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一小变，百年一中变”的历史规律，基本上构成了中国文化之心法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从天文和地理——宇宙——演变的角度讲了天道运行的规律，结合以往的大事件论及天道对人道和历史的影响，总结出“天人之际”的规律。他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他认为只有完备地了解天人演变之规律，才能通古今之变。
    用今天的环境说、进化论、系统论等学说来讲，人类这个物种的兴衰与地球乃至宇宙的兴衰规律是有相关性的。我们暂且借用现代物理学的方法，认同宇宙诞生于138亿年前，地球产生于46亿年前，而人类这个物种最多产生于两三百万年前，人类成为文明的人最多也就一万年。在人类产生之前，无数的物种生灭无常，其实都是地球与宇宙这个大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进一步说，恐龙的灭绝以及人类的产生都是地球和宇宙的演变导致的，而不是单纯地由地球自身所能决定的。同理，人类的命运也是在这样的演变之中。人类不可能超然存在于地球或宇宙的变化规律之外。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地球与宇宙交互变化的规律称为天道，那么，人道就是在这种天道中寻找自洽的方式。中国人从上古时代观象授时，认识天道，并在伏羲至黄帝时确立了天干地支的时间观念和阴阳五行的时空运行规律，以此确立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并用这样的理念来认识自然规律、生命规律以及人类的历史规律。在《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用的就是上述思想，可见中国古人的思想与我们今人的科学世界观是高度一致。
    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的《周髀算经》，算是真正的数学经典。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采用简便可行的方法确定天文历法，揭示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这就是“天人之际”的变化之道。所以说，“中国没有科学”和“中国人的思想缺乏科学基础”这样的说法都是错误的，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和浅见导致的，自然也是“五四”时期为了接引西方文化而采取的一种遮蔽方法，但后世的人们不应该信以为真。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天文学，很多文人都首先要学习天文、地理，然后才能“中通人事”。这是一种系统知识，反而是现代以来我们文科生基本上放弃了科学学习而进入一种纯思维的活动。这是分科导致的。
    以司马迁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来考察中国历史之变化，几乎吻合。自周公至孔子五百年，孔子至司马迁、董仲舒五百年。这是《太史公自序》中讲过的。自其后五百年间，是佛教进入，要找一个经师作为代表，大概就是鸠摩罗什了。鸠摩罗什是积极促进佛教中国化的知识分子，他翻译的佛经深切中国文化的精神命脉，他创造了一系列新的词汇，丰富了中国人的语词，并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心性与日常生活。此后再五百年，是程朱诸子兴起，理学重振“圣教”。再五百年，是王阳明。再五百年就到了现在。恰好又是西学已入良久，中国文化确实到了大变革的时期，是要整合世界文化而重整旗鼓的时候了。
    若观近现代以来中国之变化，也是一目了然。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单说文学的命运，我们有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此后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加上一些过渡期，便是百年。这便是司马迁所讲的“三十年一小变，百年一中变”的历史规律。中国古人也总是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见，这基本上构成了中国文化之心法。
    百余年来，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引入西方的科学、人文，同时也注重从传统中汲取智慧，使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当下正处于强起来的过程之中。新时代文学的发展壮大正值中华文明复兴之际，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便是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之变的大背景。
    文学将或宏观、或微观地讲述时代巨变中的人类境遇，这就是世界文学的内在性之变
    很多人可能认为，司马迁与《周髀算经》中的这样一种演变规律只适合于中国，不适合用来分析西方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但如果我们认真去对比中西方的历史节点，就会发现历史规律甚至进程惊人一致。每隔500年发生一次文明时代的大转折，这在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那里得到了有力的阐述。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分为上下册，上册是公元1500年之前的历史，被定义为陆地文明的历史，所以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交流的伟大通道；而公元1500年以来则是海洋文明的发展史，地理大发现、大航海等都是这五百年的事情。最为重要的是，在一段时间里，欧美主导着历史的叙述，亚非处于被殖民的状态。所以，在萨义德看来，西方世界普遍存在对东方世界的妖魔化观念，于是他写了《东方学》，呼吁人们与欧美中心主义世界观、历史观、文化观进行抗辩。事实上，二十世纪以来，东方世界的崛起，是伴随着对西方世界五百年来积累的历史惯性的反抗、革命和改变。
    如今，用司马迁的观点来看的五百年一大变的大变局已然来临，整个世界由此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东方世界之前被西方世界强行殖民或半殖民化过，但也自觉学习过西方文化，各种文化的融合在东方世界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东西方的冲突，主要是因为西方世界对东方各国的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警惕。这说明东方世界在强力崛起，西方世界在竭力维持一种欧美中心主义观。
    但是，这种冲突、融合与变革、新生将不仅仅发生在大国之间，也将发生在各种团体之间，甚至也会发生在单位或家庭内部；从文学和哲学的视角来看，也将发生在每个人的心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世界变革的车轮在滚滚而过，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列车上。每个人都将在这列车上寻找适合的位置，并不断地调整姿势，平衡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文学必将要描写这种现状并畅想未来，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将或宏观、或微观地讲述时代巨变中的人类生存境遇。这就是世界文学的内在性之变。
    上述对于中西方社会和文学历史的梳理，不是以我们惯常的政治经济学的方式，而是以文化道德的方式，亦即司马迁开创的一种史学模式。这种模式是基于把人定义为一种文化道德的存在，这也是人之为人的真正尺度。这种方式不再以某个政治人物或历史事件为标志，而是以某个对人类道德文化发生有着极为重要影响的圣人或哲人为标志，或者说以某种文化转向为标志。用这样一种方式就可以清晰地考察文化的变化，亦即“通古今之变”，而这种“变”是真正的人之为人的精神之变，是礼仪道德的生、旺、衰、死和再生之变，是人心之变，是历史的本质之变，是历史更替的内在之变。
    中国将迎来一场伟大的文化融合运动，文学将在这样的运动中继续担任先锋的使命
    对于中国文学来讲，过去百年大多是在西方文学的观照下进行的创造，即使是社会主义文学也带有苏联文学、欧洲文学的一些印迹。改革开放以来的先锋文学、现代派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等都是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下生成的。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走向深入的，时代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但过去十年显然只是一个开始阶段，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必然是伴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创新和吸纳世界文明的和合胸怀而展开的，绝不是简单复古。如此，我们便会想到唐代韩愈引领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在那场运动的背后，是另一个外来的文化——佛教的强力展开，儒道文化尤其是关注世俗民生的儒家文化被抑制。如果我们有时间看看唐人编的《广弘明集》，就可以从其序言中看出一端。对佛教的尊崇，对儒家和道家的极力贬斥可谓开宗明义、显而易见。这便是唐时为什么会有韩愈重新提倡儒家学说，在文学上则表现为古文运动。
    如今，来自整个世界的各种文化资源，包括西方的、东方的，都在这一百多年里在中国这个广阔的场域展开，被我们一个个认识并吸纳，我们已然像雅斯贝尔斯说的那样“心怀世界”，有“世界公民”之理念。在这种广博的吸纳中，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开始富起来，成为世界瞩目的国家，但与此同时，中国人的精神道德、社会生活乃至家庭和个人生活，也像西方世界一样，出现了一些问题。此时我们会想到还有一种文化一直被很多人有意识、无意识地忘却，这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越是发展，中国人就越是怀念自己的文化之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文史哲乃至科学不分的综合性文化，是一种感性与理性共通的文化，仍然是一种阴阳合和的精神统一体。我们很多人对它的认识大多停留在“五四”时期要革其命的那一刻，只认识到它的缺点、不足、僵化的一面，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到末端的表现，并未认识到它的另一面和诸多优势，更未认识到它的全貌。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进入现代以来也被西方文化和文学进行了一次长达百年的格式化处理，在分科以后就与历史、哲学乃至科学分道扬镳了。在一些人那里，文学只剩下修辞，没有思想，没有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自我的感思。而这些恰好与近现代西方的文艺思想吻合，大家就都用西方文艺理论来进行批评，并指导当下的文学创作。这就是说，评论文学的尺子都交给了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文艺理论。这是我们近百年以来的一些文学状况。
    但是，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随着我们对中国文化中的世界观、方法论、伦理观、自然观、家庭观以及生活观的进一步理解、认同，百年来引进的西方文化与文学将会融入这场洪流，那么，中国将迎来一场伟大的文化融合运动，文学将在这样的运动中继续担任先锋的使命。此时，我们也许会想到欧洲文艺复兴。那也是欧洲被外来的基督教文明掌灯一千多年之后，欧洲人重新发现了古老的罗马文化，看到了优美的拉丁文，最重要的是看到了古希腊文化的光辉与蓬勃的生命力，于是，一场向着复古之路而进行的文艺革新就此开始了。但是，我们要明白，五百年之后，这场运动在彻底解构传统的一切价值之后，将西方人推向荒谬、虚无的精神荒原，西方文化也在极力寻求新的文明之路。近百年来从尼采、海德格尔、波德莱尔、萨特、加缪、卡夫卡、贝克特、艾略特的哲学与文学可以看出，西方精神世界出了巨大的问题。此时，东方的思想，尤其是复兴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能回答来自西方世界的问题。
    显然，当我们论述到此时此刻，已经不能简单说我们在用中国史学的方法理解世界，中西方的历史进展惊人地向我们显示了它的共通性，显示了司马迁讲述的天人之际的规律性。从西方的历史来看，人们把重修辞的文章归为文学，而把重义理的文章归为哲学，把重事实的文章归为历史。这种分类在中国古代文学这里得以综合。《三国演义》开篇有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文学也一样。中国文化从天地人的宇宙世界，到国家和社会，再到家庭和个人，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是寻求阴阳和合、物我合一、灵肉不分的整体性文化，只不过在这种整体观中，文学常常表现为质与文（亦即义理、事实与修辞）的偏重不同而异，始终在寻求一种中庸之道。
    或可预见，一场文学、历史、哲学乃至各个学科的新的叙事变革将从此展开，一种新的整体性文化将再次集合而走向未来。文学，将凝聚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的情感、理想和观念，用古老而簇新的修辞重新去发现世界、重建世界。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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