自给他写信，为他的作品写序。所以至少在湖南当代文学史上，应该给谢璞老师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若以年龄划分，这可以算作谢璞老师文学创作的早期。早期即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中期文学创作
如果再按年龄划分，谢璞老师中期的文学创作，即从３０岁至６０岁这个时间段。这段时间，正是国家政治风云剧烈变幻之时。这又可细分为三个阶段。
阶段一，从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６年，谢璞老师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遵循“真善美”的标准，继续《二月兰》的创作风格。这段时间的代表作，是１９６３年发表在《上海文学》的短篇小说《织蓑女》，以及于１９６４年在《湖南文学》连载的中篇小说《这边风雨》。前者继续着作家特有的风格，以农村男女青年的爱情生活为主线。后者则从作品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有了极大升华；写作风格则与此前作品一脉相承，娓娓动听的叙述中不乏抒情的描写；同时篇幅大增，容量扩展。这是谢璞老师文学创作上新的里程碑，发表后即引起强烈反响。很快被湖南省花鼓剧团改编成多幕花鼓戏《牛多喜上轿》，并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筹备拍摄电影。
湖南省著名文学评论家冯放，在该作品发表３０年后，仍对它予以高度评价。称：“《这边风雨》……塑造了一群人物，通过这一群人物的思想感情的表达和彼此关系的叙述，生动地再现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一个历史阶段。《这边风雨》的容量很大，它虽然不过五万来字，严格来说还是一个短篇小说，但它包含的社会生活内容，抵得上一部一、二十万字的作品的容量；这就是它能改编成戏剧、电影的原因。应该说，《这边风雨》是谢璞的一部力作。”（见《理论与创作》１９９４年第４期）。该作品在湖南当代文学史上，应有它的一席之地。
阶段二，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７年，谢璞老师经历过从省文联机关直接下放到绥宁县武阳人民公社劳动的岁月；调任邵阳地区文工团创作组组长；再重回湖南省文联机关。
那年代文学创作不受重视，戏剧创作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创作指导原则是程式化的“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结果弄得千人一面，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完全相违。就是在这种创作氛围里，谢璞老师硬着头皮迎难而上，领头创作了一部大型歌剧，名为《石岭红路》，以邵东县野鸡坪大队的事迹为原型。这部剧也不知经过多少次修改，前后费时两年，从剧作者到演员都劳心费力，苦不堪言。而在上省里参加会演时，评价却不太高。这对谢老师是很大打击，因为他真心实意想要做好，沒料到事与愿违。他心里既不免焦虑，又感觉无奈。
以后整个文艺指导思想有所调整，文学创作又提上日程。上海创办了《朝霞》月刊，湖南也筹备创办文学刊物（即后来的《湘江文艺》）。在文学刊物创办前，湖南省革委会政工组下设的文化组，决定编揖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于是有关人士想到了谢璞老师，郑重向他约稿。他十分高兴，却不知如何选择题材和确定主题。按照《二月兰》和《这边风雨》的路子走肯定不行了，只能努力“三突出”。他心里还想着那三个字：真善美。因为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载明的。就这样，谢璞老师写出了短篇小说《报春花》，列为省革委会政工组文化组主编短篇小说集的压卷之作。小说以农业学大寨为背景，与以往的写作风格相去甚远。
在这以后，谢璞老师开始了新的文学探索。《湘江文艺》创刊时，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飞跃》，主题是批判极左思潮，结果差点被文艺思想更左的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公开批判。他还写过一篇反映阶级斗争的《桃花水》，自己也觉得没有新意。他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荷花嘴奇遇》，却因为有一定创新，竟未能公开发表，只能在内刊《长沙文艺》刊登。他还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散文：《韶山飞出的一把土》，从内容到文笔都不是十分满意。他继续努力探索，尽量在“真善美”与“三突出”之间找到平衡点。功夫不负苦心人，又一篇代表作《珍珠赋》终于横空出世。
那时他重回文联机关不久，受省相关领导委派，与另一位作家孙健忠同去洞庭湖地区采访并写作“农业学大寨”的报告文学。这篇报告文学两人共同署名，发表在《湘江文艺》上。谢璞老师意犹未了，写作的冲劲还在心头激荡。湖区人民的实干精神太令他感动了。这才是生活中的“真善美”。他按捺不住满腔的激情，只用了一个晚上的工夫，便写就散文《珍珠赋》，投寄《湖南日报》文艺部。文艺部主任刘丰读罢拍手叫好，当即签批，在《湖南日报》副刊头条发出，时为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６日。该文刊发后，引起开始复苏的全国文艺界广泛关注，被收入权威性文学作品选集。同时引起教育界高度重视，先后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和大学语文教材。这是谢璞老师创作道路上的又一座丰碑。
阶段三，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６年。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创作总体指导思想跟着调整。谢璞老师于是再次遇到了难题，一度又不知如何下笔是好。
１９７７年３月号的《人民文学》杂志，刊发了谢璞老师发于内刊《长沙文艺》的小说《荷花嘴奇遇》。如前所述，这篇作品有一定新意，既不完全同于《二月兰》，也不完全同于《报春花》，而是按照“真善美”的标准，做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那时《人民文学》尚未被“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霸屏，这才刊登了谢璞老师这篇“旧作”。他很欣慰，好像又找回久违的感觉了。
然而从这年第１１期“小说专号”开始，《人民文学》风格大变。谢璞老师感觉自己与许多时尚的创作主张格格不入，因之又陷入深深苦恼。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他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了《无边的眷恋》，收录的多为旧作。自那以后，再没有国家重量级出版社编辑出版过他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作品除外）。各种大型文学评奖，同样与他无缘（儿童文学作品除外）。《人民文学》也极少发表谢璞老师等同一辈“文革”前独领风骚的作家的作品，因为他们赶不上文学创作的新潮流。
名目繁多的文学评奖，给谢璞老师自然带来些许压力，因为一些获奖者就在他周围晃来晃去。在某些人眼里，谢璞老师已然“落伍”，不再是文学湘军的主力。但他并没停止手中的笔，也没有停止新的探索。他的写作题材大幅度扩展，主题进一步深化，文锋也柔中带刚，让人回味无穷。这十年间，他按照自己恪守的“真善美”原则，不断推出新的作品，数量较前期大增。新的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相知》（发表于《湘江文艺》，由《新华文摘》转载）、《芦芦》（发表于《上海文学》，先后由《中国文学》英文版、法文版翻译转载）、《爬窗》（发表于《人民日报》）等，以及《一滴茅台》等若干优秀散文。１９８６年，推出长篇小说《海哥与“狐狸精”》（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终于使他的文学创作攀上新的高峰。
谢璞老师曾计划创作一部以“农业学大寨”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拟名《奔腾的孔雀河》。由于创作思想过于僵化，表现手法过于拘束，费时数年也未能完稿。进入新时期，他重新梳理创作思路，吸收《二月兰》《这边风雨》的成功经验，扬弃某些陈旧观念，不惜对原稿推倒重来，于是有了凤凰涅槃般的《海哥与“狐狸精”》。
它是这个时期谢璞老师的重要作品，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它同样以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塑造了多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既有刚劲火辣的剖析力量，又有柔美温婉的抒情画面。读来既令人深思，又感觉回肠荡气。著名文学评论家艾斐于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１日的《文论报》发表专文，高度评价这部作品。他说：“作品的背景大，人物活，情节兀跃，细节真实，生活味浓，时代感強，笔法多变，描写细而生动，通篇充满了浓烈的感情、浓郁的诗意和浓厚的抒情气息。笔锋翔弋之处，无不楚楚动人；人物出沒之际，更能撼心移情。”
冯放即把这部长篇小说与谢璞整个文学创作串联起来，说：“由于他的创作一直贴近生活，所以从短篇小说《一篮子酸菜》、中篇小说《这边风雨》到长篇小说《海哥与“狐狸精”》，就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轮廓，清晰地勾勒出来了，使得这些文学作品具有了历史文献的价值。”我以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是对谢璞老师文学成就的准确定位。
谢璞老师与儿童文学
谢璞老师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已有定评。他在这一领域的地位，基本上没太多争议。他的儿童文学代表作是短篇小说《竹娃》，发表于《长江文艺》１９５６年第２期，３０年后，获得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可见优秀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力。他的另一部儿童文学代表作是小说集《忆怪集》，出版于１９８１年，荣获全国少年儿童优秀读物奖。关于该书，一直对谢璞老师文学创作高度关注的著名老作家严文井，在“代序”中热情称道：“你是一个有自己特色的作家……使你作品闪出光彩的，最重要的还是你的‘人物’，那些善良、勇敢、勤劳、具有自己的善恶观的普通人民。他们总是不幸，总是失败。然而他们的灵魂总是闪光。”
谢璞老师对儿童文学的热爱与创作，伴随着他的全部人生。在成名作《竹娃》发表之前，他还发表过一篇儿童小说《吉平得宝》。进入创作中期，他在别的文体创作方面备感压抑，乃将部分精力投身于儿童文学创作。他对我说：儿童文学创作，最能体现“真善美”的原则。到了晚年，谢璞老师的重要作品是中篇小说《夜郎西舅》（２００７年发表于《大家》），然后便是大量儿童文学作品，不同体裁、不同篇幅的都有。如长篇童话《小狗狗要当大市长》等。此外，他还以相当多的精力，主编儿童文学刊物《小溪流》，创办儿童读物《小天使报》。足见他对儿童文学何等投入，视为文学生命的重要部分。这种情况，在浩浩荡荡的文学创作大军中，颇为罕见，难能可贵。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血牡丹》为书名，将谢璞老师的儿童文学代表作结集出版，也是对他儿童文学创作成就的充分肯定。
可敬的谢璞老师，您是中国当代文学大花园中一棵名副其实的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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