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各类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弹幕成为了青年人网络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弹幕语言已成为当代流行语的重要策源地。特别是对Z世代的“网络原住民”而言，发送弹幕成为了他们表达观点、寻找共鸣的有力途径。本期邀请李静、张雪、张沈琦三位青年学人分享他们对于弹幕文化的观察，探讨弹幕狂欢背后所隐含的文化观念和精神向度，以及这种语言景观对传统文学批评的启示。
——编 者
弹幕文化的三重影响：
经验主义、远距社交与“趣味劳动”
李 静
以2014年为分水岭，原本属于二次元文化的“弹幕”日渐走入公众视野。根据《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的统计，27.9%的用户会看弹幕，尤其对于“互联网原住民”们来说，弹幕与倍速早已是观剧“标配”。然而对这种已然发酵了十余年的文化现象，时下反倒有种“日用而不察”的发展趋势，相关深入考察较为欠缺。
实际上，弹幕已逐渐成为互联网技术支撑下文化生产与消费的重要模式，而且是互联网信息场域的典型缩影：快速运动（“流文字”）、海量、多元/去中心化、杂糅/非专业化、吸入式（麦克卢汉称之为“深度卷入”）、无限逐新且朝生暮死。在不断运动的弹幕信息流之中，如其所是的准确性、连贯条理的叙事性以及最基本的因果逻辑等都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相反，拼贴、叠加、互动才是真正的驱动力。这种不同于印刷时代“书”与“文”的表达方式正在或隐或显地塑造着自己的使用者。下文就将结合弹幕的生产机制，探讨其对当代文化的三重影响。
口语化的弹幕带来了极其细微的具体性，这是极端的经验主义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弹幕的“个体本真性”及其极端经验主义的导向。与“正襟危坐”的观看方式不同，弹幕更为感性，具备一种“个体的本真性”，堪为电子时代的“我手写我口”。观看对象开始与观看者“无中介”地结合起来，那种深入人心的生存感觉，被以弹幕的形态瞬时敲下。在弹幕空间中，“方向感”与“正确性”被感悟与共鸣所取代，被想象力“截断后路”。它诱惑观众入场，带给他们对“此时此地的我”的承认。
这种本真感高度依赖对于口语的模拟。书面词带来视觉与听觉的分裂，口语词却充满了人情味，具备活泼泼的生命质感。脱口而出的口语词，具有很高的黏性，以其自内而外的人格魅力吸纳周围的听众，结为一个群体，而书面语则是相反的方向，导致个体化阅读主体的出现。在经历了印刷媒介与规范文字的长期“规训”后，充满感性温度的口语文化魅力重现。弹幕便是高科技环境中口语文化的典型代表，模拟了众声喧哗的交谈氛围。如今弹幕语言已成为当代流行语的重要策源地，作为“电子口语”，强力影响着日常生活的口语形态。
口语化的弹幕带来了极其细微的具体性，这是极端的经验主义。人们不再依赖中介、不再遵循规范，自我无限膨胀为生活的“唯一图腾”。此种表达将所有内涵都压缩为此时此刻的当下性，充斥着“直接的通信暴力”。过于旺盛的表达冲动、过于快速的信息传递，直至与神经中枢的反应速度一样快。不断深入的思考反刍、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被“同时在场”所取代，在口口相传中有一种“刹那间的迅即性”。而速度，将成为改变未来生活形态的关键。
当个体需要陪伴时，可以打开弹幕，在云端偶遇知音同好
其次，建基于本真性之上的社群感与“远距”社交功能，同样值得关注。弹幕具有鲜明的社群性，它按照兴趣重新分化和组织人群，其“人情味”常被理解为一种陪伴感。换言之，弹幕并非静态文字，反而可被视作某种语言交际行为。弹幕中经常出现类似于“兄弟们把……打在公屏上”“感谢指挥部，空降成功”之类的套话。“兄弟们”“指挥部”，虽是云聚云散的虚拟“群体”，却在某段时间内拥有真实的集体感。移动客户端的屏幕虽更加私密化，但却便于串联出基于个人兴趣的“云集体”。尤其在弹幕领域，人们共同注视的屏幕，被开放为“公屏”。公屏是一方舞台，多种腔调、多样人格，都被鼓励，从而“可视化”了远超于个体的流动思绪与集体智慧。这也正是弹幕的独有魅力，以其集体智能折服个体观者。当个体需要陪伴时，可以打开弹幕，在云端偶遇知音同好。而弹幕语言自身带有的圈层壁垒，那些外人听不懂的“黑话”，给身处其中的个体带来了归属感。由此，个人对群体感的渴求得到有效满足，而且实现了群己关系的微妙平衡。一键开关，进退自由，为使用者提供了最具安全感、控制成本最为低廉的参与方式。
有美国学者通过调研发现，正是对“集体主义”的渴求，使得弹幕在东亚地区颇为流行，而美国则由于其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信仰，观众对弹幕的需求相对弱一些。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原有集体形式被打散，而且也已与当代青年产生了相当的历史与心理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不再渴求来自集体的安顿感，因此青年必须发明属于自己的“集体形式”。英国学者斯各特·拉什进一步描述了后现代社会新集体形式的特点，即凭借某种紧密情感形成小型的、流动的、灵活的团体，社会建制或多或少被较小的、有明确价值旨归的、联系紧密而更富弹性的文化生活形式所替代。弹幕所带来的社群感正是一种流动的、灵活的、富有弹性的文化生活形式。这些“小群体”基于共同趣味形成，而并非强制性、先天性、普适性的。它们的寿命也不一定长，但短时间内的连接感、归属感很强。“寿命”不长可以规避现实的社会建制所带来的强制性义务，以及破碎时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相比起面对面、直接的社会性，“远距”社交文化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当代青年越来越习惯在“远距”中发展纵横交织的关系网，穿越人机界面，漂浮于自己的电子社群，从中成就自己的社会性。
在追逐趣味的过程中成为生产流量的劳动力
最后，弹幕文化中存在诸多悖论因素，趣味性与模式化并存，自由与暴力“齐飞”，也因之成为辩证分析互联网文化生产的重要入口。在数字时代，“玩”成了一种劳动，因此有学者提出了“玩劳动”的概念。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个概念改写为“趣味劳动”，是指在追逐趣味的过程中成为生产流量的劳动力。弹幕执迷于发挥细节、发掘趣味以及构造一鸣惊人的辞藻。而弹幕与其他的文本创造、文字游戏相比，门槛、成本都极低。由于其运动速度之快，所以必须令人“秒懂”，否则将被后继的、无穷无尽的语言碎片瞬间吞噬。这些语言碎片不断刺激使用者的神经元，将潜意识可视化为文字形态。由此，弹幕构成心理与技术的界面，它们依存于计算机播放器的“基础设施”，暴露着人们的无意识、下意识、旁逸斜出的巧思以及“多快好省”的幽默感。
这种高度的碎片化，导致叙事的完整性不被重视。而且，充满趣味的梗、“名场面”也导致严肃情感的消逝、理性精神的淡漠以及某种反智的激情。与此相应，对于表达民主的乐观想象、对于直接快乐的无限追逐，则成为弹幕的主要功能，其使用者也越来越被“编辑”与“设定”为渴求快乐的存在。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弹幕语言游戏的无功利性，以及那些彼此分享和交换的真诚交流。只不过，我们还需要继续刻画这种快乐感、释放感对于人的细微“修订”。
比如说，弹幕业已创造出了许多套话，考虑到这些语言突破“圈层”的辐射力、对口语和书面语的改造力，乃至对人们思维方式的支配力，都不禁让人犹疑——弹幕语言到底是在释放创造力，还是在将创造力回收进极为平庸的、堪称流俗的表达方式里呢？如果套话泛滥，势必有损语言本身的健康，使得语言使用者逐渐丧失个性化的，细腻、连贯且准确的表达能力。
再者，弹幕空间也绝非世外桃源。在趣味的庇护下，内里也潜藏着相当暴力的一面。由于弹幕的匿名性，以及监督惩罚机制的缺失，很容易看到各种类型的语言暴力。它对于生活的常态面、光明面，兴趣寥寥，但对于人性和生活的阴暗面却有着略显病态的执迷。弹幕里总是充满着波西米亚的狂想者与清教徒式的道德家，一面是狂舞的脑洞，一面是保守的审判。弹幕空间盛产“道德家”，但人们在现实当中，却普遍感受到道德感的匮乏以及人情日趋冷漠的窘境。在此意义上，弹幕所表征的互联网时代的道德实践困境，以及上述的三重影响，无不值得我们继续深思。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青年亚文化：从“具身展演”到“弹幕狂欢”
弹幕语言展现了青年亚文化的新变
张 雪
“风格”，是西方理论视野中解码青年亚文化的重要关键词。伯明翰学派认为，“风格”是青年群体基于大众文化和媒介文本的拼贴、同构和表意实践形成的符号表意组合。西方战后迅速出现的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族（Mods）、朋克（Punk）、嬉皮士（Hippie）等青年亚文化都呈现出边界清晰的风格。奇装异服、夸张的妆容、怪异的举止……青年以身体为媒介，通过改变符号原有的位置、语境，盗用、篡改甚至颠覆其原有意义系统，创造出极具个性化、富有视觉冲击力的自我表达和集体认同。他们所表现出的异于父辈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使他们被贴上“婴儿潮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等标签。然而在电脑中介化的传播兴起之后，青年亚文化风格的独特性和清晰度似乎逐渐消解了：当下年轻人不再执着于以具身表达标榜身份，而是更多地选择成为网络“风格超市”中的漫游者。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下，伴随着中国高度压缩的现代化进程，媒介已像空气和水一样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生存环境。从快速闪现的“杀马特”“快闪族”“动漫宅”等青年亚文化风格，到当下大量涌现、风格多元的网络青年迷群——“网文圈”“游戏宅”“鬼畜”等，清晰地显示出媒介进化背景下青年亚文化风格之变：从具身符号展演逐渐转向数字化表意实践。亚文化风格的表情包往往通过荒诞、猎奇、审丑的图文借用，实现一种独特的观念表达。
短视频弹幕作为亚文化风格的新形式，也意味着网络“风格超市”的文化区隔没有消失反而增强了。网络迷群不仅通过短视频这种参与式文化表达自我，甚至发展出全新的符号表征体系——弹幕语言。在各类短视频网站和APP上，满屏飘飞的弹幕让人眼花缭乱，弹幕互动中经常出现的“中二”“鬼畜”“awsl”“双厨狂喜”等流行语，常常令大众一头雾水。但是，弹幕参与者们在信息内爆中实现了即时性身份识别和群体聚合。
媒介作为环境，影响了“风格”的转变
在风格的演变中，该如何理解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从传统媒介到新媒介，无论风格如何演变，青年亚文化始终都是个体的集体性表达，追求的是一种表达的自由。而这种表达的自由，归根结底是通过媒介进化得以实现的。传播学学者哈罗德·伊尼斯、麦克卢汉主张以“媒介环境论”视角来理解媒介技术更迭使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媒介环境论视媒介为一种物质的、感性的、象征性的环境或结构，哈罗德·伊尼斯这样描述这种变革性的力量：“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媒介即环境，从这一思想理路出发理解媒介，才能更好地理解青年亚文化的变迁史。
媒介是催生新文化的技术，正是媒介技术的赋权使青年群体得以建构风格、表达认同，推动了青年亚文化的产生和演变。早期青年亚文化的产生，其媒介环境是大众传播媒介在“二战”后的迅速普及，从根本上打破了既往社会的信息垄断，重组了人际交往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媒介改变了个体社会化经验图式，青年融入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流行电影、电视、广告、时尚、音乐等为年轻人提供了一整套象征符号以达成不同的表意集群。然而在大众媒介单向度传播的局限中，这一时期的风格更类似于一种“具身广告”，其风格是清晰的，其意义却是含糊的。
网络社会的崛起加速了媒介生存日常化，基于更加便利、自由、平等的信息传播与互动交往渠道，擅长数字冲浪的年轻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优势。在摆脱了现实生活材料的束缚后，媒体为青年提供了身份认同的海量原材料。通过文本盗猎，他们实现了境遇主义者所言的“游离”和“转向”。表情包、弹幕等互动方式，成为青年亚文化表意实践途径。作为一种参与式文化和开放性文本，弹幕视频允许草根青年制作、创造、表达新的群体认同，给予青年向公众发声的机会。青年迷群出于兴趣爱好主动参与内容生产，将文本盗用发展为一种参与性文化，创建自身的社会认同，充分体现了新媒介语境下亚文化表达的创造性维度。
重新思考亚文化表达中的变革性力量
认识到媒介在这其中的重要作用，使我们不能把青年亚文化现象简单归因为阶级、性别、年龄等因素。不同代际之间更深刻的、却不为觉察的差异是基于不同媒介环境的社会化历程：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是最容易接受新文化的人群，处于文化变化的核心地带；不熟悉网络及信息技术的年长一辈，自然难以理解青年群体的认同表达。“次元壁”一词的流行巧妙隐喻了青年亚文化与父辈文化之间的媒介环境壁垒。围绕数字媒介技术的社会化经验、接受态度、认知行为、使用习惯等方面的诸多差异，造成了世代间的数字化代际鸿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显然已经进入“后喻文化”时代，即青年对于长辈的文化反哺已经成为正常现象。
伴随着中国“Z世代”的成长，在不断挑战主流文化话语权以重塑群体身份和地位过程中，其风格表达转向了更积极的日常生活话语实践。以互联网为阵地的青年亚文化不再局限于圈层文化，而是积极向外发声，其文化风格和符号也不断嵌入主流文化。“Z世代”青年善于利用图文叙事和弹幕视频进行二次创作，形成“二次元”风格文本以实现群体价值观表达。主流文化符号被借用并进行二次创造与快速扩散，并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正能量的特征，逐渐被主流媒体接纳，进入主流文化话语体系。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之间，打破“抵抗与收编”的既往对话形式，形成文化互融、交流协商的局面。这种话语博弈有利于生产出具有独特价值系统的社群，引发正面的社会变革。
青年是时代变迁的代言人，利用虚拟社群建构文化身份、寻求文化认同的青年又是当下网络时代的代言人，显现了时代最为突出的社会变迁形式。青年亚文化的风格编码是对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集体性的象征性回应，是应对结构性因素和问题而发展的意识形态图式，是对主导文化秩序温和的仪式抵抗，是创造个体存在意义的尝试。寻找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新媒介时代仍然是青年亚文化风格的目的。我们应该更谨慎地对待将亚文化风格理解为代际鸿沟、消费主义恶果、结构性冲突的观点，更多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媒介环境中交往理性建构的可能性，重新思考亚文化表达中的变革性力量。
需要强调的是，青年人在碎片化、流动性的媒介生存中成为网络世界的漫游者，也表征了去中心化、不确定性、非理性的后现代症候。虽然媒介环境使社会互动与个体表达克服了时空的障碍，但是媒介技术理性召唤的“自由表达”的乌托邦并没有到来，反而揭橥了后现代社会中交流的无奈。图文叙事的情感补偿，并没有实质上改变身体不在场造成的情感不确定性这一根本问题。短视频弹幕的参与式文化，也助长了文化区隔和亚文化内部的裂变。同时，追求认同的青年个体在网络交流空间中成为“他者”的可能性却大大增加了，正如海德格尔所忧虑的，人群的喋喋不休，“匿名”的阴影无处不在，可能会淹没“良心的呼唤”和存在的关爱，这也导致了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感。此外，数字化的表意实践俨然发展为大众文化景观，它所带来的娱乐化、狂欢化趋势已经很难逆转，这其中存在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
（作者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
弹幕语言能给传统批评带来什么启发
□张沈琦
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交流的便捷性。新一代的年轻人更喜欢通过网络进行信息的传递。这些都为当代文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当前，具有弹幕功能的视频网站和移动终端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所谓“弹幕”，是指在视频播放过程中横向运动或悬停在视频画面上的评论文字和符号。它们一般只在屏幕上停留几秒钟，但极受观众们的青睐。这些评论文字的内容与播放的视频内容有关，更与弹幕发送者的观看体验和情绪有关。如果我们将弹幕视为一种批评形态，它可能存在话语简单粗暴、情绪大于内容等诸多的问题。但仔细一想，很多弹幕及其延伸出来的流行语，能够在网络上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共鸣，肯定有一些值得我们肯定和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反观当下存在这么多“温吞水”式的批评文字，重新审视弹幕中那种直截了当、及时到位的话语方式，或许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
第一，弹幕批评能够充分挖掘语言符号的表达能力，及时且精要地将读者的观看情绪、情感变化表达出来。这种表达不同于以往静态的、理性的批评方式，具有动态性、情感性。这意味着视频观看者会随着作品内容的变化不断产生出新的理解、新的点评，并进行持续性的融合呈现。在弹幕批评中，每一个词的使用都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修辞、情绪等价值，通常在嬉笑怒骂之间完成了对作品的分析评价和阐释，颇有“微言大义”“暗寓褒贬”之气势。在表达上，它及时、准确地传达观看者的情绪，敢于下判断，甚至会有一些吐槽式的批评。这好像恰恰是当下的传统批评所匮乏的——我们经常在报刊上看到绕来绕去的表扬批评，但较少看见言简意赅的锐评锐见。
第二，弹幕批评会促使不同时间观看的观众围绕作品和弹幕形成一种“共同欣赏和批评”的独特话语空间。我们在上网观看视频时，之前观众发出的弹幕会一直保留，在视频的某一时刻固定浮现。在这个时空中，欣赏者会暂时忘记自己观看的时间与所处的地域，以弹幕为中介，大胆地对作品进行点评，并与其他的弹幕发送者、观看者产生共鸣。相较于传统的批评模式，这种批评更具有时效性、互动性和空间感，读者能够及时地对文艺作品的优点与缺陷加以掌握，极大地提高了欣赏的效率。此外，视频的创作者也可以随时作为读者加入其中，对作品进行批评和阐释，并在接下来的创作中对作品进行修改。因此，以弹幕为媒介，可以有效地联结作品、作者和广泛的读者群，进行多向度的互动、反馈。
第三，依托于互联网巨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弹幕批评在“批评的数量”与“影响的广度”两方面远远超过了传统文艺批评的范围，成为“社交”与“批评”双重属性的结合体。从数量上来看，大部分视频作品都有弹幕的影子，而一些较为火爆的文艺作品，弹幕数量都在几千甚至上万条以上，其中不乏带有真知灼见的批评语句。从影响上来看，弹幕早已成为新一代青年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发送弹幕时，既是在对作品进行评论，也是在与他人进行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一代青年对文艺的认知与实践，即以文艺作品为中心，注重批评的新奇、精炼、即时。此外，伴随着网络的普及，弹幕批评的使用者早已不再局限于青少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弹幕批评的大军之中。尽管当前弹幕批评呈现出广泛性与多样化的特点，但实际上大家都渴望别人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表示认同。通过社交互动，大家获得了无尽的乐趣，进一步扩大了弹幕批评的影响力。简言之，弹幕批评将“社交”与“批评”融合，虽然客观上降低了批评的“门槛”，却让更多的观众能参与其中，扩大了作品的接受度。
第四，弹幕批评的及时性、互动性和参与者的广泛性，对我们辨别作品的质量有一定的帮助。在各种网络平台中，一些作者为获得“流量”，通过大量复制和抄袭他人优秀的文艺作品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但真正的原创者却被忽略。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弹幕参与者众多，其中肯定有能够认出抄袭来源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过于乐观，大部分的观看者也不大在意视频到底是原创还是抄袭，“是否看得爽”是他们最关注的。但无论如何，弹幕批评的这种互动性、广泛性，还是有助于激发人们对抄袭的抵制和对原创作品的尊重。同时，面对一些“标题党”信息，弹幕批评也有助于观众及早发现作品质量高低，更快逃离无用信息的海洋。此外，多样的观点碰撞，也有助于我们保持自己的思考独立性。
总之，相较于传统的批评，弹幕批评的展示方式更加灵活，内容也更为精炼，其中也混杂着宣泄情绪、污言秽语、谩骂诽谤等内容。但如果我们能够加以辨别，从中发现弹幕批评存在的一些优点，特别是在话语表达的及时准确、批评能够抵达更广泛的读者群等方面，不断改善传统文学批评，将有助于推动新时代文艺批评的繁荣发展。
（作者系吉林大学文学院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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