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是中国诗歌语境中一个充满神秘的“意象”，它所具有的“西部”特征是诗人向往、言说和进行“他者”叙事的一条精神通道，由西向东，或者由西向西，在这片神奇的诗歌秘境中，“西部”无疑成为诗人与诗歌理想的精神实体，世界化身为人，在自然与身体相统一的隐喻中，映照出人类思考的深度。
    作为中国西部代表诗人之一，彭惊宇的诗歌具备这些西部要素、诗化功能和意义建构的基础，他将新疆经验的书写升华为一种抵达和使命，同时又为当代诗歌增添了场域特征和人文意涵，构建了具有“广阔性”精神特质的“新西部诗学”。
    空间诗学的意识营造与生成
    人生的出发地并不一定就是诗歌的起点。彭惊宇幼时随父母由川入疆，军垦落户，在由梭草、芦花、黄鸭、柴垛、棕熊、苜蓿、野菜、狗獾、红蟾蜍构成的“下野地”，天天与泥土相拥抱，其身体已成为“下野地”的一个构件。
    彭惊宇的诗性叙事兼具诗学与伦理维度的自我形塑空间，从这里开始打开，进而展开为主体性与他异性之间、由家园拓展为边疆广阔空间的场域描写与家园叙事。有诗为证：
    风吹草低呵，现出那轮苍蓝的太阳
    一只麻色蜥蜴在旷原举头遥望
    ……
    白茫茫的雪原，父亲们点燃的火堆
    在西岸干渠上燎红一道火光的长龙
    他们呼喊着号子，挥起锃亮的铁镐
    热气蓬蓬的头帽和鬓发结满浓密的霜雪
    “下野地”是荒凉的，但也是诗性的，无数的童年物事在彭惊宇笔下，成为揭开诗人生命存在的事件，承载了诗人的自我意识、自我认知与自我想象，生命的张力与诗歌的张力同时在不同人生旅途中铺开。生命的张力来自下野地，准噶尔的春天，卡拉麦里的雪，帕米尔高原的圣火、杏花、李花、苹果花、海棠花等等。凡有花朵之处，皆有人间的快乐和痛苦。“我散漫而又温热的内心，似有猛虎正在细嗅野蔷薇花的芬芳”，这是彭惊宇至高的精神体验，“似有猛虎”穿梭于边疆之地野花杂草的意象之中。它们现实主义的精神造型，让我们可看可触可感诗人的形象——雄劲，苍茫，幽静，这是彭惊宇的空间诗学从另一侧面散发出的生命与诗意。
    诗歌形象不是依靠推动，彭惊宇在诗中展现的边疆军垦之地，并不以回声的方式呈现出来，相反，他将苍茫野地中的物事形象以诗歌意象的某一种突然巨响反射到诗句中，因而成为一种特有的存在，一种持续的存在。这从彭惊宇诗集《苍蓝的太阳》《最高的星辰》《西域诗草》的诸多诗篇中可以看到。
    “在结满凇晶的荒草中∕哈萨克羊群，一片拱动的∕灰白石头。它们时而抬起∕那些瘦小、沉静而又沧桑的脸颊”“盐碱像是永恒的残雪，补丁似的∕连结着它每一个荒芜的春天”“我们曾用红领巾、书包和土坷垃∕……占领过的沙枣树，它们纷繁的枝头”“那只久久孤鸣的蟾蜍，蹲坐碱水边∕正用苍凉苦涩的情歌，夜夜漂泊它自己”……
    诗人在貌似平静的叙事中，突然以“回响”的方式拉响往事降临的警报，将“哈萨克羊群”形容为“一片拱动的∕灰白石头”，描述“盐碱”残雪“补丁似的”，描写“红领巾、书包和土坷垃”对“沙枣树”的行为是“占领”，又将“蹲坐碱水边”蟾蜍的孤鸣，反向表述为“漂泊”自己。赋予蟾蜍以自然与人生的双重人格，是彭惊宇将回忆中的物事视为一种现象学的结果。他努力避免个人化阐释与单纯的回忆，在诗歌中实现了形象的跨主体性。因此，彭惊宇从童年的新疆经历中抽离出诗歌想象力的突变行为让主客体彼此映射，形成一种新的精神现象的空间诗学。
    无论描写边疆地区的物事，还是自我心灵的放逐与追忆，彭惊宇坚信灵魂可以开创出一首诗。灵魂与精神是不同的，灵魂属于彭惊宇的身体，精神属于新疆大地。与灵魂相对应的诗歌，是诗人使用语言揭示生命中痛苦或快乐的瞬间、意识和情感。他基于新疆大地的叙事或歌吟、记忆和回味，都是以诗的名义发言，包括源头、激情和内在意义。
    在诗歌中，当灵魂与精神两极对望时，灵感与天赋的辩证法就诞生了。在一些诗歌中，诗人的灵魂坚定地呈现，如“暴马丁香盛开了，那是千万匹暴烈的白马∕刹那间回首止步，定格成硕大而繁多的花序”“银灰色的草原，敞开了∕母亲般恩泽而又辽阔的胸襟”“夕阳，淌开血酒∕宛然一段红鼹鼠的河流∕置立我石化形体的浮标∕于苍茫时刻的幻境之中”。
    皮埃尔-让·茹弗曾说过：“诗是开创形式的灵魂。”在彭惊宇的诗中，灵魂标志着开端，显现了人与自然界原初开创的力量。按照皮埃尔-让·茹弗的思路，我们可以将彭惊宇的新疆叙事视为中国“新西部”空间诗学的一种实践。
    彭惊宇在构建“新西部”空间诗学的过程中，并不基于新疆地理的广阔，而着重于诗意空间的营造、自我心灵之野的扩展，以及与读者共构一种思想方式和精神家园。从《北疆的雪》到《南疆之路》，从《北碱坡》到《哈萨克冬牧场》，从《吐鲁番葡萄》到《火焰山下》，从《艰难的棉花》到《看昭苏油菜花海》，从《北湖的月光》到《帕米尔高原的圣火》，诗人始终没有将新疆的物象记忆作为诗歌中纯粹的意象，而是在原则的概念或“基础”的概念上重构一种诗歌中的心理现象，形成诗的哲学。
    诗人在从千变万化的“意象”中，抽离出诗歌想象力的突变行为，通过“回声”的方式，在读者与诗歌之间形成“回响”。与“回声”不同，“回响”在哲学思想中能够实现存在的转移，让诗人的存在变成读者的存在。
    因此，彭惊宇的诗歌在我们心中激发了层层波涛，让我们从诗与哲学的两个方向朝向精神的丰沛和灵魂的深度，感到一种诗的力量在内心朴素地涌起。
    这是因为彭惊宇的诗歌具有“使我们感同身受”的力量，其中营造的意象已在读者心中扎下了根，并且带给读者一种真诚的冲动。哪怕是一种仰慕的微微震动，都能使人长久驻留或思考。
    西部地理中的经验书写与意义转向
    作为中国西部诗人，彭惊宇的诗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人文背景。尽管这些特征或背景以“回响”的形式出现，但并不妨碍我们从诗歌形象上进行精神分析。
    彭惊宇那些曾经单纯的游戏、转瞬即逝的经历，已不再具有激情和心理学上的意义。在人们料想不到这类形象具有诗的意义时，诗情就出现在了那里。还有那些成千上万喷发而出的意象，创造性地居住在诗人的西部地理空间。
    彭惊宇早期的诗集《西域诗草》，几乎都是写新疆的。后期的两本诗集《苍蓝的太阳》《最高的星辰》，主要诗章仍然属于新疆，确切地说，属于整个中国西部。中国西部有着太多的魅惑，也就是诗情之处。长于斯、工作于斯的彭惊宇，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写诗，根本不需要打草稿。因为，这片大地每一个意象的出场或在场，都蕴含了拥抱灵魂的现象。
    诗人曾有自述，他走向写诗的过程，是因为父亲不经意的诗教，以及高中时偶尔读到的《艾青诗选》。艾青的名诗《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使彭惊宇受到土地、诗歌、爱与命运的多重洗礼。最后他在艾略特的《荒原》里找到另一个精神的故乡。彭惊宇创作了多首“荒原”诗篇，《少年的荒原》《夏日正午的荒原》《月色荒原》《荒原狼》等，在这些诗中，“荒原意识”已成为诗人不可割舍的“西部情结”。西部精神正是彭惊宇心中变动不居的存在，任何表达都使他变动不居。
    诗人自小生活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屯垦农场，浑茫与苍凉、孤美与豪放、守望与出发，不断在诗里冲突徘徊，仿佛打开一道自然界的生死之门，任由万物进出，“让荒原张开了碱蒿的毛孔”。“一条扁平的灰白巨蟒”“一坛红祭酒”“桃核纹的脸”“一群沙獾似的野孩子”，描写和比喻大胆而绚丽，有着“印象派”油画的笔触，专注于意象的深层开掘，唤醒读者内心经验的细微之处乃至某种极限经验的体验。
    勒内·于热曾毫不掩饰自己对鲁奥作品的喜爱：必须把自己投到中心、内心、圆心中去，在那里一切都获得了源头和意义，正是在那里我们找回了那个被遗忘或者说被抛弃的词——灵魂。对于彭惊宇以新疆为中心的“新西部诗”，我也难掩喜爱之情。
    彭惊宇用笔丈量着新疆大地，也用心灵擘画出诗情画意。博大与精微，壮阔与深沉，苍凉与蓬勃，同时在他的诗中铺开。彭惊宇荣获“昌耀诗歌奖”时的一段授奖词，直击这一现象：“他在广袤无垠的新疆大地行走，用心触摸西域雄奇壮美的河山、波澜起伏的历史和瑰丽浓郁的风土人情，这一切，成为他自我思想骨骼生成的重要元素。”
    诗人在诗中回忆过的“下野地”，从物质上喂养了他；而艾青、昌耀、普希金、叶赛宁、埃利蒂斯、帕斯、罗伯特·勃莱、艾略特从精神上喂养了他。彭惊宇的诗歌，源于自然与人生的本原，但指向了世界的深度，在新疆大地上构建起奇特的空间诗学。
    彭惊宇诗歌继承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新边塞诗”的传统，但是有自己独立的诗歌追求和意义转向。他的诗句并不落入简单的描摹或叙事，而是用一种破坏原始想象力的方式，顺着句式的起伏不定，在一次表达的瞬息和即逝感的生命中行进。他的每一句诗歌表达，哪怕不具有生命要素，也能使整首诗歌的生命更加强健。
    诗歌将语言置于突现的状态中。于是乎，诗人笔下新疆大地的意象充满生命的内涵，勃勃生气映现于人们心灵之中。同样是描写太阳，在不同的诗中，彭惊宇的诗歌想象力对传统思维具有不同的破坏力。《夏日正午的荒原》中写道“骄阳，宛若一头∕怒火中烧的豹子”，在这样盛怒的“豹子”面前，徘徊于荒原上空的则是“几朵变形的牛羊”。《沙门子》中的“太阳”则被诗人描述为“一只分娩过无数沙蜥的巨卵”“停伫在古尔班通古特一望无际的沙梁之上”，正当诗人“老电影似的回放自己的青春时代”时，“像个自陷囹圄的老囚”，“而此刻，太阳已完成从卵到蜥的过程”。
    “太阳”作为一个巨大的喻体，已被诗人灌入生命浓烈的主体意识，他将看似比较独立的意象或单纯的隐喻发展为一个语言空间，相当于精神在与自然打交道时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自由。把想象力当作人性中的一个主要力量，突出了诗歌在当下令人惊奇的状态，并在本质上向上生长为开放的思想，因而达到自由驰骋的境界。
    自我与他者：两种“广阔性”的融合
    彭惊宇基于西部地理经验的书写，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活动，诚如皮埃尔-让·茹弗所指出的“没有绝对的创造就没有诗”。彭惊宇并不追求客观镜像意识的表述，而是将诗歌形象作为具有成因的心理事件，在可感知的范围内为它寻找合法化的诗意创造路径，并且确定诗人在诗歌写作中的位置和角色。
    因而对彭惊宇诗歌中的自然意象不可孤立看待，不能因为一些意象闪耀其中的诗句甚或诗节已生成内心空间形象，就忽略对由此形成的诗歌场域的探析。这种场域不是由生命经历的语词所具有的单纯冲动穿越并编织而成，相反，我们看到彭惊宇的诗句总是运动性的，各种意象在诗句的行列中流动，它激发了想象力，仿佛想象力创造出一根根神经纤维，牵动着读者。蓬塔利斯曾将这种现象称为表达现象学，并希望人们牢记“说话的主体是整个主体”。
    诗人作为说话的主体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如果这一主体不是毫无保留地出让自己，读者就不能进入形象的诗意空间。彭惊宇在诗歌中毫无保留地奉献了大量的新疆意象，诚然一部新疆植物学辞典。梭草、蓟草、老鹳草、邦扎草、针茅、芦花、金盏花、苜蓿、黑蒿、香蒿、马先蒿、骆驼蓬、猪毛菜、大芸、雪莲、矢车菊、胖姑娘草、暴马丁香、吐鲁番野葡萄等等，这些植物在诗中长出了自己的想象力，陪伴诗人陷入长久的沉思之中。
    空间诗学需要有大与小的辩证，彭惊宇将这种辩证法用“缩影”和“广阔”两个符号加以表达。诗中出现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黄鸭、狗獾、红鹳、灰斑鸠、羱羊、星鸦、黑羽鸟、乌鸫、沙蜥、梭梭蝉等，小小的它们与广阔的天空、空旷的原野相对应，带来“反题”的思考。
    新疆的“广阔”在哪里？在读者心中，在这些小动物身上。新疆草原上还有无数飞驰的骏马：紫骝马，黄骠马，黑褐马，银骢马，枣红马，鼠灰马，雪青马……开放性的“广阔”呈现在这里。广阔性已属于梦想的一个哲学范畴，诗人的想象力为新疆增加了无限“广阔”的含义和“思”的性质。
    “世界很大，但它在我们心中深似海”（里尔克），彭惊宇诗歌中的“广阔性”同样让我们感到“深似海”。为了获得诗的内部与外部两种空间的交换体验，苏佩维埃尔深入南美洲大草原，特意骑马跑了很久，后来写道：“正是由于过多的跑马和自由，还有那不论我们怎样绝望地奔跑都一成不变的地平线，大草原对我来说就像一个牢笼，比其他牢笼更加巨大的牢笼。”
    是啊，草原的“广阔”犹如一个“牢笼”，草原空间对于诗歌来说，仅仅是个内部空间，当诗人通过地理中的经验书写，将草原当作人类精神的驿站，一道需要重新打开的门，苏佩维埃尔笔下的“牢笼”感便顿然全无，草原的“广阔”就有了深度。彭惊宇关于草原的诗歌，贯穿着艾略特的“荒原意识”，兼具东方与西方的双重象征性。
    彭惊宇的“自我”是西部的，融入了新疆的万事万物，它像梦想一样，总是以相同的方式开始，从“自我”到“他者”，又以中国传统哲学观透彻地照亮世界，因而使这种梦想呈现出最初的宁静。
    他的诗歌场景描写不追求锣鼓喧天的复杂景象，只让形象产生一种流变过程，等待想象的现象自行建构，再用一种广阔性的现象学把我们带到边疆地区，交还给高原的想象意识，在每个人心中实现想象力的多层突破。这是彭惊宇在诗歌中进行传统意识到现代意识的自我开掘。
    同时，彭惊宇又将“自我”作为新疆大地的“他者”，用客体的眼光重新打量经历过的物事，引领读者超越原初的世界，开启新的梦想之旅。于是，被他引领回高原，一个使事物放大之后的“新自然”。埃利蒂斯、帕斯、罗伯特·勃莱、艾略特等诗歌的现代派意识，启发彭惊宇将内心的广阔性赋予新的表达和意义，他将个人生活空间拓展为诗意的语言空间，再将这一语言空间与世界对接起来，让人们体会到“广阔性”与内心的深层关联，补足诗歌形象与世界关联的深层想象力之缺失。
    “广阔性”无疑是彭惊宇一个不可穷尽的诗歌主题，与波德莱尔最具特色的词语“宽广”精神理想相通，诗歌情怀共享。中国当代“新西部诗”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相似的身段，使“新西部诗”拥有了更广阔的前景。按照波德莱尔“民族，宽广的集体性存在”的说法，彭惊宇的诗歌毫无疑问体现出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性存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他的“新西部诗”就是中国边疆地区的一种诗歌宣言。
    在哲学的范畴内，“广阔性”这个词可以把相互矛盾的东西收集到一起。在诗歌中，彭惊宇一次又一次“重返人世”，或许是因为“旧时的屯垦营垒”，仍然生长着“一片烟墟般的大地之根”，感受到“草虫唧唧，蟾蛙在旷野之腹沉沉低唱”。诗人在艾比湖畔，目睹了“天鹅折颈而死”，聆听了“它的绝唱”，感觉“是一支悲怆曲”——这里可是令人向往的“西域仙境”，是“神的后花园”，是“最后一片人类心灵的净土”啊——彭惊宇诗歌“广阔性”的深度空前呈现。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广阔性不仅是诗人内心空间的维度，也是“新西部诗”精神旷野的维度，二者可以交替，但不可置换。诗人借助物事与我们“说话”，我们就和这些事物有了某种深层联系，就如范·登·伯格所言：“我们持续地经历着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是反思所不可能解决的。”这位博学的荷兰现象学家的话，使我们在研究彭惊宇诗歌“言说”的存在现象时深受鼓舞。
    慢慢地，广阔性让我们看到诗歌的原初价值，让我们以梦想者的姿态体验到“广阔”的意味，于是我们就能自己摆脱生活的烦恼，抵达梦想的绝美之地。彭惊宇诗歌的使命就是成为中国西部广阔性的镜子，换言之，广阔性在他的诗歌中获得自身的意识，这也是波德莱尔的诗学思想。
    “广阔性”总能唤起一种安详、平和和宁静，传达出一种至关重要的诗歌信念，在缓慢的沉思过程中，我们能体验到词语内在的广阔性。所有关于西部的博大词语，都被彭惊宇当作开启世界的一把钥匙，用来打开自然和人类灵魂深处的双重宇宙。
    彭惊宇的诗歌具有深层意象诗的特点，他大胆吸纳超现实主义诗学来对抗过于清醒的智性写作，力图恢复诗歌与生命、西部与东方的同构关系。因此，他的诗歌部分保留了艾略特的理性意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将东方道学思想悄无声息地融入诗歌中进行修正，与其呼应，并以开放稳健的态度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之间寻找到一种新的发展路径，进而书写出属于自己的“新西部”空间诗学。
    被称为“边塞诗人”的闻捷，在《吐鲁番情歌》中，以“他者”身份描述了男女一起劳作的欢快场面：“马奶子葡萄成熟了∕坠在碧绿的枝叶间∕小伙子们从田里回来了∕姑娘们还劳作在葡萄园”。而“新西部诗人”彭惊宇写到《吐鲁番葡萄》时，却将吐鲁番葡萄当作另一个自己，精神的舞者：“吐鲁番葡萄，是太阳的火焰之手”。而这“火焰”属于“他者”对“自我”的观照，是彭惊宇“燃烧的红马鞍”，骑上它以后，整个西部高原犹如“殷红的血迹滴答在盐枝上”，站在“日月的瞳孔里”。
    【作者简介：金肽频，艺术评论家、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师范大学兼职研究员、安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曾参加《诗刊》社第17届青春诗会，诗歌《与一朵白莲的距离》入选《大学语文》课本（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曾有数十首诗歌收入中国作协创研部及《诗刊》等主编的年度最佳选本，出版诗集五部《圣莲》《花瓣上的触觉》《金肽频诗选》《鲸脊与刀锋》《夜修辞》，主编《海子纪念文集》（四卷本）、《安庆新文化百年》（七卷本）等2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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