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作者梁晓声凭借《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等作品成为“知青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长篇小说《人世间》在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被成功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收获了一致好评。小说以周氏三兄妹“下乡”事件为起点，展开了时间跨度大、人物数量多、叙述节奏缓慢的日常故事。平凡的生活、社会环境的变迁与小说中人物的复杂命运交织，形成了《人世间》这部作品的主干。就目前的研究和评论来看，学者们大多聚焦于“现实主义”、“世俗化叙事”、“家庭温情伦理”等主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对作品中女性角色的研究并不多，且基本局限于对女性人物性格及命运的梳理，未能深入探究人物背后隐含作者的写作心理。梁晓声作为一位男性作家，在对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命运和生活进行想象性建构时有所缺失，在叙述女性角色与家庭关系的联结问题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俯视”视角，对“自由女性”的定位未能脱离“爱情”的俗套，对女性“受难”的关注仍保持着固有的男性思维。这种男性视角下的女性书写突出表现在郑娟、周蓉等典型人物身上。“美丽至上”、“爱情至上”和“家庭至上”是小说中隐含作者借助女性角色的书写传达出的女性观，梁晓声作为一位男性作家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于女性角色的自我判断与审视。“贤妻良母”是郑娟的代名词，而“自由女性”是作者从始至终给予周蓉的特定头衔。然而，这两位性格和命运都截然不同的女性，在小说中却同样被审视、被观看、被评价，命运指引她们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但男性的视角却从未离开。
    一、美丽至上：男凝视角下的女性命运
    女性与男性除了生理结构的不同以外，还在外在形象与内心敏感度上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美”是一个广泛的定义，但一般并不常用于形容男性，而专指女性的美貌，这种现象在男凝视角的作品中表现地尤为突出。男性作家几乎不会刻意标榜自己的男性身份，而是尽量以平等的姿态进行小说写作，他们自认为自己做到了客观、冷静，却忽视了性别的背后存在着“审视”的传统：男性是观看者，而女性是被看者。在这种性别的审视与被审视的过程中，“受难女性”是男性作家格外青睐的一种人物类型，如李玲所说：“让女性受难是男性现代叙事的必然安排”。在男性作家笔下，女性时常被欺侮、被强暴、被唾弃、被蔑视，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受难者”，然后吸引男性的注意和同情，进而被男性“拯救”，和其组建家庭并为之生子，人生才会因此而变得平稳有序。《人世间》的作者梁晓声也没能完全摆脱这种男凝视角下的惯常写作模式。在他的笔下，郑娟俨然是一位“受难女性”的典型代表，从一开始出场，就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年轻女性，而后被周秉昆“拯救”，二人组建家庭，结婚生子，但日子过得并不平稳，上天似乎总觉得郑娟受的苦不够多、不够大，又让她经历丈夫入狱、中年丧子等一系列遭遇。小说中写道：“她不像春燕，春燕有心机，她绝没有。她不像吴倩，吴倩太小心眼。她也不像于虹，于虹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总怕自己在什么事上被人算计了，吃了亏。而她几乎没什么防人之心，若对一个人好，便处处先考虑他的感受，宁肯为对自己好的人作出种种牺牲。谁和她聊天也长不了见识，她根本就没什么与文盲家庭妇女们不同的见识，也没什么人情世故。”郑娟是单纯善良的女人，既没有“小心眼”，也没有什么“防人之心”，可正是这样一位女性，却频繁遭遇人生变故，细究其根源，其实她背负的痛苦时常与她的美貌相伴。
    郑娟一开始成为“同妻”，就象征着男凝视角下的悲惨命运正式开始。而后，从“被强奸”到“被拯救”的整个过程都伴随着男性的参与。在郑娟的思想形成过程中，父亲的角色是空缺的，她身边唯一的异性就是眼盲的弟弟；而在她性意识的不断发展过程中，男性并未给她带来什么美好，而是作为侵略者闯入她内心和身体的纯洁领地，以占有为目的将她“捕获”，这对于青年郑娟来说是一次信任的摧毁和精神的打击。伍尔夫曾对男凝视角的写作给予锐评，称“现在的男性只用大脑中男性的一面写作。”的确，从郑娟的个人经历来看，她的痛苦从遇到男性（涂志强、“棉猴”）开始，又因遇到男性（周秉昆）而获得“拯救”，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郑娟是被物化的，她没有一个独立的内核可以与世界抗争，于是被迫成为了“受害者”。在婚恋关系中，女性充当的是棋子的角色，“妻子”即“棋子”，美貌是她们天生的利器，也是唯一能够使自己获得“拯救”的东西。
    在《人世间》中，“美”由男性来主导、判断和定义。周蓉一直是个“大美人儿”，有很多男生倾慕于她，而郑娟因美色而失身。女性是否美丽不取决于自己，大众审美由男性的偏好决定，周秉昆对郑娟的“第一眼”印象就是基于男性的原始冲动而产生的占有欲，他第一次见到郑娟就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郑娟是美的，她的美太出乎他的意料，而且恰是他所朝思暮想的，在现实生活中还不曾遇到过的那类女性的美。”“眼前的郑娟有张娥眉凤目的脸，像小人书《红楼梦》中的小女子，目光里满是恓惶，仿佛没怎么平安无事地生活过似的。她的样子，会让一切男人惜香怜玉起来，周秉昆当然也不能例外。”像很多男人一样，周秉昆为“美”沉沦，继而想要帮助郑娟和她的家，如果郑娟不“美”，就无法获得被“拯救”的机会，这是男凝视角下女性的普遍困境。在“美丽至上”成为爱情的第一步后，“爱情至上”又将成为婚恋的第一步。
    二、爱情至上：婚恋关系中的女性依附
    在男性因“美”而“爱”上女性后，便进入了下一个人生主题：婚恋。《人世间》中的婚恋并没有完全被世俗化，郝冬梅和周秉义的恋爱是超越阶级的、周蓉和冯化成的恋爱是超越年龄的、郑娟和周秉昆的恋爱是超越传统的。可以看出，作者企图通过书写新的婚姻平等关系，破除传统婚恋关系中的伦理和道德束缚，使男女双方的爱情跨越阶级和客观条件，而紧紧依附于“爱”。但是，这种“爱情至上”的观点却与“自由女性”的客观要求发生了冲突。隐含作者从一开始就强调周蓉是一位“独立女性”，她身上有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抗争精神，然而这种自由仍旧依附于“爱情”之上。周蓉为爱远赴贵州，周母通过蔡晓光得知“她爱的人在那里。”周母把周蓉的行为定义为“大逆不道”，并叮嘱秉昆“外人如果问起他姐姐来，他就说去往贵州投奔父亲当建筑工人了。”既然作者想要突出周蓉追求自由的狂热、不顾一切的洒脱，为何又让其把“自由”的前提与“爱情”紧紧挂钩？这样一位“自由女性”，不仅成为了“大逆不道”的女儿，还不能让外人得知自己的真实动向，只能谎称“投奔父亲”了，背后渗透的是男性思维对女性固有的偏见，默认这种“私奔”行为是丢人的、拿不上台面的。周蓉追寻“自由”，却未能找到“自我”，因为“自我”被“爱情”遮蔽了。
    大哥周秉义和大嫂郝冬梅的恋爱看似超越阶级，其实也是“爱情至上”的产物。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做知青时，周秉义曾有过一次“高升”的机会，然而他却主动放弃了，理由是：未婚妻的父亲是“走资派”。表面看来，周秉义为爱放弃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实际上从侧面反映出了一种阶级俯视：在当时的环境下，周秉义的阶级地位和工作机会都比郝冬梅要好，他并未与郝冬梅商量就以郝冬梅为由放弃了工作机会，这完全是一种道德绑架式的自我牺牲，从一开始就没有把郝冬梅的态度包含在考虑范围内。在之后的叙述中，作者又利用情爱叙事虚化了阶级差距，男女地位在性关系中被倒置。小说描述了周秉义与郝冬梅首次性爱的过程：“（秉义）双手朝下按住冬梅双手，回味无穷地说：‘现在我终于可以俯视你这个副省长的女儿了！’”情爱在这里已不再纯粹，而成为了力量角逐的象征。郝冬梅与周秉义的爱情从始至终都被阶级、家庭关系影响着，二人虽然相敬如宾，但根底里无法消除阶级差距，作者的处理过于理想化，用“爱情”弱化了阶级与权力的差距，使周秉义和郝冬梅这两个人物有些简单化、扁平化。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作为男性作家的梁晓声在情爱关系的叙述上有些单一，未能完全顾及女性主体的需求，也没能给予女性角色足够的心理刻画，但也并未完全将女性主体性抹杀，在情节和人物话语上仍尝试进行了弥补。年少时为爱奔赴的周蓉，在后来发现冯化成出轨后果断选择了离开，而后又与蔡晓光结婚。她的情感历程伴随着人格的成长，不断走向新的情爱自主，这体现出隐含作者对女性婚恋自主和独立精神的赞美。而一向温柔贤惠的郑娟在情爱关系上也并未完全做小伏低，在与秉昆成家后，郑娟也获得了一定的成长。一开始那个作为理想欲望对象的郑娟，已经随着家庭责任的增加而变得日益理性，也有了主导自己身体的意识，她向秉昆发出抗议：“我是你老婆，但不是你的玩具……你想要，我就得给，还得百依百顺，温温柔柔地给。我不是说我不愿意那样，每次我也是愿意的。如果反过来行吗？”虽然这样温柔的抗议并不能完全颠倒性别的掌控权，但还是能够看出郑娟有了模糊的自主意识，认识到了一部分“自我”，也让郑娟的内在与形象获得了更多阐释的空间。在“爱情至上”的婚恋关系建立完成后，“家庭至上”成为了男女性别固化的根据。
    三、家庭至上：性别固化后的女性低语
    在传统的婚姻观念中，“男主外，女主内”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家庭模式。在《人世间》中，这种模式在郑娟和周秉昆家体现地淋漓尽致。家庭是性别固化后女性难以逃脱的圈套，无论一开始是否心甘情愿，最终都只能通过家庭实现自我价值。“无怪乎女人的一生都逃不脱家庭的规定，只有在家庭里，她才是一种职能、工具而非主体，她才是女、母、妻、妇、媳，而非女性。”郑娟对“理想”、“事业”是没有明确认知的，她牢牢地守在家里，“家庭妇女”是她的代名词。她宣称“我可乐意当家庭妇女了，做做饭，拾掇拾掇屋子，为丈夫儿子洗洗衣服，把他俩侍候好，我心里可高兴了。我觉得自己天生是做贤妻良母的，不是那些喜欢上班的女人。”作为一位典型的“优秀妇女”形象，她任劳任怨，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家庭，她的个人幸福已经完全依附于家庭和家人的幸福，个体化的“自我”早已从郑娟的身体中剥离，剩下的只有“天使”般的心。梁晓声把郑娟比作“天使”，他写道：“有一类女人似乎是上帝差遣到民间的天使，只要她们与哪一户人家发生了亲密关系，那户人家便蓬荜生辉，大人孩子的心情也会好起来。她们不一定是开心果，但起码是一炷不容易灭的提神香。”在男性思维里，“好女人”应该就是郑娟这样的贤妻良母，她们像“提神香”一样支撑着一个家庭，作者把郑娟比作“民间的天使”，实际上默认了这样完全舍弃自我的女人才是“好女人”，才是应当被歌颂和学习的妇女榜样。
    郑娟是恪守“美德”的典范，当周母成为植物人、周家陷入困境时，她“挺身而出”，担负起了整个周家；当周秉昆兑换的房子被收回时，她也没有抱怨和不满；当大儿子周楠在美国意外离世时，她拒绝了赔偿，选择默默承受悲伤。郑娟的一生是恪守“美德”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但我们仍然能从周秉昆身上感受到一种隐含的男权思想。在郑娟因生孩子变得发福后，周秉昆说：“你是为我们周家胖的，胖是你的光荣。”将女性的价值用生育来界定，可以看到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传宗接代的思想在秉昆心里扎根很深。他对郑娟一直有一种“占有欲”，同时，周秉昆强烈的自我中心思想与男权主义意识也加剧了郑娟在家庭中的固化地位。
    周秉昆的男权思想其实从小说前半部分就已经有了伏笔，在小说开头，周母的理想儿媳是“劳动模范”乔春燕，而不是郑娟这种“小寡妇”。但秉昆对春燕的工作并不满意，“澡堂子也算个单位？”“她就是被评为千手观音，修成一颗百年罕见的人参果，那也不投我的眼缘儿！”女性的社会价值大小由男性来评判，且女性没有反驳权。同时，周秉昆向周母坦白郑娟的身份和境况的过程也及其漫长，郑娟“小寡妇”的身份为二人的结合增添了重重阻碍，但其实郑娟的个人不幸都是男性带来的，但社会却并不给其争辩的机会。女性只能在性别固化的环境下将“自我”埋藏心底，在家庭的琐事中渐渐失去思想的自主性，作者和笔下的诸多男性形象不自觉地为女性筑起了高墙——家庭之外无“自我”。
    结语
    梁晓声的《人世间》在女性形象的刻画上着墨不少，但都未能触及女性心理的深处，也未能揭示出爱情和婚姻给女性带来的新困境，这主要是由于作家自身性别的局限性导致其在写作中很难完全体会女性角色的内心纠缠与矛盾。在“美丽至上”的初见中，男性释放自己的欲望、女性成为“被看者”；在“爱情至上”的婚恋关系中，女性被“爱”束缚，但有了一点模糊的自主意识；在“家庭至上”的性别固化中，女性失去了“高墙”之外的风景，而甘愿陷进家庭的圆圈。这部小说是男性视角下女性书写的典型，同时也引发了对男权意识和女性自我探究问题的新思考。总而言之，通过对婚恋、情爱和家庭关系的细致描绘和对女性角色性格和命运的理想化建构，梁晓声作为一位男性作家虽然未能实现对女性角色内心的完美诠释，但也涉及到了一些对女性“自我”的思考和男权意识的披露，男作家的女性书写仍是一个值得持续思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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