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在世俗还是文化语境下，“稻穗”“秋天的稻穗”都是泛着迷人暖色的话语。一方面，其字面下潜隐着农耕社会恒久而执着的期冀，而在美学层面，它们天然散溢着令人安心愉悦的温润光泽。这样的传统质感在马碧静的小说集《带你去看秋天的稻穗》（后文简称《稻穗》）面前却滞涩不前，原因在于，在这个令人温暖、发散着童话色彩的标题背后，书中小说更多呈现的是冷峻甚至不乏残陋的人间世象，是令人沉重的生存困境。小说集标题与文本内容上的疏离甚至是悖反，无形间构成充满矛盾的内在张力，恰如小说集中所指涉的人生，充满梦想追求，却往往与现实之间存在不易抹平的隔阂，充斥着难以调和的冲突。这或许就是作者意欲传递的人生体悟。小说鲜明的书写取向表明，马碧静在本质上是一个理性、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她甚少像一般女性作家那般迷恋浪漫唯美，纠缠于美好幻境的营构，而是以干净利落的姿态直赴生活现场，在散发着柴米油盐滋味的氛围中还原素朴本真的人生状貌，在热闹喧嚣的社会图景努力表达对存在真义的思考。这样的严肃诉求与文本达成，在当下文坛无疑是可贵的。
一、散点透视下的纷繁世象
《稻穗》共收入作者近年来创作的11篇中短篇小说，从数量来看中规中矩，但细读之下，小说所辐射出的生活面之开阔令人侧目。在题材上，这些作品并不拘泥于某类题材或领域，作者如一个醉心于海洋辽阔的渔夫般随性撒网，肆意而行。这或为不少作家、批评者所避讳不喜，也容易造成写作主题上个性特色不易聚焦的疴弊，但自古写无定法，选材上的纷杂多元，映射出作家对生活、人生的广泛兴趣，也隐隐透出一种野心一份企图：她想在文字里呈现的不是某种固化类型的人生景象，而是现代社会的微缩式动态图景。
这种具有跨越性的写作视角，类似于绘画艺术上的散点透视。散点透视，也称移动视点，画家观察点并不局限于某一地点，也不受固定视域的限制，而是根据需要移动着进行观察，凡是在不同观察点所看到的景和物，都可组织进一个大的画面之中。像《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这样的中国画，能够表现出“咫尺千里”的辽阔境界，正是对这种独特的透视法出色运用的结果。《稻穗》中的11篇小说，一眼千里，移步异景，在有限的容量内尽可能囊括进丰赡的内容，建构起一个具体而微的动态社会空间。
从题材范围看，小说囊括职场、家庭、社会诸领域；在具体内容上，涉及体制内人事矛盾纷争、离退休老年人生活、社区片警琐碎忙碌工作、学校青少年成长与教育、农村“富二代”空虚无聊的生活、盲目追求存在却不懂存在真义的青年、以苦行僧为借口消极避世的修行等等内容；在人物形象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的中年人，上班时间一本正经研读《领导者》的报社主编，独居的退休老年人，充满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基层警察，缺乏家庭关爱的叛逆少年，罹患癌症而积极乐观的老年人，坚守职业理想的教师，对人生充满迷茫的青年，信奉“他人即地狱”的作家等等，都被摄入文本之中。这种散点透视式的生活面截取，在小说中建构起一幅斑斓杂驳、五味俱陈的社会人生世象图。显然，如果写作者没有丰富的现实生活阅历，没有对生活深入的体察和兴趣，是难以涉足如此广泛题材，难以有这么开阔的人生视野的。作者熟稔地游走于不同的生活场域，捕捉一个个真实鲜活的生活场景，去传递当代生活的真实况味。
不论是题材选择和人物塑造上，作品都显示出一种向“小”的写作追求。所谓“小”，即指选材倾向于凡俗生活，袒露鸡毛蒜皮、烟熏火燎的生活质地，人物亦非大贤大恶，不过是些有梦想追求却又囿于现实泥淖或自身缺憾无法超脱的寻常俗人。典型者如《左右摇摆》中的主人公李岗。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是有赋予其理想意义的意图的。李岗中专毕业后放弃其他工作机会，进入报社从事自己喜爱的新闻工作，并且二十多年来从未丧失这份热情。然而，作者并未将其塑造为带着光环、无私付出的楷模，未赋予其高大上的人设，而是将他置放在窘迫无奈的现实场景中，让人物在一地鸡毛中屡屡遭遇理想与现实的尖利交锋：领导为照顾与自己有关系的人而任意调整他的岗位；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下，父母年纪大身体不好，经常住在医院，李岗不得不家庭、单位、医院几处跑；父母的主治医生让他帮发评职称用的文章，省城的老同学爽快帮忙，却随刊物寄来2000块的账单，李岗无奈为此埋单；妻子怀上二胎，李岗却考虑到奶粉钱、抚养等现实问题而顾虑重重，导致妻子一气之下堕胎；赏识李岗才干的企业家邀请他到自己的公司工作，李岗一方面被高薪和山明水秀的工作环境所吸引，却放不下“铁饭碗”和领导要提拔他的许诺……小说结尾，李岗终于如愿等来升迁的消息，他如释重负，彻底放弃“出走”的想法，在报社继续干下去。自此，人物出场时还多少笼罩着的些许理想主义光环消失殆尽，就如刘震云早期小说《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夫妇一样，在庸俗繁琐的人情世故、生活细节中渐渐被磨去了锐气和棱角，最终彻底向现实妥协。结尾的设置尤为意味深长：李岗接到升迁的电话之后，兴奋不已，深夜下单买了一本总编曾总视为宝贝、在办公室反复研读的书籍《领导者》！这个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安排，以反讽手法宣告理想主义在现实中的狼狈溃败。事实上，这一意图，作者早已在文中表露无遗：“学生时代谁不纯情？可都在社会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谁没磨出层老茧啊，这老茧就是世故啊！别不敢承认！”
在其他作品中，这种向“小”取向进一步延伸。《带你去看秋天的稻穗》中的罗炳亮，原本是个普通的社区警察，工作负责认真，却因为人过于死板，多年未得到提拔，一次出警时意外地帮到当地一个官员的亲戚，被提拔到市刑侦大队，因为屡屡立功，很快被提为副大队长。但是小罗看似开挂的人生却因为他私下发展的线人被杀害戛然而止，重新降职回到原来的社区当片警；《花斑蟒》中的辉丽，是个品学兼优的农村女孩，可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而自愿放弃考大学的机会而读中专，在学校因为倔强的个性得罪了学校校霸“凤姐”，为此被辱骂殴打，最后她忍无可忍愤而还击，赢得了师生们的一致敬重；《苦行僧》中W先生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做了几份工作都不如意，干脆退回家里当“啃老族”，母亲因此被气死，他却没有太多愧疚，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有意志的人，效仿苦行僧修行……可以说，《稻穗》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些普通凡庸的小人物、小角色，他们没有高大伟岸的形象，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业绩，有的在世俗生活中或安分守己或努力挣扎，在充满无奈的境况中认真活出真我模样，而有的则是以消极态度对抗生存压力，显示出孱弱无奈的人生面相。
《稻穗》在题材、人物上的“小”并不意味着作品格局的“小”，相反，作者努力在一件件凡俗琐事、一个个小人物身上，尽可能包容进丰富的社会内容，做到“小”中见“大”。《左右摇摆》以一个报社员工鸡零狗碎的生活为横截面，不动声色将一种时代氛围镶嵌于其中：体制内复杂的人事关系，“铁饭碗”与商品市场经济诱惑之间的冲突，“二胎”政策对普通家庭的影响；《老年记》关注退休老年群体生活：空巢老人，黄昏恋，医疗救助，甚至大胆涉及同性恋的社会认同问题；《带你去看秋天的稻穗》将基层警察繁杂而重要的工作日常、底层癌症患者生存境况、问题少年的救助等社会现实呈现给读者；《花斑蟒》在故事讲述中展开对校园凌霸、原生家庭对青少年的影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等社会问题的思索，等等。这些题材，无不是当下现实中关涉甚至影响普通人生活的现象。
总之，《稻穗》以一个个寻常琐碎的生活素材，在开阔的空间视域中，拼图般描摹出一幅动感十足、丰富驳杂的时代影像，在凡俗世象中尽显百般人生况味，既显示作家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也映照出其朴实而热忱的生命态度。
二、哲学思索下的生存本相
《稻穗》并不满足于对社会生活图景的勾摹描写，而是竭力传达出对生活、生命甚至人性的认知和思考，表现出自觉且鲜明的哲学层面的探寻。如果说在《左右摇摆》《老年记》等作品中，作者意图透过生活本身去表达自己的思索的话，在《大鱼》《201房客》等篇目中，则是很明显要借助克尔凯郭尔、萨特、加缪、卡夫卡等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大师的理念去挖掘普通人生存中的荒谬本质与意义建构。
《左右摇摆》《带你去看秋天的麦穗》等作品，体现出鲜明的“新写实”小说特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兴起的“新写实”创作浪潮，对小说创作中长期占据正统地位的“宏大叙事”进行了解构与反讽，将作家的视域拉回到烟熏火燎的世俗生活现场，以不动声色的“零度情感”去还原最为鲜活的生活画面，藉此表现小人物生存和命运的凡庸、乖张、身不由己，在看似无意义的生活中表达最真实的生活触感。在李岗、小罗等人物身上，依稀可以见出小林、印家厚们的影子，他们认真地生活，怀揣梦想，但鸡零狗碎的生活总是一次次无情击溃他们的热情和初心，不断消解他们的意志甚至是品格。李岗是怀着对新闻工作、对文学的热情而自愿选择到报社工作的，二十多年的努力，理应换来壮志得酬的理想结局，但错综复杂的人事格局，使他长期止步于普通编辑的位置，加之“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现状，颇有令他疲于应付的挫败感与压力感。与青春靓丽的新进大学生李小甜之间若有似无的情感暧昧，是否离开报社到山明水净的朋友企业任职的矛盾纠葛，是一个备受生活碾压的中年人下意识“逃避”生活的本能流露。在此，小说真实写出了步入中年的“李岗”们尴尬窘迫的生存状态，并且以不无反讽的升迁、迫不及待购买《领导者》的尾声细节，在看似曙光咋现的结局中，无情宣告人物在价值层面的彻底崩溃——他们终于放弃梦想，与现实握手言欢。
然而《稻穗》又并非纯粹“新写实”。作者既体现出“新写实”毛茸茸再现生活的质地，同时又跨越“新写实”刻意保持与生活、人物之间距离的设限，突破“零度情感”，表现出温情的关怀向度，力图挖掘出小人物在看似无意义的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美”——人性美和人情美。《带你去看秋天的稻穗》中的小罗，他的人生出现起色并非多年努力的回报，而是源于一场偶然机遇，他也实在地把握住这个机会，凭借实力在刑侦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然而又一场意外让他好不容易开挂的人生戛然而止，一夜之间，他从刑侦大队副队长的位置上又被撸回到社区片警的角色，像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中主人公吕纬甫的感慨：生活绕了一个小圈又回到原点。这样的情节设定契合了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生是荒谬、徒劳的这一本质的确定。然而作者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充满温情地落笔于小罗对警察这份职业的敬重和尽心尽责的工作态度，他对多年未得到提拔并无太大的不满，而且在一桩桩为民解除困难、忧患的事件中获得极大成就感，他关心问题少年石磊，无私地帮助他，他的被杀害的线人“小红毛”也是被他感化的一个原本的街头小混混。在受到处分重新回到社区派出所之后，小罗也并未自暴自弃满腹幽怨，而是怀着对小红毛的深深愧疚再次投入到为民排忧解难的繁琐工作之中。小说中的另一角色张奶奶虽然出场不多，却是一个充满温馨力量的存在。她与老伴无儿无女，老伴死之后，她也查出患了癌症，但她天性乐观，并未怨天尤人，在加入癌症康复协会之后，着手改变被死亡气息笼罩着的团队状况，热情张罗各种活动，以自己的积极乐观感染病友，成为协会的核心力量。她视失去父母关爱的石磊为亲孙子，给予这个阴郁而叛逆的少年以亲情的温暖，竭力把他从堕落的边缘挽救回到正常生活秩序之中。最后，张奶奶病情恶化，在即将辞别人世之前，小罗和石磊陪着她回到老家，去看秋天金黄的稻穗。那片泛着迷人光泽、象征丰收的稻穗，是小说用心设置的暗喻，它是充满困厄的幽暗生活中一束光亮，是朴实平凡小人物对抗平庸、苦难的生命之光。在这一点上，小说在潜在层面上较好诠释了存在主义哲学探寻的生命意义，就如加缪在《西西弗神话》里所表述那样，生命的本质是不可改变的荒谬和虚无，而人作为主体存在，却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赋予生命以积极意义。
马碧静更为自觉、深入表达哲学思索的意图，集中于《201房客》《大鱼》《错觉》等篇。《201房客》开篇既引用加缪的“我的灵魂与我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而我的存在却如此真实”作为文前小序，创作意图不言而喻，事实上整个故事可看做是对这句话的一种小说文本诠释。研究生毕业两年未考上公务员的男孩吴毅毅，孤身一人来到一个边地小镇住下来，其目的是在此等候女朋友。问题是他不知女朋友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他每天在小镇漫无目的游荡，女朋友也一直没出现。两个月后，他突然搬出居住的旅店，骑上小镇上一个名为红姐的女人的绿色摩托绝尘而去，而红姐是小镇上的名人，他老公因打人入狱即将刑满释放。小说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虚无气息，即如主人公的名字吴毅毅——无意义。人物的语言对话中也弥漫着抽象的哲学思辨意味：
我是说，我等在这里，只是觉得这个时候，我的位置应该在这里。如果这时我在家里或单位，做着一些别人觉得你非做不可而你却十分不情愿，甚至无所适从的事，我会深感一一痛苦！
最后看起来都是等待，然而有质的差别。因为你的等待是有目的性的，而我的等待，纯粹只为存在。
他老先生省吃俭用一年，就为了出现在这里，等一个不确定会来的人？他做这事也不是为了要个结果，而是因为现在的他觉得自己该在这里……
不仅如此，书中较多引用克尔凯郭尔、萨特等存在主义大师的理论话语，进一步晕染文本的哲学色彩，将读者导引到对“生存”这一本质问题的思考层面。
另一篇小说《大鱼》，有很明显的“垮掉的一代”的意味。小说人物形象与叙事主题设置，极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视为“先锋小说”的“先锋”横空出世的徐星《无主题变奏》、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等作品，而这些充满与主流格格不入叛逆精神的作品，明显受到凯鲁亚克《在路上》、格林赛《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垮掉的一代”的影响。《大鱼》无意中延续了此类作品对人物颓废精神状态的关注，只不过时空背景发生了挪移。因为旅游业的兴盛，湖畔小渔村发生着翻天覆地变迁，拆迁补偿让人们过上祖辈无法想象的富足生活，但物质生活的满足、与传统渔耕生活的断裂，滋生出精神世界的空虚、人生无聊等普遍问题。小说以一个炎热午后、一群年轻人种种乏味无意义的活动，形象表达了不容忽视的现代生存问题。其中一个典型情节，写阿玮为打发时间跑到水边钓鱼，他用价值不菲的钓竿很快钓上七八条大白鲢，却对这堆战利品不知所措，有人围拢过来向他买鱼，他却像是受到侮辱似的，抱起一条条鱼重新扔回水里，围观的人们纷纷跳入水中去抢鱼。对于人物乖戾、不合乎常态的行为举止，作者一语中的揭示其现实根源：“他们的父辈只是被大浪带走的沙石，被时代浪潮裹挟前行。特别到阿末他们这一代，钱就好像树叶子缤纷落下，压实了肉身，却又架空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小说还深入到哲学层面，探讨生存的本相。她借书中羊博士——一个哲学博士之口，将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的《存在与哲学》引入情节，让人物与抽象的哲理之间，形成基于真实生存感受的认同。“操！你是说横竖我们都没有希望！阿玮撑在栏杆上的手抖了一下，烟灰弹落。他想起了西胃河那些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自己命运的鱼。无辜的鱼。挣扎的鱼。”“我他妈好像有点懂了！就是说，我们哥几个今天出现在这里是自由。去西胃河看鱼是自由。当然泡妞花天酒地也是自由哈哈，谁他妈管得了我们是吧？这是我们的自由……干草片突然有点狂放不羁，像是一直哈着腰和这世界赔小心，突然就放开了停止腰杆刷给世界一个大嘴巴子。”在这里，深奥空泛的哲学理论，获得了一种鲜活生动的生活话语诠释，变得可感可触，而人物的生存及精神状貌，也得到了来自哲学维度的映照和解读，小说的内涵因而变得饱满、深邃。
在另外的《苦行僧》《叫了只鸭》《错觉》等篇目中，这种以现代性来观照普通人生存状态的主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延展。这类显然不重故事情节而意在表现、反映形而上问题的小说，带有明显的玄虚、颓废气息，显示出作者对现代、后现代思想资源的兴趣和吸纳，她借之来关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异化现象，从而使《稻穗》在现实主义特色之外，又增添了一抹现代主义色泽。
三、边地视角下的空间叙事
在《稻穗》所呈现的活色生香的世俗生活空间中，读者不难嗅出一丝别样的滋味，——来自云南高原边地的况味。与大多数作家一样，马碧静的小说显露出鲜明的地域特色。然而，与很多边地作家自觉而有意识地去表现边地高原瑰奇景致、少数民族特色不同，马碧静并不刻意去描写并强化地域色彩，她作品的关注重心始终置放于具有普泛性的生活场景，像李岗、小罗、吴毅毅、羊博士们的故事，并不具有地域特殊性，而是现代社会中普遍的生活现象，是现代人共有的遭遇和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马碧静的创作并不十分关注甚至有意淡化地域背景。但是，地域对于作家就犹如空气般无所不在，莫言就曾深有感触说过：“作家文学创作的故土情结是难以磨灭的。很多作家都是自觉不自觉的在运用乡土文学。全世界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作家创作到一定层次后、必然要开发利用他的故乡、他的童年，即便写与故乡无关的作品也会在其中发现故乡的影子。”作为一个出生并生长于云南滇西高原的写作者，马碧静的生活阅历、生命体验都与这片土地血脉交融，她的故事和人物是从这里的土壤生长出来的，因而其写作视域自然而然聚焦于此，自发汇聚成特定的地域气息。
马碧静的小说基本上以家乡大理作为故事背景与叙事空间。大理地处滇西，曾是古代西南最强势地方政权南诏国和大理国的行政中心，地理环境得天独厚，拥有以苍山、洱海为核心的独一无二的自然生态景观。明代王士性对此地赞叹不已，称“乐土以居，佳山水以游，二者尝不能兼，惟大理得之”，并谓“天下山川之佳莫逾是者”。（王士性《广志绎》）厚重沧桑的历史气度，旖旎绝色的自然景致，赋予这座偏远的边地小城独特的气质和魅力，尤其是在当代旅游业推动下，大理被形塑为“风花雪月”之地与无数焦灼的现代人的“诗和远方”，成为混杂着浪漫诗意想象和被人诟病的商品化铜臭味的一个标志性地域。但这毕竟是“被想象”的大理。马碧静笔下的大理，褪尽局外人的揣度、想象、误读，只是从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视角，自自然然地书写大理，呈现出本色、本真的大理质地。
自然景色描写在马碧静小说中并不突出，这固然是与她聚焦人物生存状态的创作取向有关，但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她见惯不惊的地域审美心理。但在一些片段中，会间或出现如诗如画的景物状写，比如《大鱼》中的这段文字：
说是“海”，只是形容很大的叫法。高原地区没有海，这只是个内陆湖。可这内陆湖却是一颗纯净的水晶、是价值连城的祖母绿，是享誉世界的“高原明珠”。纯净的海面浮着海草，浮着菱角，浮着海菜和水葫芦，还浮着个头娇小的水鸟和野鸭，它们随着水波浮动而沉浮，悠闲得云淡风轻。靠近岸边的浅水区，长着高大旺盛的芦苇和茭白，常有白鹭栖息在里面，这里的所有生灵都不怕人，如果有人路过它恰巧从中掠起，只是因为它想起飞了，并非受到惊吓。它们过自己的生活，自信而不依附。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写的是洱海，作者根本无需想象、虚构，不过是把从小看惯的景致信笔描摹出来，便是一幅绝佳画面。这样的描写，如神来之笔，既生动点染出人物活动环境，也多少调和、稀释小说中焦灼的生存氛围，丰富了叙事层次。
与在自然景物上吝于笔墨相比，马碧静在地域文化习俗方面则颇多落笔。毕竟，作家可在文本中屏蔽外在自然环境而专注于故事营造，而在故事的展开与人物形象的浮现等层面，却无法回避具体的社会及文化环境。马克思曾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并在《神圣家族》中更进一步明确人是环境的产物。这意味着，人不论是作为独立个体还是群体成员，都不可避免刻上具体地域环境的烙印。马碧静的小说，在大的视域看，以小见大折射出当代人普遍的生存镜像，而于细微处，又泛出独特的地域色彩，由此形成个性斐然的叙事场域。
大理地处西南边陲，自古是白族、彝族等众多民族杂居之地，又曾是古代中国连通南亚、东南亚著名的“茶马古道”的重要关节，与内地、域外均有密切接触，因而生成异于主流文化的地域文化体系。《老年记》一篇，在讲述老年人生存现状的主线下，自然和谐地将大理独具特色的大量地域民俗文化化入故事之中。“小城历史上就是有名的妙香古国，大小寺庙数不胜数”，说的是大理历史上既受到北下的藏传佛教影响，又深得域外南来的印度佛教、东南亚小乘佛教浸淫，在南诏、大理时期便形成几乎全民礼佛的盛况，有“妙香国”之号，佛教信仰此后一直在民间勃勃生长。“太阳不落脚就痒／哪下才得去跳脚……跺起黄灰做得药／越跳心里越快活……”这首民歌中提到的“跳脚”，又称“打跳”“打歌”，是在云南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有的民间舞蹈形式，小说中的一群退休老人常常聚在广场上放着这样的歌曲打跳。还有，小说写到主人公一行去参加樱花节，晚餐时欣赏彝族“跳菜”表演，“跳菜是民间一种集舞蹈、音乐、杂技和饮食为一体的传统饮食文化。上菜者个个身怀绝技，将装菜的桌子顶头上、掮肩上、咬嘴里，行云流水稳稳当当没有泼洒，人群里不时爆出一阵阵叫好声和拍掌声。”此外，大理地区独有的民俗节庆三月街、“绕三灵”，特色饮食三道茶、皮萝卜、饵丝、凉鸡米线，地方技艺大本曲、霸王鞭等等，逐一出现，赋予小说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人物的生存面貌、性格气度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了充分烘托和渲染。
所谓地方特色，往往意味着一种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在生活中的体现。大理依傍苍山而居，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充分利用高山资源，逐渐形成许多别样的民间传统，比如“一掌雪”。《苦行僧》中的W先生，是毕业于名校的研究生，因事业上屡屡不称意，以修行为借口消极避世，他在古城中无所事事闲逛时，想起小时候阿妈指着某个地方告诉他，过去那里曾经有人卖雪，在炎热的夏天，白族大妈会攀爬到苍山顶，把还未融化的雪背下来售卖，供人们解暑，这在民间叫作“一掌雪”。这一特别的习俗给主人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无数次幻想过那时候的场景：天空蔚蓝高远，几缕烟白的云丝镶嵌其中，整个像一块纯净的大理石。几个皮肤油黄、额头皱纹清晰的白族老阿妈从巍峨的苍山十九峰油画上走下来了。那山是个‘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地方，所以她们背负着苍山的雪、头插春天的黄杜鹃、腰系盛夏洗马潭湛蓝的围腰、满脸承载秋天的丰硕下山来了。W先生躲在石头垒成的古墙边，偷看她们绣荷包，唱白族调，将一土碗一土碗洁白的苍山雪浇上浓稠的糖稀，送到一位位客人的手上……”小说以W先生的想象，生动回顾了凝聚着白族妇女的辛劳与智慧的饮食风俗，表现山地居民如何将高山立体气候化用到生活之中。随着制冰技术与设备的普及，这样的古老方式已经退出人们的生活，小说中的描写因之具有一种怀旧意味，在为主人公的地域背景造势的同时，也与主人公对现代生活的逃避构成某种内在的勾连和呼应。
如果说“一掌雪”代表的是已经逝去的文化的背影的话，那么《大鱼》中则记录了原本“靠水吃水”的环洱海渔家文化的正在遭遇的危机。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人口的剧增，洱海曾几度濒临生态崩溃边缘，为了保护这座高原母亲湖，地方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中就包括封湖禁渔，渔民仅限在指定期限内有条件地出海捕鱼。小说中的年轻人们在水边无所事事闲逛时，看到岸边堆积着很多锈迹斑斑的铁皮船，它们有的还保留着作为一条船在海里劳作的形态，有的已被倒扣，有的层层叠叠堆集在一起。它们目前最大的功用，就是给游客拍照提供背景，或者作为一个时代终结的缩影而保留。还有曾经作为捕鱼帮手的鱼鹰，如今已淡出人们的记忆。这种具有现场实录性质的环境描写，对于帮助读者理解小说中人物颓废虚无的精神状貌是至关紧要的，或者说这就是答案的一部分，同时进一步凸显小说的现实主义品格。
从生成机制看，文学创作是一种具有鲜明空间性的活动。当代空间学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将空间分解为物质、社会、精神三个层面，揭示空间并非是单纯地理学概念，它既是客观实在，也是主观感受。《稻穗》中的小说，体现出这种鲜明的空间质感，显示了作者对生活的敏锐感知与深度把控能力。她以边地小城为主要叙事视域，把握时代脉动、书写凡俗小人物故事，更为重要的是，她有意识地运用现代性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思维，去探照现代人的普遍生存境遇与幽微精神世界。这样，从世俗烟火到精神层面，从地域风貌到哲学思辨，《稻穗》多维度、多层面地为读者呈现了边地既独特又具普遍性的现代生活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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