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看”不仅是一个生理现象，有时人往往只能看见他想看见、可以看见的东西。从观看到“成像”，既是视觉生理学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哲学现象，诗人耿相新则试图将它变成一个诗学现象。无疑，耿相新是深思过“看”的。他比较了蜜蜂、蜻蜓的复眼与人类单眼的区别：“每一只复眼的小眼都是一个独立的感光体、视觉器官和成像点，这些成千上万只小眼的成像点共同拼合成一幅完整的图像。”“与人类的单透镜眼相比，它的影像解析度偏低，人类比昆虫更能看清物体，甚至本质。”这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比较，耿相新将诗集命名为《复眼的世界》，意味着在诗学上他并不认为复眼低于人眼。“复眼的世界”表明了诗人的某种自谦：敏感的心灵中有成千上万的成像点，但可能解析度偏低，未必能抵达本质。事实却并非如此，耿相新“复眼的世界”伴随着一种“复眼的诗学”，既拥有丰富的成像点，又能在诗化的想象中生成更内在的精神影像。
人类的观看是有局限性的，总难免囿于眼前的事物。人类的认识活动一直在跟这种观看的“单眼性”作斗争。所谓举一反三，乃是将认识从一个对象扩展到多个对象；所谓一叶知秋，是从一信息而遥判它信息；所谓窥一孔而知全豹是将认识从局部扩展到总体。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就是意识到表象的纷繁驳杂中并未停驻着真正的本质。某种意义上，哲学和诗都是对世界本质的把握方式。不同在于，哲学充满探寻世界深层规律的冲动，由纷纭的表象探入世界的本质。好的诗歌跟好的哲学一样，都是从表象通往本质。只是，诗歌并未预设本质高于表象的标准，诗的工作在于，它必须找到一个角度、窗口或瞭望台，在纷繁万象中指示出一条小径，循此而往，别开生面、别有洞天。因此，诗是对大象无形的具象化。
耿相新有冥思时空的爱好，冥思时空便超越了单一的时空，诗歌也便拥有了某种“复眼性”——一种由一及多，由此在而及于历史，用历史、文化思维为某个空间进行诗意拓疆的能力。以《山海经·天梯》为代表，可以想象，这是爬某一段天梯所感。这样的经历未必有多特别，多次登顶珠峰未必就能成就一首好诗。关键还在于诗人思维中的诗意爆破能力——诗人思维内嵌的神话、文化、历史视野撑破眼前之景的边界和限度，重构起崭新的精神图景的能力。
诗中，“一截郁郁葱葱的生命，曾经/目送一代又一代的化石”，这里出现了“郁郁葱葱的生命”与“一代又一代的化石”之间的对峙和张力。郁郁葱葱，那是尚在傲放的生命；化石，那是生命的遗址和陈迹。这两行诗，在生命与化石之间，横亘着横无际涯的时间。时间的一端是郁郁葱葱、灿烂盛开、璀璨升空，时间的另一端则是凋零枯萎、英雄谢幕和巨浪远逝。有趣的是，诗人感慨的不是郁郁葱葱的生命变成化石，而是“目送一代又一代的化石”，体现的就不是一般性的时间之悲，而是站在生命伟力一端对时间这个永恒回收站的抵抗。站在化石立场看，生命必将逝去，这是客观的立场；但站在生命一端目送化石，这才是人的立场、诗的立场。
“它以孤独的千仞万仞的坚韧不拔向上/扔下千万亿的红尘杂念，向天空跋涉。”《山海经·天梯》将攀天梯、战天险这一行为普遍化，铭刻了强烈的主体生命意志，暗示了人作为脆弱的、有限的生命体如何在万古的时间荒寒中自立自证的秘密。这里，耿相新之所以能将人攀天梯这一行为象征化，获得整个人类在孤独中向天空跋涉的普遍性内涵，原因在于，诗人以其独特的幻视能力将天梯的空间置于历史和文化的“复眼”视野中，化小为大，化具体为普遍。
“它是盘古的胡须，它饱餐羿时代的/光线，与十个太阳的光博弈，吐出/灌溉翅膀舞动的氧气，养育甲壳虫/它伫立在雷公的脚印湖畔。雷公行走于/大地，留下巨大的记忆般的痕迹/勾起华胥国的少女的春心荡漾的好奇。”只有在宏阔的历史、文化和神话视景中，才能将天梯喻为“盘古的胡须”。这里不由令人想起海子的名篇《亚洲铜》：“亚洲铜，亚洲铜/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海子为亚洲土地创造出“亚洲铜”意象，这是化大为小；他将沙滩上的白鸽视为屈原遗落的白鞋子，让历史和文化照进了现实，是神来之笔；“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依然是化大为小。土地、河流、历史都获得了具体的形象，为至大无形造型立心，此之谓诗。《山海经·天梯》与《亚洲铜》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妙。
耿相新有浓厚的时间情结。他感慨“时间的风，吹皱你/脸上的皱纹”（《切片》），这并不稀奇，感慨时光催人老的诗篇自古多有。耿相新的时间想象善于并置、重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引起我们关于时间和生命的思索：“想象，一条来自晚清的铁路/枕木，石子，钢轨上/蹦跶着，两只时尚的后现代的啄木鸟/它们不断地回望，自己的影子。”晚清铁路的枕木和铁轨，那是时间穿过留下的遗迹。诗人让两只啄木鸟蹦跶于这截旧时铁轨上，线性的时间被掰弯了，不同维度的时间在此相遇。物理时间固然一往无前，但文化时间凝固脱落下的部分，仍在供人凭吊和想象过往。《切片》蕴含着这样的命题，即如何在现在与过去、后现代与前现代之间建立可交往性的问题。更进一步，则是如何站在未来眺望现在的问题。所以，诗人感慨：“我们像被未来遗忘的曾经的存在/在现在的呼吸里，呼吸无感的虚无。”再一次，耿相新展示他诗学的“复眼”，他用未来之眼来观照现在，在未来的视景中，绝大部分现在都会被遗忘。于是我们看到这首诗，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舞台上，上演着生命存在如何抵抗遗忘的剧目。诗中，铁轨、河流、玄鸟都是时间性意象，它们从商朝大地，穿过晚清历史而来，它们或伸向地平线，或流向天空……人，这迎风摇曳的风筝，如何存在于遗忘的惯性和时间的荒寒中？答案可能是“与河流并肩/寻找原始的意义和枯萎的价值”。我们于是发现，耿相新的时间情结不是一般性地感慨逝者如斯夫，他以未来之眼回望现在和过去，将现代性的时间悖论提炼为存在论的意义追问。这是发人深思的。
和大部分学者诗人一样，耿相新的诗善思。丰富的知识储备使他的诗既有思接千载的轻盈，又有开阔的历史和文化视野。在耿相新诗歌的“复眼”中，有一只是属于爱的。《复眼的世界》中，有不少关于爱的诗歌，如《安的种子》：“每天，我看到或想象/地平线与天空搏斗/如我和你，在亲吻中疏离/直到沉默于大地，一种回归/消失。飞升的话题不再是忌讳/像一滴，一滴泪，渐密，似雨/我们用双肩扛起，疾病/日子在五彩缤纷的药品中发酵/每天，我们种下安的种子，每天。”这是一首境界阔大的爱之诗，两个人的爱被置于天地之间。作为善思的诗人，耿相新当然明白任何爱都无法脱离于时空的限度，无法超越生命逐渐衰老的事实。爱诞生于地平线与天空的搏斗中，终归于沉默的大地。爱是生命中的感性部分，对于历史而言，个体之爱常常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只有极少数的爱才能获得介入历史、影响历史的机会，绝大部分的爱只存在于个体生命领域中。耿相新思维的独特在于，他明白爱是个体性的，却不愿把爱仅置于儿女情长的个体视域中。他把爱放在天地间，放在时间里，如何爱，就获得了如何活的存在论意味。爱是生命中闪闪发光的部分，对爱之瞬间的记录，便是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和记录。诗中，爱的存在扛起了疾病和死亡，生命便因此种下了“安的种子”。
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看”不仅是一个生理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和哲学问题。文化塑造了一个人观看世界的目光，我们在文化的规定性中去看，我们观看被允许看到的东西。但是对诗人而言，不能安于文化的规定性来“看”，而应该创造新的观看之道，让更丰富、驳杂、辽阔和幽微的东西进入诗中。在此意义上，诗是重新发明观看世界的装置。诗学的“复眼”，必须兼具动物复眼的多成像点和人类“单眼”高解析度的特点。“复眼”不仅在于经验的杂多，也在视角的多元和理解的深透。耿相新的“复眼”诗学，正是将历史、文化、哲思的视野融入个体的生命经验之中，从而为个体经验创造深度，也赋予哲思思索以感性品质。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汉诗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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