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是历史叙说的绝佳载体。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历史写作”，再到21世纪以来重述历史的诸种尝试，乡村承纳着作家对历史的体悟、时代的倾吐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索。革命、救亡、解放、改革、复兴，浩浩汤汤的百年中国史在乡村大地上回响，铸就了历史叙事这一当代文学版图中凝聚着深厚文化意蕴的经典谱系。
多年来，依托乡村场域展开的历史叙事又常陷入言说困境。新历史写作突破了“正史”话语的垄断，以自觉的民间视角开启了言说历史的旁逸之径，恢复个体之历史主体地位，意图澄明被遮蔽的历史真实。不过，因缺乏历史理性的引导与制约，作家希求通过重申个体价值从而接近历史真实的努力终导向了游戏历史的歧路。（1）同时，部分新历史写作单向彰显审美现代性之维，其意图引入传统文化重构历史的尝试亦多苍白无力。作家始终沉湎于乡村挽歌不能自拔，传统成为铭刻于现代性进程中一枚静态的文化印章。“游戏体”和“挽歌体”无视历史理性规限，吊诡地导致了对历史真实的再次遮蔽。
鉴于此，王跃文《家山》敞开了当下历史书写的一种新的可能。《家山》是王跃文第一部以乡土为书写场域的长篇小说。综观王跃文之文学创作，获名于现实批判，浸淫于思古，怅惘于情感，而始终留恋于乡土。继《雾失故园》《蕨草青青》《漫水》等中短篇乡土小说之后，长篇《家山》继续聚焦乡土，以史笔著文，融现实关切与审美建构于一体，叙说了从“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湖南农村沙湾地区的历史变迁。现代性背景下中国乡土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和乡村主体性的重塑是《家山》直面的核心命题。相较新历史写作，《家山》一方面延续了其阐发多元历史价值的民间立场，另一方面正视革命历史，彰显时代之必然，有效规避了历史虚无倾向。小说以“创旧”之笔打破新历史写作中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发掘传统的现代性因子，实现了传统的创造性再生和乡村主体精神的重建。
一、民间立场：
日常叙事的开拓与历史的理性审视
王跃文曾自述，《家山》既是一部乡村风俗史，又是一部时代变迁史。通过日常叙事的开拓呈现一部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是作者的雄心所在。小说通过对伦理秩序、价值观念、日常风习、生产生活方式等乡村诸方面转变的现实体悟，揭示了乡村的包容性、流动性与开放性。这块厚重的土地，从容收纳着社会震荡的余波涟漪，同时它又随物赋形，积极迎接着新的世界。在乡土日常的开掘中，小说实现了对历史的理性审视。
乡村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礼治秩序中运转，这一秩序是中华文明的正统文化落地乡土社会，并与其他文化合流积淀而成的一种文化心理机制。小说中，“老规款”正是这样一种机制的体现，它已经内化为乡民日常行为的自我规约。从物质到精神，从岁时节令到日常娱乐，从经济活动到社会组织制度，文化心理广泛触及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老规款”集中体现在礼俗和日常纠纷方面。礼俗描写主要围绕婚丧嫁娶展开，婚礼严守吉时吉日，新娘进门，婆婆要在灶屋里躲热面，婆媳碰热面，往后口嘴多。丧事礼节颇为繁杂，从报丧到发丧都有一定之规。孝子引路幡，乡亭叔侄来烧香，男人跪拜，女人哭诵。女人生了孩子要提雄鸡去娘家报喜，娘家需回赠没生过蛋的鸡女。日常纠纷方面，外村乡民上门打架惹事，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本村乡民间的纠纷会依照惯例解决。年俗作为与“老规款”密切相关的乡村民俗在小说中被多次提及。年俗从腊月延续至正月，腊月里打糍粑、大年三十拜神祭祖、除夕夜守岁、正月初一带礼信拜年。舞龙灯、唱大戏、练打功是正月里必不可少的三件大事。龙灯要从初三舞到十三，才能保佑五谷丰登。
“老规款”依托乡村地域空间形成，依靠民间人事得以传承，小说借“老规款”在沙湾的通行呈现了一个具有稳定文化心理与传统价值观念的乡村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对于维系个人与家庭、族群的关系，保证乡村事务的正常运转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小说并没有把乡村共同体处理成一种李泽厚所强调的静态的超稳定结构。许多乡村叙事持有类似固化认知，偏向将乡村认定为一种执拗的、被动的共同体意象，致使乡村化为一个与现代性完全对立的静态文化空间。《家山》反复提到“老规款”，并非意欲将其作为文化遗存来缅怀。“老规款”承载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它相对稳固；“老规款”见证着历史动荡中乡村生命的发展变迁，它又因时而动。小说跳出了僵硬与呆板的乡村认知，通过“老规款”及相关风习的改变展现乡村的敞开与包容。
小说没有回避“旧的追随”和“新的向往”之间的抵牾以及乡村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隐痛，但小说更想探究的是新旧之变中乡民的态度。面对规约，乡民并非僵硬的死守，而是一种自我调适的智守。劭夫结婚时，婚礼要严守吉日吉时，他因公未能及时回家，家人以一只雄鸡替代他完成婚礼。小说里，几次喜宴中既有对基本礼俗要求的自然遵守，亦有打破婚俗禁忌的行为。齐峰和禾青婚后回门手牵手并排而行；瑞萍没有坐花轿，在婚礼之前就住进婆家，举行婚礼时，婆媳不用再躲热面防口角，新郎新娘大大方方地立于门口共同迎客；有喜瓜儿结婚时，瓜儿可以到城里绸缎铺亲自挑选结婚用品，而无须躲在家里蓄脚。对于这些变化，乡民初感不适，而后逐渐坦然接受。
乡民以一种实用、灵活智慧的方式面对诸多规约，使得这些看似陈旧的老规矩能够与时而变，从而造就了乡村空间巨大的包容力。当时代风云波及乡村时，乡村显露其流动性与开放性。面对现代性力量的介入，乡民不是被动的承受者，而是自为的行动者，是革命探索的参与者。旧俗向新俗的转变如水滴雨润，乡民由不适到自适、从被动接受到积极改变需要时间的沉淀，革命亦是如此。“老规款”与日常风习既是记录乡村生活的时刻表，也是管窥历史的指针。作者运笔于此，意在拒绝线性直观的宏大叙事，还历史于生活。革命探索的脚步如马迹蛛丝，细入无间地融于乡村日常中。革命力量的星火燎原与乡民觉悟的生发掩映于乡村伦理与乡风民习的赓续与转变中。小说多次提到“老规款”的打破：扬卿父亲远逸公去世时，四邻八舍的乡民感激扬卿为乡村水利建设的无私付出，都来争当孝子为老人送葬；为了帮助洪水中受灾的乡亲，佑德公和修跟打破旧规让大家就近认本借谷渡过难关；为了让贞一放弃不舍尽快赶赴抗日战场，佑德公打破了下马田下马的规矩；沙湾人民解放起义队伍胜利返乡，佑德公摆酒庆贺时不再分亲房隔房，沙湾家家户户都来相祝。主动打破“老规款”的背后，是乡民对乡村历史进程的积极推动，是对革命认识的日趋深化。沉寂的乡土因而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物质实体与日常风习之嬗变内蕴思想之更迭。小说对煤油灯的描写颇有深意。起初，煤油灯因味道怪异不被乡民接受。按照“老规款”，为表对先祖虔敬，它不允许被摆放在神龛前。比之桐油灯的传统“光晕”，后来者的亮度似乎无关紧要。不过，当红军队伍途经沙湾时，乡民出现了意味深长的观念转折。佑德公对着他们的煤油灯发出感叹：红军带来的，真是亮啊。煤油灯“照亮”了乡村青年的思想。这盏灯走进沙湾家家户户，修岳、修碧、克文、有续、齐明等一代乡村革命青年亦茁壮成长起来。齐峰在村里组织革命队伍的时候将煤油灯摆在了祠堂神龛前，革命星火在乡村燎原，正如日渐被乡民认可与接纳的点点灯光。“敲起五更梆，快要大天亮。半夜黄狗叫，沙湾起兵了。楚河分汉界，剑起双面锋。叔侄要搞赢，高香求祖宗。”（2）善于利用顺口溜在沙湾传播信息的齐岳用响亮的梆声传递着乡民对革命到来的悦纳之情。王跃文曾表示，他喜欢把小说写得水波不兴，静水深流。将革命历史的必然性之揭示融于乡风民习的承续与变迁中是王跃文此种写作风格的延续。虽然径取民间视角，但他却没有踏入个人化历史书写的历史虚无旋涡，小说立足沙湾一隅，触探历史脉搏，勾勒时代大势，实现了日常叙事与宏大叙事辩证的诗学统一。
二、传统创生：
乡土性与现代性的碰撞及融合
乡风民习乃传统文化之活的在场，其赓续与变迁隐伏着传统文化之历史走向。日常规约之变并非乡土文化传统陷入危机的警示。小说力图在传统文化的常与变中挖掘传统创生的动力机制，进而重建乡土文化传统之于民族国家现代性进程的正向价值。
许多新历史小说在引入传统文化重构历史的同时，尝试重塑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比如在“寻根热”与“儒学热”背景下诞生的《白鹿原》，作者陈忠实试图以“儒家文化”来重构“寻根”的行为，其更内在的动力在于探查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新的生长点，考察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不过，陈忠实陷入了一种言说困境，“一方面，他力图伸张传统的伦理精神以救赎沉沦的人世，另一方面他又力图站在历史主义立场去伸张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他在伸张传统伦理精神时，意识到的是它的缺陷及其衰亡的不可避免，在伸张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时，又常常看到的是历史的混乱荒谬，结果，他的作品就陷入了自身的悖伦：他展示历史必然性的意图被他的道德尺度所解构；他所要高扬的伦理精神又被他的历史尺度所否定”。（3）由于陈忠实在传统文化伦理的自洽逻辑与现代性进程间构造了紧张的悖反关系，传统成为阻碍历史必然进程的静态文化标签，这使得他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的尝试最终与单纯的伤感怀旧归于一道。
与上述新历史小说不同，《家山》借特定历史参与主体，以传统文化承载者自身思想的转变和他们利用植根乡土的文化睿智对乡村现代性进程的深度参与，揭示传统文化自蕴的转换与再生能力。
佑德公是备受沙湾乡民尊重敬仰的贤达。他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秉承耕读传家的家训，以仁义为行事准则。“耕”是农民的生存之道，他希望通过勤俭持家和奋力农耕来实现家庭繁荣。四跛子祖上败家的故事广为流传，就是为了提醒乡民不要懒惰胡为。同样是勤奋劳作，包括齐岳家和桃香家在内的许多家庭却仍旧不能发家致富，佑德公将其原因归结为“命”。除了耕，佑德公还重视“读”，通过读书接受教化是立身之本，因此他尊崇文官，反对儿子劭夫当兵。他既不在李县长的赋从租出倡议书上签名，也不在针对李县长的控告书上画押，他不愿跟地方官员有瓜葛，更不愿卷入政治纠纷中。“坐得黄包车，颠得屁股肿！”这句沙湾名言鲜明体现了他的处世之道。
小说塑造了一个乡村传统秩序的维护者，可喜的是，它并未停留于此，而是深入人物内心，探察其挣扎与变化。家族代代勤劳，子孙兴旺，佑德公也一生勤勉，祖上的五千多亩田地却缩减到了三百多亩。这一窘况，他若有所悟。在与儿子的数次聊天中，在对时势的耳闻目睹中，他的思想悄然发生改变。他开始留意乡村的新风气和青年们的新做派，由一开始的心疼田产转变为愿意捐谷支持兴办现代学堂，由对女性解放的不解转变为主动送女儿接受新式教育并教媳妇云枝读书看报。动乱年代，传统的“文人治国”理想似乎不切实际，前任县长刘子厚的身首异处和后任县长李明达的左右碰壁使他认识到国不定则民难安，他开始认可劭夫投身革命奔赴国难的选择。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佑德公对待政治与革命的态度之转变。这是小说在叙写历史、塑造传统文化典型时与一些新历史作品的本质区别。在《白鹿原》中，大儒朱先生面对国共政治理念之分殊提出了“鏊子说”。这一阐发看似生动，其实抽象而空洞。朱先生个体的道德持守只能化为一种静态的精神展示。白嘉轩固守传统，他深信“鏊子说”，把革命道路的探索视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游戏。传统文化的代言者孤胆英雄般以拒绝的姿态回应了这场游戏。小说对革命历史戏谑的个人化解读强化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显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转型中的疲软无力。白嘉轩无法涉入历史风云，只能埋首家中扎棉花，朱先生则关闭书院终日修县志。与此相异，王跃文以“创旧”之笔打破了此类小说的历史循环论调。《家山》中的“搳拳说”体现了一种迥异的革命历史观。革命道路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不能搳一拳就定胜负。毁家兴学的朱剑凡、不做五日京兆的李明达、苦于国未成国困于混乱政局的陈扬屹、以一颗诚挚之心投身救国战场的贞一……因缘际会，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在历史动荡中沉浮，有的彷徨于无路，有的踏入歧途。革命之路的探索艰辛而漫长，这一探寻的过程无不依赖人民的参与，真理的最终获得也仰赖人民群众的力量。“搳拳说”寓示：要不断给人民选择的机会，只有人民不断选择的政治才是好政治。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佑德公正是在参与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地观察与考量，逐渐更新了对革命的认识，最终在内心做出了明确的抉择。面对各方政治势力，佑德公坚守一条朴实原则：不害老百姓就是好党！红军借住他家中期间，严守革命纪律，不拿物不扰民。国民党借住期间，毫不体恤乡民，未经同意征用了他的马，马儿归还时已被折磨得瘦骨嶙峋。共产党优待抗属，减免其农田赋税，而国民政府却强行摊派，不顾灾情民意对乡民课以重税。两相对比，优劣立见。佑德公看到国民政府粗暴治理下给乡村带来的苦难与创伤，感受到乡村青年踊跃加入红军队伍的高涨热情，他内心的天平开始倾斜，由对革命的疏离转向对新生革命力量的期待。
传统文化积淀的乡村还以自有的生存智慧与伦理准则影响并参与现代性实践，进而助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在一次次打破乡村秩序的事件中，佑德公始终以民间智慧化解着传统与现代碰撞给乡村带来的创痛。传统文化主体在参与历史的同时也重塑了自身，形成了对革命现代性的情感体认。掩护红属、捐谷劳军、带头抗税、支持人民起义等一系列事件表明了佑德公以实际行动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一推动叙事进程的关键人物寓示了传统文化所内含的现代性特质，传统文化不再是静态固化之物，而是能够影响乡村历史进程的具有创新性的文化参与主体。《家山》打破了乡村历史书写的惯性模式，对传统与现代之关系进行了理性的审视，揭示了传统文化在新旧之变中的现代性创生。
三、主体重塑：
逆他者化书写与时代典型的刻绘
乡村主体性重塑是《家山》需要解决的另一重要命题。小说从“归乡”切入这一命题，呈现传统与现代碰撞融合过程中乡村主体意识的觉醒。“归乡”是《家山》中隐伏的涨涌不息的精神脉动。“归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显豁的文学母题。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还乡书写奠定了此主题的悲凉基调。身处社会动荡与历史转折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回归故土寻求精神慰藉无果，只能怀揣无家可归的绝望自禁于离乡—归乡—再离乡的闭环系统中，终成为彷徨于无地的“他者”。沈从文构建了纯美的湘西世界，使灵魂得以暂寄桃源，改变了归乡主题的悲凉基调。风格转舵未能驱除作者内心的隐忧。建构亦是解构，乡村现实为希腊小庙这一乌托邦幻境裹束，致使归乡书写再度走向他者化。作家与乡土依稀的隔膜预示了沈从文其后反桃源的祛魅之路。观王跃文之乡土创作，如果说《漫水》尚染《边城》桃源之影，至新作《家山》则大为殊异。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民间意识的乡村书写者，他自觉采取边地在场的人民视角，试图推动归乡书写的逆他者化，改变在乡者与归乡者之间守—逃二元对立模式。归乡者与在乡者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交会互动模式：归乡者以其现代性力量召唤出乡村内在潜隐的变革能量，而在乡者又以美与真的乡土人性容纳万有，呼应势不可挡的革命热潮。在这种良性的交互性影响中，乡土参与现代性变革的主体精神得以重塑。
“归乡”是一种行动模式。劭夫、齐峰和扬卿是点燃乡村变革火种的归乡者。《家山》通过这些时代典型的塑造彰显乡村主体意识的觉醒。他们俯身乡土革故鼎新。劭夫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他沉着冷静富有智慧，隐瞒身份潜伏于国民党阵营。数次返乡，他巧妙地劝服二老同意妹妹接受现代教育，耐心向父亲传输新思想，与齐峰合力在沙湾发展革命力量、推动现代教育，以自身经历鼓舞民众抗日士气，纠正地方替丁哄营之风。齐峰是富有谋略的革命者，他归乡秘密重建党组织，以家乡一隅为中心向外辐射，历经艰辛，将青年子弟发展为革命的后备力量，逐渐壮大了农村革命队伍。扬卿留日返乡，给乡村带来了先进的水利知识，不辞辛劳勘测全县水利环境，带领乡民建成红花溪水库。
归乡者与在乡者并非互为镜像的他者。在乡父辈与返乡子辈之间虽然产生了一些龃龉，但并未发展为坚守与逃离的对立关系模式。劭夫怀抱坚定的革命信仰，绝不因父亲的埋怨而放弃自己的选择。同时，他也并未因两人的话不投机而与父亲产生隔阂。思想的转变不能一蹴而就，时代大势、革命潮流、国家制度、女性解放这些东西，对于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父辈来说不易接受合乎情理。他对父母的遵从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传统的尊重，与其说是妥协，不如说是理解，希求在理解中寻得改变。从乡村出走接受现代熏陶的青年子弟，没有做乡村的逃离者，他们返归家乡反哺乡村，将新思想与新知识源源不断地向乡村传送，更新着乡村的气象，改变着乡民的精神面貌。这种给予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相互哺育。以心力维系着乡村差序格局的佑德公和怀抱扩充田土大梦惯于尖小的修根等父辈，在后辈的影响下逐渐开始向新思想靠拢。包括佑德公在内的乡亭叔侄多次挽救齐峰等革命者于危难中，本感乡民愚顽的扬卿被乡亭叔侄建设乡村水利工程的热情与干劲儿所鼓舞。归乡者在反哺乡土的同时也被乡土所护佑和包容，实现了自我成长。
无论是洪水中的救助、现代教育的兴办，还是发展乡村水利、组建人民解放队伍等有益乡村的善举绝非个人所能，是归乡者与在乡者协力而为。每逢家国急难，乡亭叔侄慷慨踊跃。归乡者与在乡者的双向哺育中，传统文化的作用至为关键。不论在乡者抑或归乡者，他们都是乡土文化传统的承继者与开拓者。小说从积淀深厚的乡土文化岩层中开掘出坚韧、勇敢、勤劳、感恩、智慧等美好的乡土品质。这些品质在佑德公、远逸公等乡间贤达身上可见，在劭夫、齐峰、扬卿等时代引领人身上可见，在有喜、有仙、克文、修碧、修岳、齐明、有统、有续等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乡村青年中亦可见。美与真的乡土人性代代传承，它们在历史巨擘中与现代性因子相遇，产生了奇妙的化合反应，共同推进了乡村的现代性进程。传统文化在对现代文明的吸收吐纳中觉醒了乡村的主体意识，重塑着乡村的主体形象，彰显着乡村的主体精神。小说结尾，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家乡老屋里娘井儿井的清流复现象征着乡村未来的无限生机。
结 语
家山是人民的根之所系、心之所依。《家山》立足乡土，重述历史，又借由历史，观照传统，探访文化传统的悠悠根脉，关切传统嬗变下的乡村与人民。王跃文曾说：“我因乡下而丰富，我因乡下而局限。这是我的宿命，无从逃避，也无须逃避。乡村是我的精神原乡，我为此心底妥帖。”（4）他把乡村视为理解中国和人民的重要途径。乡村是最大意义上的中国，它是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和灵魂皈依。前述历史叙事往往强调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而王跃文把文化根性作为重新连接传统与现代之桥梁，沉入乡村挖掘这一文化根性的底色——那些能够牵动中国人情感、激发中国人意志的闪光的文化精魂从未消失，正是它推动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再生，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勇敢地迎击时代的挑战，谱写出一部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
这场精神还乡之旅背后亦隐现了王跃文冷峻的现实立场。他的乡土是充满烟火气的活着的乡土，美好与丑陋交织，幸福与苦难同行。乡土主体性重建须直面传统中抑制性部分的冥顽枯守，自然伴随深入骨髓的灵肉创痛。与他从容自然润物无声地揭开革命历史的序幕相类，这些书写含蓄而有节制。月桂那紧贴脚掌萎缩的残趾、响彻容秀心底洪亮的雄鸡鸣叫、私塾先生落寞而佝偻的背影……它们从纸上世界扑面而来。我们既是这沉重而果敢的时代见证者，也是当然的在场者。
注释：
（1）对新历史写作的评述见舒也：《新历史小说：从突围到迷遁》，《文艺研究》1997年第6期；张清华：《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钟山》1998年第4期；薛红云：《新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文艺争鸣》2022年第10期。
（2）王跃文：《家山》，第67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
（3）张林杰：《〈白鹿原〉：历史与道德的悖论》，《人文杂志》2000年第1期。
（4）王跃文：《喊山应》，第43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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