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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人物 | “出走者”徐则臣

http://www.newdu.com 2024-01-04 中国作家网 周茉 参加讨论


     缓 行
     不仔细看,很难发现桌子后面还有个人。伏案办公的徐则臣,被高高的书堆遮挡。办公室像一个小书库,沙发会客处被流泻的书籍、报刊占据。满当的大书柜前还码着几摞,一件黑色男士夹克用衣架立立整整的挂在右侧。每回搬家,书是最大的问题。师傅浑身大汗拍着书问,这么多,能卖多少钱?徐则臣说,一分卖不着也留着。师傅上次给一个教授搬家,教授说藏书是种病。徐则臣说,也是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怕了徐则臣的爱书如命,“每次他去找我,该拿的不该拿的都要搜刮几本。”多部重要作品在十月文艺出版,二人从合作伙伴变成挚友,韩敬群的评价是,“我知道他行。”
     2005年,徐则臣到《人民文学》当编辑,对面是时任副主编的李敬泽,还有另两位编辑,四人挤一屋谈文学,热火朝天。印有“中国邮政”的大布袋装满稿子,徐则臣看着它们,自豪感和成就感满满。刚工作出差,在吴桥向龙一约稿,龙一觉得徐则臣的名字改改适合地下工作者,徐去掉双人旁,臣改为成,余则成,留下来就成功。这部作品后来被改编成家喻户晓的同名电视剧《潜伏》。
     谈及当代文学,徐则臣并不悲观。一年12本杂志,18年刊发的作品,目录排起来浩浩荡荡,好作品不少,好作家也多。现有员工里,他来杂志社时间最长。以前从北大坐公交,堵车两小时,现在坐地铁可以准点出门。“这些变化外,都是不变的。” 徐则臣说。
     变化还是有的。担任副主编以来,他越来越忙。定选题,配插图,看校样,写报告…… 采访间隙,打开冰箱拿饮料,念叨着 “这款大家不爱喝,下回得换换”;隔壁屋顶灯一直闪,他赶紧联系师傅修理;没说几句,又被编辑急着叫出去改稿子……
     高速运转状态下,徐则臣很久没正经写小说了,最近一次是今年春节。大年初一吃过早饭,走进书房,门一关开始写作,整个假期哪也没去。有人说他凭借《北上》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年纪轻轻开始吃老本了。徐则臣笑笑,工作间隙,他脑子里几乎都在转着小说,给他一周时间,至少能写出2个短篇。
     “会焦虑吗?”
     “不急,你知道早晚能写出来。”
     徐则臣习惯长短间隔。先在短篇技术试验,忙时反倒会写长篇。人物、情节、结构、主题,长篇小说见缝插针地构思,捋顺了每天写一点。没感觉也不打紧:“今年不写,五年后写。五年不写,十年后写,有耐心等,这事总会做成。”
     十几年前,徐则臣写过两个中篇小说《西夏》和《居延》,以女性为主人公。写作者常有莫名执念,总觉得还应再有一篇小说和一个人。十年后穿行在成都杜甫草堂的曲折小径上,徐则臣终于等来了《青城》。“想起去峨眉山时头脑中冒出的名字,青城,她就这么出现了。”从《西夏》到《青城》,徐则臣经历了恋爱结婚生子,对女性、婚姻、家庭的理解不断变化,三篇小说是情感与生活经验的凝结,放在一起,终究圆满了。
     同社“90后”编辑梁豪从未见徐则臣跑起来过,“总是不慌不忙,气定神闲。”文学评论家傅小平去北京找他,正值下班高峰期的地铁口,徐则臣边骑车边拎过沉重的行李箱,单手扶把在人流里穿行自如。“他的写作就像他骑行,有负重也能凭感觉或理性找到最佳平衡点,不偏不倚前行,稳稳抵达要去往的地方。”
     骨子里的稳,投射进精心打造的小说世界中。小说里的徐则臣不急走,但又一直在走。从故乡花街到北京,乡村到都市,当下万象到历史纷纭……几乎每部作品都能读出恰到好处的协调感与平衡感。他不喜欢依靠戏剧化冲突或人物关系推进叙事,通常都要给足发展空间,重要拐点一遍遍推敲。“他对小说艺术怀有一种植根于传统的正派和大气的理解”,李敬泽说。
     年轻时追求所谓先锋精神,渴望出其不意剑走偏锋,后来逐渐发觉,真正的先锋精神应该是正大的,既前卫又不乏包容。“我希望走自己的那条路,慢点没关系,只要走得宽阔从容就行。” 他坚信,如果一条路正大,越往前思路越开阔,方向越明确。因为明确,才可能越发笃定,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新生事物。
     生于1978年,成长与改革开放和新时期文学几乎同步。写作25年,做编辑18年,时间越久,疑问和困惑反而越大,“当我们怀抱热气腾腾的经验,却发现文学不能贴切地把它说到你心里去,肯定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徐则臣曾和朋友争论,他不赞同朋友所说人性永恒,所以文学没变;他认为永恒的东西在发生微妙的改变。
     “我们现在看短视频,刷社交媒体,很多人哀叹文学日益碎片化。其实从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文学一直在变。时代就是这么演进过来的,相匹配的形式也要发生变化,不存在绝对的好和坏,而在于我们的理解、表达是否能够跟时代产生一种及物的、对应的关系。”
     徐则臣一度不太接受网络文学,读过北大邵燕君团队的《破壁书》,有了新看法。“也许,网络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创作形式和传播方式的改变,也完全可能在一些问题上反哺纯文学,甚至更新部分文学观念。”
     生活在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那些风云变幻会逐渐影响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童年的徐则臣在草地上放牛,没吃过巧克力,没玩过变形金刚,坟堆上铺个袋子就能打盹,把距家40里外的县城想象成仅次于北京的第二大城市。
     现在高科技和全球化的网络信息媒介将世界展成一个平面,徐则臣这一代完整经历了从乡土社会走向城市化的中国现代化进程。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他答德国记者问,说“前辈将乡土文学写得足够好,我才转而写城市”时,自己都吓一跳,被要以城市文学为志业的想法惊住了。
     徐则臣还是常想起幼时陪伴自己的那头小牛犊,作为生命的启蒙,那也是一个时代的馈赠。他碰巧生活在那样一个需要亲自饲养一头牛的时代,获得了长久面对一个生命的机会。即使乡村渐行渐远,这个独特的经验,让一个农村少年的稿纸上永远升腾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黑铁时代
     徐则臣笔下的很多人物,用的都是地名。他爱翻地图,哪个名字好听就记下来。对一个在小地方长大的少年来说,“到世界去”是隐秘的愿望,也成为日后小说中一条重要线索。写火车、写飞机,写流向远方的河,奔跑的姿态映射着内心冲动。早期“花街”系列小说,主人公动不动上树眺望别人家院子,都是童年的徐则臣,爬到屋顶,一伸手,世界就敞开了。所以他说,文学这行当挺好,满足了愿望,又不害人。
     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少年徐则臣对未来的憧憬就是父亲说只要考上好学校,就带他到县城大澡堂洗澡。江苏东海的小村庄,物质贫瘠,阅读更是奢侈。最早读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鲜活的人物让人印象深刻,后来写小说,他告诫自己,一定把人物形象经营好。什么叫经营好?别人看了多年后回想,还记得住。
     第一次受到文学意义上的震撼,是在初中。朋友推荐《围城》,徐则臣着迷于语言,捧着书寒假读一次,暑假读一次,很多章节能大段背诵。照当年同学的说法,有段时间他张嘴就是“钱味儿”。
     彼时一个乡村少年的出路大抵只有两条:念书,当兵。徐则臣姑父是货运司机,如果念不好书又当不上兵,可以开卡车。整个初中阶段他都秉持一个信念,考个学校端上铁饭碗。
     对一个独自到镇里求学的十几岁男孩来说,艰难的不是离家40公里路,而是如洪水般袭来的神经衰弱。日后漫长的生活中,没什么比得上那几年精神与心理的双重折磨,那是徐则臣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熬过来了,熬过来了。真的,以后任何事儿都不叫事儿,你都能承受。”徐则臣低头看着面前的茶杯。采访中他很少提起,那时失眠严重,想到睡觉就精神紧张,看见夕阳莫名恐惧。神经绷过头,心悸、幻听随之而来。意识到严重性后给家里打电话,父亲认为不要紧,寄来两箱药,徐则臣放座位里,头疼就灌几口。管用,副作用也大,记忆减退、大把掉发。这样的身体状况下,他越发孤僻冷漠,写日记成了排解苦闷和绝望的唯一方式。从高二到后来真正写小说,徐则臣攒了厚厚的一摞,现在回看,很多文字表达和语句形式,日记里几乎都有原型。
     也是在那时,徐则臣写了第一篇自认为是小说的作品,叫《青涩的毛栗》,记得牢是因为誊抄了3遍;写过一些诗,高三给《青春》投过稿,盼了一阵却石沉大海,老老实实学习去了。
     文学并不在计划中。他热爱考古与历史,梦寐以求的是做律师。高考接连复读失利,表上随便填的中文系兜了底。奋斗多年一脚踩空,徐则臣极其悲愤进入大学,不知道能干什么,钻进图书馆自虐似地看书。多年后同系师姐说,当时大家都怕他,独行侠一样冷着脸。
     1997年暑假的一个黄昏,徐则臣窝在学校读张炜的长篇小说《家族》。主人公多年来积郁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想法、困惑和疑难,“写得分明就是我嘛”,他发觉文学如此神奇。那个傍晚红霞满天,徐则臣丢下书满校园乱转,“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他很想告诉住在隔壁的中文系同学,一个姓潘的男生,两个同样沉默又满怀心事的年轻人偶尔会彼此倾听。
     命运似乎早有预示。一张照片中,童年的徐则臣戴着绅士帽,制服上的领章是假的,别在衣兜的笔是真的,方正的小脸严肃而倔强。他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既然把写小说当成事做,就心无旁鹜。大二写第一个长篇,打算揭示鸦片战争以来整个民族的心路历程,半夜趴在床上摸黑歪歪扭扭地写,至今保存着没完成的稿子。
     现在回想那个黄昏,不乏少年意气的冲动和幼稚,但你若能体会一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摆脱不掉梦想破灭的失重感,就能理解他重新找到方向时的激动和真诚。确立目标后,阅读渴望更加狂热,也落实了必须走出去。大二时系里有一个去南师读书的名额,据传已有人选。徐则臣执拗的劲头上来,要考,还要考出好成绩。每天学习看书,整栋楼回去最晚。老师说徐则臣太老实了,劝他别费功夫。这个老实人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你没经历过人生只有一条路,而且马上被堵死。”
     “已经堵死了。” 我说。
     “录取名单没出来,我还可以证明自己。”
     “这个证明有何意义呢?”
     “没出路时会觉得有意义。否则生活一点空隙没有了。” 至少,它让徐则臣有了奋斗的动力。
     备考期间,那位潘同学被流氓打死在街上。每晚黑灯瞎火回去洗漱,卫生间正对潘同学的宿舍门。看着墙上的镜子,他感到荒凉又难过,好像又回到了高中的阴影里。
     青年学者樊迎春提出,他的很多作品能读出愧疚感甚至罪恶感,不断反思和赎罪。徐则臣自己也察觉故事背后的阴郁,“没办法,那是底色,改变不了”。很多年里活得皱皱巴巴,不能舒展,而今与过往和解,遇到任何事摊开来说,不藏着掖着。投射到文学中,他极少塑造猥琐之人,挣扎纠结也要坦坦荡荡,“坏人我也希望坏出理想主义的光芒”。
     最后,徐则臣作为系里唯一的转校生踏入南师。偶尔去上课,更多时候是条灰暗的鱼,潜在水底,从图书馆游到宿舍,再从宿舍游到图书馆。冬天冷,就坐在被窝里度过大半个学期,看完一本接着看另一本。徐则臣只过一种生活,读——尤其读外国文学,然后写。“真是从未有过的满足。”
     在南京,徐则臣校门口见过毕飞宇,边走路边摸胳膊上的伤疤。陪同学去过叶兆言家,为杂志做专访。苏童常到学校操场上踢球。朱文和一些年轻作家会来学校做讲座——徐则臣记得他戴一条粗大的金项链。这样的氛围下,写作近乎天经地义。大三大四两年他写了不少,宿舍到处是手稿,在《青年文学家》正式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星期五综合症》。摸爬滚打多年,直到《花街》和《啊,北京》,徐则臣才感觉上了轨道。
     大学毕业回淮安教书。很少有人谈文学,他也不知道自己水平如何,倔强的青年坐不住了。听说他备考北大研究生时,大家都觉得疯了。北大自主划线,丰富的阅读量和专业知识让徐则臣有了底气,他坚持认为,如果北大考不上,其他学校更难。
     判断没有错。初试顺利通过,去北京复试,十几个小时长途车,徐则臣舍不得睡觉。结束后他沿未名湖走了一圈,仿佛和燕园做着最后的告别。数月后,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徐则臣很平静,像找到了一件宝贝,又像丢了一件宝贝。
     跑多远才能回到家
     2002年到北京,读书,写作,成家立业,从一间房子到另一间房子,至少搬了7次家。徐则臣的北京,大部分在西郊。能看到百望山的土地,十多年前还叫龙背村。这里有他的亲人和师友,有20年来安宁浩荡的生活。
     北大毕业后租的第一处房子在海淀区芙蓉里,一个月工资1500,房租1100,剩400生活,偶有稿费支援。每周与爱人到附近的重庆水煮鱼打牙祭,23元一盆,油乌黑却香得要命。几个韭菜盒子一碗粥也能顶一天,生活简单,自食其力,徐则臣记忆里,“那个时候特别幸福。”
     海淀、北大、中关村、蔚秀园,承泽园……它们排队进入小说。最早的一篇《啊,北京》,徐则臣没有任何野心,甚至缺少写北京故事的明确意识,生活主动找上了门。
     京漂系列小说记录了都市非主流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视野,文学评论家陈晓明说,他总能贴着生活的边缘走,开掘出一条弯曲却执拗的属于自己的路径。
     徐则臣希望给读者提供有着独特理解和印记的世界。“我喜欢把它称为作家个人意义上的乌托邦。” 有人将这些作品视为底层叙事,并非徐则臣主题先行,熟悉这个城市,因为它是日常生活;理解边缘人物,因为他们构成基本生存处境。他想探讨城市与人的关系,摸清来龙去脉。
     有着北大光环,毕业从事文化工作,徐则臣并非典型意义上的“京漂”,更多是一种心态。“你对这里有没有笃定的认同感,这很重要。”多年里,徐则臣难以心安,迷茫是常态。
     这期间,他结识了五湖四海的朋友,遇到了《西郊故事集》中的宝来、行健、米萝、张大川、李小红,遇到了办假证的,卖光碟的,打拼屡战屡败的,也遇见了他自己,木鱼。
     相比遥不可及的“大人物”,讨生活的“小人物”更容易受到社会风吹草动的波及,他们的困境是大多数人共同面临的问题。“他们更广泛、更敏感、更具代表性”,写他们,也是在写徐则臣自己。
     《如果大雪封门》结尾,木鱼和行健、米萝三人打牌,没找着黑桃A,木鱼双手一摊,哗一下子泪流满面。宝来走后,木鱼总有强烈的悲凉感。刚来北京时,徐则臣也常怀这种情绪。
     很多城市小说,徐则臣都写成了中篇,因为“想不明白”。他认为,短篇掌握全局,速战速决;长篇已知大于未知,用故事作长途旅行;而中篇近似于推理演绎,阶段性的三天两头遭遇同一个疑难,想不明白又不得不想。徐则臣将当下也称为“中篇的时代”,面对未知命运,人与城市的相互塑造影响,他在探寻和求证。所有的故事他都不知道结果,不知道去向何方,“不知道他们,包括我。”
     现在,他在北京安家落户,依旧缺乏踏实感,徐则臣认为这是“现代病”之一,与成功失败无关。以前他想的是怎样才能扎下根,才算扎下根。如今他想的是,是否有既定意义上的根,扎根是否有其必要性与可能性。
     朋友读《西郊故事集》落泪,问徐则臣:他们只能失败吗?
     徐则臣答:他们失败了吗?
     偶然机会,在西郊徐则臣见到了老朋友,厨师老班。相识大家都年轻,现在他已满头白发。老班是最后离开北京的,徐则臣问他要走了,什么感觉?他说,我觉得很好,想来的时候来,想走的时候走,挺开心。
     从2010年到2017年,8年时间徐则臣才讲完西郊的9个故事。现在他常半路下车,一人去那里转悠。废墟不见了,煤烟味不见了,南腔北调少了,很多棵树也彻底消失了。从形式到内容,西郊正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单行道上一路狂奔。
     小说《天上人间》的人物原型,有次搬家收拾行李,随手打开自己的故事,读到号啕大哭。整个阅读过程如同擦拭斑驳的镜子,他跟一个曾经茫然、勇猛、纠结的自己相遇了。
     年少时斗志满满,一路追逐下来,最终需要一份平静和安妥。“到世界去”之后,徐则臣发现,故乡变得重要了。在故乡看到的可能比在所谓“世界”看到的更多。“按照我过去对世界的理解,现在的故乡恰恰是那个世界”,徐则臣说。
     六年写完《耶路撒冷》,徐则臣在这部“中年之书”中厘清了故乡与世界的关系,也为“70后”书写了一部心灵史。主人公初平阳和他的朋友福小等人,经历了“到世界去”又“回到故乡”的精神寻找和成长过程,小说中的人物以及现实中的“70后”一代,在不断折返自证的途中,更新着看待现实与历史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给了他信心,至少在方法论的意义上。
     2011年一整年,徐则臣先行写好小说需要的十个专栏内容。接下来两年花在主体部分,他挖了一口接近极限的深井,“我觉得把小说写开了,小说也把我写开了。”
     六年里,徐则臣和人物一路同行到达终点。小说首尾相接,是一个圆。开始我们都想往外跑,离开故乡到世界去,后来发现故乡就是世界,绕一圈又回来了。结尾完全出乎意料,写作于他,是探究自我和世界的过程。跟着人物走,贴着人物写,“我相信他们能把我带到应许之地。”徐则臣说,小说早几年写不出来,写出来也不是现在的样子。
     徐则臣常觉得自己很分裂,向往故乡,又不停弃乡逃乡。每年回老家,过去宅着,现在带着录音笔,见不同职业和年龄的人,边聊边记。到世界去,并非因为不在其中,而是我们能够走出脚下的阴影,建构一个更广大而壮阔的世界。
     十面埋伏
     《耶路撒冷》用大量笔墨写北京,徐则臣依然觉得不够,作为看待世界的出发点和根据地,他需要更集中深入的探讨这座城市。原计划准备其他小说,有天面对满桌子的资料,一个感觉浮上心头:有件事得干了。写作常有不期而遇,徐则臣知道,那个未完结的北京来了。
     瓜熟蒂落的小说不能拖,2016年元旦,徐则臣摊开稿纸,在第一页背面写下“王城如海”四个字。题目由韩敬群建议,灵感源于苏轼的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最初没感觉,日久盯着看,四个字自由生长,从容自然地与故事接上了头。
     过去,城市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现在,徐则臣要把城市推到前台。他想看看北京意味着什么,对所有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它的现代乃至后现代,以及全球化下它与世界的关系。“一座城市的复杂性在于它身处众多关系中,这些相互印证或反驳的关系共同逼近了城市的真相。”
     小说异常艰难,很多次他都以为再也写不完了。并非写作本身,徐则臣遇到的是另外的难题。
     各种疾病和坏消息贯穿了《王城如海》的创作过程。动笔前96岁的祖父进了两次医院,无法陪在身边,徐则臣自责又羞愧。祖父是老私塾,被打成右派前是小学校长,平反时离休终老。在村里也算大知识分子,最心疼徐则臣这个唯一的孙子,自幼看护成长,悉心教导。
     在北京写作《王城如海》的每一天,都穿插着关于祖父病情的电话,最多一天打过二十几个。每次挂断后,他都得坐在书桌前冷静很久。春节时回乡拖着行李直接去了医院,二十四小时守着祖父。回到北京,继续书桌前的煎熬。祖父每况愈下,他时刻担心电话那头传来什么消息。写作断断续续、举步维艰,每次顺利接续下来都像是一场战斗。半程之后的《王城如海》,徐则臣没感受到丝毫写作快感。
     坏消息在这五个月里扎了堆。祖父尚在重症监护室,四姑又被诊断出疑似恶性肿瘤,六个小时大手术,化验结果没事。生死之战中,徐则臣终于胜了一局。四姑术后不久,父亲脚腕也开了一刀,卧床数日。每每坐在书桌前心绪不宁地面对《王城如海》时,他就想,这个小说是永远写不完了。
     创作过程正值北京旷日持久的雾霾,徐则臣四岁的儿子同故事里的小主人公一样,开始了严重咳嗽,每次刚有起色,天气变差又重蹈覆辙。作为父亲,他有种使不上劲儿的无力和绝望,甚至想过举家离开北京。
     徐则臣从未如此深刻意识到,正大踏步地走进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生活。写作《耶路撒冷》时三十多岁,以一个青年人的心态,认真想象并努力进入宽阔而博大的中年写作。现在不必费力了,“我已然中年,照直了写,大约不会太离谱。”小说里的雾霾正如他彼时心境:生活的确尘雾弥漫、十面埋伏。
     《王城如海》在一次次焦虑、无助、悲伤和恐惧平息后,一字一页用纸笔写就,“写作需要废墟,废墟成就职业的自豪感和尊严。”小说跟徐则臣走了很多地方,差点遗失在印度。参加国际书展,人落了地,装着手稿和笔记的行李丢了。凌晨才找回,徐则臣赶紧把它装进随身的双肩包里。
     手稿的失而复得像一个预言。坏消息席卷的几个月里,他多次动过撂挑子的念头,然而异国他乡都没丢掉,徐则臣觉得,那就不该丢。既如此,凡事都得过去,也都能过去——深呼吸,继续写。
     2016年5月,三稿结束。6月,祖父在家中去世。至此,《王城如海》完成了它记录一座城市的使命,徐则臣的中年生活也趋于平稳。儿子咳疾痊愈,四姑康复良好,父亲也健步如飞。
     回到写作,小说在心浮气躁、焦虑忙乱的状态下落笔,徐则臣承认有瑕疵,后期节奏过快,要再动笔来过。对作家来说,修改已完成的作品,比面对空白稿纸更困难。生活亦如此,需要一种勇气,未必破釜沉舟般决绝,更多仅是一个念头,十面埋伏也得破局。
     握住笔,和茶杯
     在韩国外国语大学讲座时,曾有学生提问,为什么作品中的主人公基本和作者年龄同步?
     写作对徐则臣来说,是一种认知生活的方式。多年来,内心文学标准不断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每个小说都在解决一个困惑。花街系列回望故土,北漂系列书写命运沉浮,《耶路撒冷》言说故乡与世界,《王城如海》探讨城市与个人,早年作品如《夜火车》《午夜之门》,投射了徐则臣成长时期的生命经验。文学为徐则臣提供了一个找寻答案的有效路径,作为重要思考手段,保留了他对当下生活的真实认知。
     徐则臣笔下的人物始终保持行动力。初平阳的姿态是寻找,易长安的姿态是逃亡,杨杰的姿态是奔波,秦福小经历漫长流浪,最终回到家园。写作日久,徐则臣发现无法原地不动地看清自己和小说人物,“必须让我和他们动起来,让所有人都走出去。知道去路,才能弄清来路”。徐则臣不敢说往前走一定如何,“起码姿态是积极的。停下来不动,就意味着自我放弃。”
     安静坐落在记忆中的“花街”一度是他的写作根据地。现在徐则臣想法又变了,“你得去琢磨 ,静态挽歌之后,如何再向前走一步,引入新的东西。”
     写作上,他是有野心的。作家李浩眼中,这个人善良,厚道,愿意毫无掩饰地分享发现。“唯独在写作上,略显不够坦诚。” 李浩知道,徐则臣的所有写作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极清楚每段文字、每句话的用意和效果,而且深谙心理学。”徐则臣很少在众人面前说起文学追求,低调地掩藏着,“但在小说中,这个野心袒露无遗。”李浩说。
     徐则臣看中写作的难度,也乐于挑战。因而当朋友提出单独写写运河时,他知道大活儿来了。自小生活在水边,有读者说,他的每篇小说都有运河的影子。认识越多就越立体,对它的疑问也越来越大。
     读了六七十本书,看了几十部纪录片,中国著名河道几乎走个遍,必须掌握足够多的田野资料,徐则臣才踏实。上一个大长篇《耶路撒冷》写了6年,《北上》写了4年,他提醒自己最多的一句话是:要坐得住。
     “跟别人我不比聪明,比笨。”之前小说写到中医和针灸,幼时随父亲在村里行医,大概知其一二,他不放心找了专业书籍,边看边冒冷汗,自此明白,文学创作可不仅是靠经验和想象。
     多年来,徐则臣的写作视角一直在变,《北上》干脆让一个意大利人在1901年从杭州沿运河启程。差异性大到一定程度,主体性就显现出来了。运河之于华夏文明有何影响?为什么那时中国是这个面貌?与西方有怎样的互动?徐则臣发现,得深入研究这个事了。
     作家自身如何看待历史,能否为读者提供新的视角?徐则臣尝试把史诗融合到主人公生命历程中,使之互为因果,有效契合。
     “我们习惯把大历史视作理所当然的强制性力量,必须臣服于它,跟它步调一致,这点我不认同。”他认为,个体和历史的关系,有时同向,有时逆向,这些关系最终会告诉你,你是谁。
     故事中,徐则臣唯一想成为的人是谢平遥,在两种语言之间奔波的翻译。生在那个年代,他很可能就是谢平遥。“入世无门,出世又不甘,那种无力感对知识分子伤害极大。”反过来想,如果嘴皮子都不耍了,岂不真变成了动荡时代下一个沉默的零件。
     “如实说出真实感受,这才是你跟历史之间应有的关系。”他赞同美国作家索尔·贝娄,谈论任何大事都先从自身开刀,“我们谁都无权置身事外地看待和批判历史。”
     对于历史,徐则臣极其严谨。青年批评家行超谈到,他的作品充满“实”的力量。一方面来自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另一方面来自详尽且精准的细节——“涉及陌生领域,他都有一种学院式的、考古似的热情”。
     八国联军行军路上,同一时间地点,资料里一个法国人写下小雨,另一个英国人写下大雨,他把两种记录综合起来,写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雨大还是雨小,涉及他们是否要躲,躲在何处。有义和团出没,怎么找水喝?”根据确切记载,士兵每人都带着过滤器,徐则臣在小说中也完全还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陈玉成是徐则臣多部作品的责编,“他对语言有很高要求,会字斟句酌地较真一些琐碎问题,尤其在知识细节方面。每个标点、每个文字,都要有出处和考证”。
     “我们总觉得作家是主动的,写完了一推,就没关系了。”现在,《北上》反过来逼他接着清理那些未解决的问题。他也日益发觉,一个写作者,终究要与植根于历史土壤的文化传统对接。
     徐则臣跟着作家莫言读博士,这令人没想到。都知道他热爱外国文学,作品读了个遍,能滔滔不绝讲上几小时。人到中年,却对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生出了前所未有的激情。
     有时候,他会想象在一个小院子品茶冥思,说不清缘由,似乎40岁之后自然走向了中国古典精神生活。他不饮白酒,从生理上排斥,莫言说,敞开自己,不要过于抗拒。自此,徐则臣偶尔也小酌一杯。他觉得是自己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改变了,“有些认同感回来了。”
     很多作家到了年纪,作品开始有意识地往回走,找寻精神来路。这种回归,徐则臣视为文化寻根的隐秘冲动,“文化是文学的源头,只有它才能最终确保我们是我们,而不是别人。”
     一次文学论坛上,老一辈学者谈起中国文脉如数家珍,青年作家们谈的则多是西方经典。此后,徐则臣常问自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脉在当代写作者这里怎么接续,又该向何处去?
     他大规模增加古典文学阅读,也在小说中频繁涉及。《耶路撒冷》的书法和水晶玉石;《王城如海》的戏剧;《北上》中的京剧淮剧,以及考古瓷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学不能失去其独特性和差异性,“如何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是当前文学创作亟须面对的问题。”道阻且长,译介也有障碍,但徐则臣认为值得做,也必须做,“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故事。”
     梁豪觉得徐则臣身体里有古老野生的东西,又有极新极文的东西,“从心所欲不逾矩,两头都落实了。”对年轻作家,徐则臣主张寻找可能性。“文学没有对错,只有合适。”他不太愿意谈风格、瓶颈类的大问题,作家没那么容易随便遇上。“年轻不要画地为牢。试错又如何?人生苦短,写作时间是足够的。”
     2022年的一个对谈中,记者问,想在文学中建构的乌托邦建成了吗?
     徐则臣答,刚刚开始。文学上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有一天,把所有文字归拢到一起,我会看着它们说,差不多了。
     时间倒回三年前,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时,徐则臣正进行新书采访。微信、短信、电话铃声一股脑涌进来,他没有接,直接按掉。
     “有结果了?” 大家关心。
     “没什么,继续采访吧。” 徐则臣说。
     (注:部分资料参考过往访谈内容,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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