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自1999年发表第一篇文章算起，今年已是安宁写作的第23个年头，而这位在泰山脚下长大的女作家亦在这二十余年中从泰安走到了济南，从济南又走到了北京，直至在青城呼和浩特落脚。考学、深造、成家、工作，安宁始终步履不停，与此同时她的文字也没有一时一刻停止过对于意义的追寻——之于安宁，这意义或许正在于她笔下涓涓流淌而出的，由那些最细小、最微不足道之物所构成的广阔人间。
    《草原十年》是安宁继2021年发表的散文集《寂静人间》后的又一力作，它整合了2010年后的十年间作家对于一个草原小镇的观察、体验和记录，以十五万余字的长篇散文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在他的名作《浪游者》中写下这样的句子：“时间就这样暗自主宰，离合聚散。”［１］在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中，十年不可谓不长，风物沧桑，人事易变，唯有时间能毫不费力地雕刻又抚平这世上所有或深或浅的痕迹，再以离去和衰老提醒你我。可以想见，这部《草原十年》的萌发或许在安宁落笔之前便早已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就像安宁自己所说，她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最美好的十年时光均在此度过，是草原最终留住了她这个流浪的灵魂，使她心甘情愿停驻在此，并为之虔诚书写。相比于作家此前创作的多部散文集或纵情乡野日常、或回溯童年记忆、或流连人间烟火、细微生灵，《草原十年》的文字中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广阔气度，其中经历了作为异乡人的“我”以他者之身份抵达草原，接着逐渐熟识、理解和共融的过程。尤其可贵的是，草原空间之于作家，最终没有仅止于“第二故乡”的意义，而是提供了超越故乡书写的可能性——发现异乡、选择异乡，最后实现精神异乡的复活。
    愈长篇幅的散文写作愈仰仗“人”的存在，人和人的情感好比筋骨，为散文提供贯穿整体的核心支撑。《草原十年》中的“人”有两重体现：一是作家没有单纯地浮于表象来描摹景致，而是深入土地、身处其中，借由草原人事凝聚情感、抒发情感；二是它以近于日记体的形式写就，作为叙述者、亲历者的“我”，在十年的草原书写中也同时经历着个体心灵的成长与蜕变。“我”真切地体感着草原上的种种，忠实地记录草原十年间对“我”来说或平常或奇异的每个瞬间。
    这部新作名为草原，但实际上该草原意象全赖与这片草原有关的人、与这些草原人有关的事和草原上的万物生灵加以建构。首先是女人。文中关于草原上女性的书写着墨颇多，在此将女人置于男人之前，为的是呼应作者对于草原女人们的赞美与敬意。无论是阿妈、凤霞，还是萨日娜、金花女人和巴特阿妈，她们所组成的人物序列与她们身边孱弱的男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既有勤劳、坚韧、宽厚、仁慈的内在品格，又有敢爱敢恨、热烈奔放的恣肆生命力量，这是有血有肉的草原女人们独特的一体两面。安宁笔下的草原女人们从不在这方天地间畏首畏尾地踟蹰不前、过多思虑，遵从内心是她们的生活哲学。她们会为了新奇的玩意儿把身上的钱花的精光，她们会尽可能地把生活中的一切事件付之庆典，她们还会不假思索地决定出走或者留下，甚至粗心大意地决定爱恨。其次是草原上的万物生灵。它们是天空、草场、雪原和伊敏河，也是小狗花花、小猫嘎塔、牧羊犬朗塔和始终陪伴草原人的牛羊，面对草原和草原人的全部给予，它们也各有各自的生存方式。在这种叙述中，草原被无数小生命、小概念以个体面貌活化，具体微小事物所反映出的品格与意志共同造就了了草原的宏大特征。同时，安宁关于这些对象的文字时常让人忘记她所描述的并非人类，她把自然中的一切抬升到与人相同、甚至高于人的位置上——诚然，站立在广大草原的面前，人凭何确证自己为万物灵长？又凭何证明自身高于万物生灵的至上地位呢？显然不能。草原对生长于这里或是抵达这里的事物一视同仁，它只是静观一切、包容一切、理解一切、悲悯一切，又无时无刻不在以浩瀚的伟力感染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存在，涤荡着它们的灵魂。
    故乡永远是个体生命梦萦魂牵的圣境，对于创作者、对于作家来说尤甚。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迟子建的北极村、李修文的江东，甚至黎紫书的怡保，故乡不单单是身体生发之所，在某种意义上也标识着精神启程的原点。但对于视野与足迹愈发开阔、离乡与流散渐成常态的现代人来说，所谓故乡也许不止一个。故乡的概念正在高速推进的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逐渐模糊，人的长久稳定居所正在向临时的歇脚地不断妥协，正像虹影在《上海之死》的后记中所说：“人们来了又走，从来不变的，是旅馆依旧。”［２］这似乎变成了某种现代人的流浪寓言。“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３］为其所诱惑的海明威就这样花费了六年时间去读懂他的巴黎。原初的故乡是个体自身无法决定的，但异乡却更易实现自我选择。
    如果说前作《寂静人间》完成了作家对原初故乡的回溯与告慰，那么在《草原十年》的写作过程中，一种显著的转向已经出现，即作者第二故乡——他者故乡的出现。安宁无疑是以确凿的他者身份进入草原空间的，这里的人、这里的语言文字、这里的自然环境，对于作者来说，这块绿色大地上的全部事物无疑都将激起好奇：这里的人们对于古老传统的固守、对现代城市所保持的警惕、狂欢化的生活方式等等。把牛羊视若珍宝是草原人独有的价值衡量标准没有储蓄习惯，购物只选贵的是草原人的财务管理习惯，日常生活中家家户户的每件可乐事均要做到穷尽风光，这是草原人的处事度日风格......凡此种种无一不在吸引着作家对于这块进行草原更加深入地感知和探察。
    从初见时的惊奇、不解，到体认和接受，作者的视角渐趋贴近草原，感知距离亦渐趋缩短。例如在对游客组队乘房车来到草原旅游事件的叙述中，作家“从草原出发”，立足草原审视都市。目击了那些从现代文明中走来，却不肯放弃哪怕一分一秒的物质享乐来好好感受自然之美的人们。在这种书写下，本作为他者的作家凭其对草原的强烈体认，实现了对一种异乡的发现与再选择。彼得·汉德克在中篇小说《缓慢的归乡》中塑造了一个“不是孤独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没有世界的孤独”的主人公索尔格。索尔格的孤独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来源于写作者汉德克所处的“无依”困境：个体生存空间的缺失与自我存在的飘忽不定。归返欧洲故乡的过程无异于再临异乡，当然，这种归乡是缓慢而不易的。在《草原十年》中，也可以看到作家为达成类似效果所作的漫长努力——对于现实生存世界的严肃审视与反思、自我位置的重新标定。
    再进一步地，由于他者身份的真实存在且无法彻底摆脱，也使得安宁的写作兼具了草原主体与草原他者的双重视野，亲近又疏离的位置赋予了作家把握草原精神实质的极大自由。在被誉为中世纪欧洲艺术指南《知识论》（Didascalicon or On the Study of Reading）里有一则题为“论异乡”（On a Foreign Soil），其中有文字写道：“那个稚嫩的灵魂把他的爱固定在了世界的某个地方；那位强大的人将他的爱延伸到了所有地方；而那个完美的人则熄灭了他的爱。”［４］换句话说，若要真切了解我们所处的故乡、所在的世界，就不能不离开熟悉的文化土壤，唯有这种超脱与宽容的异乡性才能使精神独立和理性认识成为可能。
    作家在草原获得了长久漂泊之后难得的心灵宁静，这是剥离了依赖、狂热后的宁静，就像草原给予的至高启示一样：任其发生演变，不作任何解释和说明。对于草原的书写终于摆脱了特定的文化视野与身份认知，在最普遍意义上抵达了对终极存在的关注。十年行走、十年追问、十年来一次次深入这里又离去，安宁仍然不属于这片草原，甚至她也不属于任何地方。草原和任何故乡一齐组合、复活起了她的文学异乡，而她，只是保持距离、长久驻足、永恒凝望。
    
    参考文献：
    ［１］【德】荷尔德林：《浪游者》，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
    ［２］虹影：《上海之死》，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96页。
    ［３］【美】海明威：《流动的盛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４］The Didascalicon of Hugh of ST. Victor: A Medieval Guide to the Arts，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erome Taylor，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p.101.
    （作者简介：王哲宇 ，1999年生于黑龙江，现居河南。文学学士，西南大学戏剧与影视学硕士在读，从事电影理论与批评、文艺美学研究，兼事创作。以笔名“握瑜生”为多个平台撰写电影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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