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过几次了，“起点批评”专栏的起因、本意是聚焦年轻批评家的，特别是刚刚崭露头角的在读或毕业未久的博士生。但实际上，等到他/她真的被关注时，大多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年轻学者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新锐批评家了。比如这一期的李静，我早就读过她的文章，而且还曾混淆过同名同姓的两三个李静，可谓印象深刻。但种种原因吧，现在才来推介这位年轻的学者，也算是一种弥补的态度：迟到总比缺席好。
专栏介绍过几位北大的年轻人，北大年轻人应该是本专栏介绍最多的对象。李静也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我以前谈到《人民文学》时，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作为文学国刊的《人民文学》的编辑，他/她应该会有一种使命意识——他/她是在为国选材和选才。换言之，中国的制度设计赋予了也激发了他/她的异于他人的自我意识。一个人如果有一种自负、自视甚高的日常态度，“狂妄”在所难免，但最重要的是其是否具备使命意识。使命，首先是一种责任及其自觉的担当意识。这不是狂妄能混淆和取代的品质。
这种制度设计的影响久而久之就会投影到具体的个人身上。只要没办法改变这种制度，那就只能面对。于是，鉴别和衡量的标准就是他/她的责任感。你拥有如此地位，你也就该负起相当的责任。在中国的大学制度里，北大就是文学界的《人民文学》，实际应该是比《人民文学》的地位更高。作为学者，他/她的责任感就在他/她的文字里了。（此处也许可以插入一句：很多大学的教师、博士生，司空见惯，完全没有责任感，莫非就因为他/她不在北大吗？）责任感的自觉，是前提。
在我不多的几次与之见面的印象里，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底在上海举行的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的颁奖典礼上，李静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参与现场，我看到的她就是一个文静且腼腆的女生。你不认识，就想不到，她的文字里的力量——显露在理性思维中的强大的分析能力和逻辑能力，还有阔大的社会和思想的背景视野。
她是韩毓海教授指导的博士生。此前几期，我也介绍过韩老师的博士生。北大中文系的氛围特别是导师，对学生是具有塑造性影响的。有时，这种影响在别人眼里会形成一种保留性的评价：他/她太像他/她的导师了。我想稍微剖析一下这种评价的含义。也许是一种批评，学生跟着导师亦步亦趋。但是，你必须知道，北大的导师大多是一流的学者——有资格、有必要成为学生研究起步的榜样。这才有薪火传承。而且，还有导师的个性魅力。学术上对学生没有影响的导师，只能说是无能的导师，或碰上了没有学习能力的学生。你不能拿司空见惯的平庸来判别北大的师生学术关系。北大导师给予学生的最重要的也许是一种胸怀和眼界，一种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学术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下臧否实在其次。所以，在有些具体领域和案例研究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在北大的师生学术关系中也是常态。
李静治学和文学评论中的社会史、思想史视野是分外明显的，看得出有师承的影响。落实在具体研究中，她对研究对象的环境和语境就特别关注。一方面脚踏实地，一方面理论思辨。尤其是在当代领域的研究中，她所突破的常常是纵向的限制，她需要在文学史视野中贯通现代和当代的某种断裂。北大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诞生之地，随着当代文学的崛起，现代和当代的关系成为学术、学科必须重视和正视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在北大学者中成为一个前沿论题，最著名的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三人谈”。只是学术设想要落实为系统性的研究，并不如观念和思想的倡导那般容易，现代和当代的分治依然是学科学术悬而未决的老大问题。这种现象至今依然并不鲜见，即治现代者基本不涉足当代文学，现实的文学生活似乎与之相对隔膜；而当代文学批评一旦进入现代领域，首先暴露出的就是史料文献的陌生。彼此领域的感性把握难见自信。少数能够现、当代兼治的学人，学问面向虽广，但粗疏之弊也是昭然若揭。比较起来，北大的学风还是以精审为主的吧。学术领袖的地位令学界仰视，自有其道理。
话说得有点儿远了。我要说的是李静虽以当代文学为主要研究领域，但她在纵横向的涉猎上，假如说不算夸张、在一定程度上比喻的话，就是“文证详悉，义理精审”。这在当代文学批评尤其是年轻学者中，那还是非常、极为少见的。可以说在精审的自觉程度上，李静也许超过了不少年长的学者。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史介入，极易生拉硬扯，偏颇立论；所谓思想史更易为我所用，不顾逻辑。古人说的“文证详悉”，在当代研究领域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的自说自话很是常态。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史、思想史路径，很多时候也就只是个表面模样，不易获得扎实的支撑。如此，则义理又能如何精审？谈义理者，最易被文证的软弱所击倒；义理也就成为无本之木。只是洋洋洒洒的文字也是另一种风景吧。
至少，李静的文章毕竟是在年轻中显出老成，还当得起“文证详悉，义理精审”的评价。近年，她说自己的关注重点是在新时期和当下数字时代的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同时是传统、经典在新媒介上的转化与再造。在论题观念和研究路向上，就此可以看出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改革中国的“赛先生”——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文学文化中的“科学”》的痕迹或延伸性的影响。“科学”在新时期的意义已经溢出了传统的、单向的、实体的领域，科学的方法、观念和精神，同时成为一种价值信仰。由此在文学文本中能够揭示出更为丰富而深刻的中国之变的脉络根底，她说这是为一个特定时代的中国“寻找更具历史感与穿透力的理解方式”。百年未遇、千年未遇、三千年未遇之变的当代中国，从技术使用的人口数量上说，已经是在世界上率先进入了数字新媒介社会。科技的发展自有自身的推动力，表面上似乎和人文无关。但是，科技造成的人文问题甚至困境，却同样需要人文研究的更新换代才能解决和突破。换言之，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特别是学术观念，首先需要有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文学和学术的价值视野应该、必须从经典传统中抽身而出了。同时，应该、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合乎数字时代科技水平的价值观。否则，我们的义理再精审，也仍不免羁于“传统”的樊篱。
李静在她的学术道路上刚起步时就已经迈向了未来的现实。她从文本和时代的技术面上转战意识形态的敏感疆域。从她面向广阔的文字中，既可看到学术的前沿和稳健的品质，也能感受到跃动的思绪并不局限在书斋方寸之间。文静的外表相伴着浩渺的想象，一直在心中若隐若现地激荡。她会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同时也能成为出色的批评家。也许，回到北大的氛围，对她更好。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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