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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这部书的目录上来看，起讫时间似乎是从杨苡上世纪初的出生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但是杨苡对此后生命历程的追忆，却穿插于各个目录章节的讲述之间。杨苡因她的长寿而看到了身边许多人的结局，故而这部口述自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为她身边的许多人作传。 “繁”是这部口述自传的特点。整部书中，杨苡在回忆与家人、师友相处的细节当中，说了太多次“没想到竟是最后一面”，言语中充满了遗憾。另外，在回忆与哥哥杨宪益、大李先生等人的过往时，杨苡讲述的许多故事在书中不同的章节部分重复出现。从后记部分中能够看到，撰写者余斌对口述语体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尊重与宽容，并未对杨苡片段化的口述作过多的删节。这种“繁”，让读者与听者的身份达到互通，像是在面对面听取杨苡的讲述。读来更流畅、更具现场感，且饱含一种历史的温度。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这部口述自传除了“繁”的特点，更不容忽视的特点是“细”。极细微的个体经验与个体情感，让处在历史阴影中的日常记忆能够走向读者，被看到、被感受到。百年现代史的大时代背景被虚化开来，所谓运动、思潮、事件被置于后景，杨苡在与读者的畅谈之间，杨宪益、赵瑞蕻、罗沛霖、沈从文、巴金、吴宓、萧珊等与她有私交的学人名家，甚至于蒋介石、陈布雷等政坛要人都从文学史、政治史中走出来，变得可亲、可近，也有可爱、可笑。明明是个顶个的大人物，居然能如此从容地立在读者的面前，这正是这部口述自传区别于其他作品的一点，只有杨苡这样以百岁生命丈量历史的阅历，才能够如此从容且鲜活地讲述出历史背后为人所忽视的细处。 全书在结构上分为四部分，第一章“家族旧事”与第二章“中西十年”读来节奏平缓，这部分是以小女孩的视角带领读者重回天津的租界时代，遍访充满童趣的花园街、耀华里、中西路，感受着家族庇荫下的无忧无虑。而自第二章的“中西之外”一篇起，杨苡对记忆的讲述从美好的氤氲走出，开始直面家庭、校园外部更广阔的世界。随后的“毕业季”一篇，让这部口述自传在讲述个体记忆、个体经验与情感之外，也蒙上了浓烈的国族历史色彩。 第三、四章进入到抗战爆发后在西南联大与重庆中央大学求学的时光后，杨苡的讲述从平缓变成有节奏的起伏，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人生的大事件也越来越多。但是杨苡一如之前那样，从亲历的事、身边的人去弥合历史与个体之间的巨大空隙。乘坐“云南号”前往昆明，本应是战争中的艰难迁徙，杨苡却将这段经历视作是一段游记；面临敌机轰炸时的紧急避险，用“跑警报”来代称，偏偏是这个“跑”字，没有“逃”“躲”的狼狈、慌乱……尽管正常的求学历程遭遇战争、流徙变得十分艰难，但从杨苡的讲述中却能体悟出当年联大、中大学子的那份自重与自持。 “复学生”和“我们的课”两篇中，杨苡将西南联大的生源、师资、课程设置等向我们一齐娓娓道来。“女生宿舍”一篇中，杨苡的口吻像是一个在抱怨、发牢骚的小姑娘，有水土不服的难以适应，更有在和金丽珠说悄悄话时流露出对大李先生的想念，足以见得杨苡的诚与真。到重庆中央大学读书时，杨苡已经初为人母，故而在重返校园之后，较之于西南联大读书时心绪更为复杂，杨苡却毫不避讳，直言现在与过去的不同、中大与联大的不同。 而作为外文系出身的翻译家杨苡的讲述当中，书内书外的世界也得到了某种贯通——对大李先生的仰慕之情，是杨苡在多处都有所提及的。杨苡将大李先生、巴金先生比之于巴金的小说《家》中的林觉民、林觉慧兄弟，并且还是中学生的杨苡与巴金通讯时也将觉慧出走视作是自己的目标。与沈从文第一次相遇时的杨苡还念念有词道：“反正我要像觉慧。”讲到自己在重庆求学时结识的同学徐璋与王聿峰的恋情时，杨苡将他们比作《呼啸山庄》中的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甚至调侃徐璋太过于驯服而不及希刺克厉夫那样有反抗性。 杨苡在书中的讲述，是用拾起百年生命历程中细碎生活片段的方法，来抵抗记忆可能面临的遗忘。抵抗岁月的遗忘，需要留住的有记忆，更有书中提到的名家大师们在寻常生活中以普通人身份所流露出来的真挚情感与所思所想。杨苡所面对的并非是无名之辈，但那些个顶个的大人物们，也有个人独特的心流被历史的普遍情感所吞没的时候。杨苡的一生，伴随着也见证着中国现当代历史大事件的发生。当她站在一百年这一极具人生意义的时间节点上回望过去的风雨呼啸时，她却选择了最细微、最日常、最生活的人与事，用细碎的故事补缀着历史与人之间巨大的缝隙。这是她拾起自我记忆以抵抗遗忘的方式，也在告诉着读者，任凭时代风云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唯一能置身其中且最珍贵的，就是生活本身。在杨苡逝世之后读到《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这部书，又不能不回想起她在纪录片《九零后》中曾说，她不同意丈夫赵瑞蕻“长寿就是折磨”的观点——“活着就是胜利”才是杨苡的人生信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