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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历来是当代文学版图的重要构成。在建党百年和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2021年的湖北长篇小说如何讲述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如何重述历史的脉络？如何进一步深化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共同富裕的新型发展思路下，如何书写城市和乡村？如何塑造新农民形象？在疫情依然严峻的当下，能否敏锐捕捉社会变迁的底层逻辑？能否触及人类生存的永恒命题？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痛点，能否提供一些新的文学经验？带着这些问题，进入2021年的湖北文学现场，可以发现2021年湖北长篇小说创作在稳步推进的同时出现了不少惊喜。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公开出版发表长篇小说二十余部（见附录），尽管题材、风格和审美旨趣各异，但一个普遍的艺术追求是以“返回”的姿态重塑共同体。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成果是林白的《北流》。无论是艺术创新性，还是文学影响力，无论是对林白个人创作的纵向考察，还是对整个2021年中国文学的横向梳理，《北流》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文本。从整体上来看，2021年湖北长篇小说赓续现实主义传统，以乡村题材和历史题材最为发达。乡村题材小说主要是在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时代背景中讲述乡村变迁的故事，《有底线的人》（荒湖）、《按钮》（王青）、《山若有情》（李伯华）、《出山》（徐宗义）等小说在整个二十世纪的长时段中书写乡村、乡愁和人情冷暖；《富水河畔》（李俊勇）、《天坑村》（朱寒霜）、《雁潭扬波》（敖维）则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形势下讲述乡村扶贫、社区管理和乡村教育的故事。历史题材小说大都致力于挖掘和展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的家国情怀。《拈花佛》（朱朝敏）打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孤岛”，彰显红色文化和民间力量；《茶道通漠北》（陈敬黎）以辛亥革命前后到北伐战争初期的历史为背景，万里茶道的筚路蓝缕和红色精神的初心使命相互映衬，强化国家认同；《民族英雄向燮堂》（向彩源）在还原真实历史的基础上塑造民族英雄形象，增强民族凝聚力；《隋炀帝》（丑人）、《大裂变：南北朝的天空》（余耀华）、《僧兵悲歌》《苍天在上》（朱清明）则以历史演绎的方式弘扬正气。以《俄耳普斯的春天》（钱墨痕）和《花季“蜜”闻录》（王诗怡）为代表的青春文学带来新一代的生活态度和文学趣味，也是2021年湖北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一、《北流》及其地方路径 林白成名于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潮流，《一个人的战争》在建构林白标志性写作高地的同时，也成为林白此后写作不断反拨的对象。自《妇女闲聊录》以来，林白一直行走在自我突围的道路上，在朝向外部世界的突进和朝向底层世界的写作中，不断破除《一个人的战争》制造的种种标签。在新作《北流》这部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巨制中，林白返回故乡，融入大地，一方面以注、疏、笺、异辞、植物志、词典等形式创造先锋性的文本结构，另一方面又以庞杂的方言土语、民间经验和成长记忆建构地方性的叙事路径，重识故乡作为共同体的意义。小说在整体上贯穿着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并重建自我与故乡、与世界、与内心的关系，潜隐着丰饶繁复的多重意蕴，在现代性反思中将地方置于写作的前沿地带，以地方路径通达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繁复的时空中建构全新的自我认同。 逃离地方曾经是现代性道路的普遍共识。正如林白在《北流》中借跃豆之口说的那样：“小镇青年都是要离开的，从偏远的小镇去往更大的城市，这是世界走向文明的一种不竭的原动力……一个人从小地方去往大城市，实是文明进化的永恒内驱力。”但在朝向现代性的远景前行的路上，跃豆却在四处漂泊的无根之旅中堕入前所未有的焦虑。事实上，地方是一个人生命的来处，也是一个人获得自我认同的源泉，更是由一整套文化习俗和经验惯例形成的地方共同体，因为“这些地方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点，每一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它不仅表明你住在哪儿，你来自何方，而且说明了你是谁”（英国学者迈克·克朗语）。 《北流》的注卷大体上可视为林白的“回北流记”，疏卷则可视为林白的“出北流记”，而前者正是在后者的映照下才突显其不同寻常的意义。在主人公李跃豆的心里，故乡那个“七线小城”留给自己的几乎全是黑暗的深渊，“掩埋着的无数不能触碰的东西，生生就咬烂人，不死也千疮百孔。”因为一次“作家返乡”活动，跃豆原本不过是在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时“顺便”回到故乡，却在“六日半”的行程中不断召唤起内心深处对故乡的眷恋。跃豆在外面广阔的世界里得到当初义无反顾逃离时想要的自由和声名，可当她游走于现代化大都市的酒店和会议厅时，内心却充满了虚空，“在外游荡几十年她从未找到自己的避难所”。正是在远离故乡走向世界的漂泊历程中，跃豆逐渐意识到，那些曾经刻意疏离的故乡风物及其人事其实一直潜伏在自己的血脉中，它们总会在那些慌张惶惑的时刻升腾起来，带来最深刻的也是唯一的慰藉。当跃豆穿行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时，随时遭遇的英语让她处处紧张，但当她突然在这个城市的褶皱间——地下一层——发现故乡的“鸡粥”时，当她猛然间意识到可以用粤语——她的母语——演讲时，骤然放松下来，曾经努力摒弃的圭宁土话放出光来，外婆家的狼蕨在心里疯长，“还原回一个日常的自己”，这种感觉让她在异地他乡获得重生般的喜悦。 多年在外的生活中，跃豆忘记了故乡，忘记了弟弟，也忘记了母亲。偏执让她自以为是，她不屑于母亲那一代人置身宏大话语的生活，也无法理解同胞亲弟弟米豆完全不在同一频道的凡俗人生。幼时母亲再婚，跃豆和弟弟一起被送到乡下外婆家，半年“被抛弃”的生活成为跃豆一生的阴影，不但多年未能释怀，还被她一次次夸大和强化。她曾写下这样的诗句：“那根簕是鸡叮锄的样子/它被时间缩小/钉入我的肉身”。“簕”是一种象征，是深入骨髓怎么都拔不掉的深深的隐痛。但现在，“无尽的植物，无尽的岁月/无穷河水永恒冲刷的你的两岸/北流河/以及我血液中沉淀的簕”，生命中的那些“簕”在时间的河流里被冲淡，当往事在故乡的风物中被重新唤醒时，照亮了那些曾经被遮蔽的温情、善良与勇气：她“多年以后才发现母亲生命饱满胜过所有儿女……任何灾难都压她不垮”；她理解了母亲与姨婆之所以不断谈论“世界革命”，只是在延续一个善良的谎言，转移姨婆的丧子之痛；她也意识到那个被自己鄙弃为“身体里的儿童从未长大”的弟弟米豆，拥有她永远无法达到的“随地安顿心情，样样安之若素”的生命状态；更重要的是，她终于在返回时间的河流中找到了自我：“当我无可挽回地错过了一切，当我的前方越来越空旷，我就越是看见那个几十年前的自己。” 《北流》采用地方志、方言写作、植物志等方式，以返回的方式将地方陌生化的同时获得自我新生的源泉。但是，“返回能回到哪里去，逃离又能离得多远？”当时间穿越到2066年，李跃豆的曾外孙女读到《李跃豆词典》结尾处的这两行手记时，已经无法穿透这部“词典”的“修辞方式”。北流话要么作为“标本”安静地躺在故纸堆里，要么作为“表演”虚假地漂浮在景区节目里，“北流话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是死去的文化”，就连“语膜”项目中那些八九十岁的北流方言语料提供者，也“总是没说几句就要提到北京和东京”。对李跃豆来说，无论是返回还是逃离，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安顿自己的一种选择，并不遥远的2066年已经昭示了返回的虚妄，而返回的意义也正是因此而熠熠生辉。 二、乡村、乡愁与城乡中国 对有着深厚乡土传统的中国而言，乡村叙事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的重任。湖北文学历来重视乡村题材创作，2021年的湖北长篇小说涌现出一大批乡村题材小说，尤其是一些草根作家和基层作家，以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呈现乡村历史和现实，以乡村为镜像观察中国社会的变迁，书写新形势下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解体和新型乡村共同体的重构。 荒湖《有底线的人》重写高晓声《李顺大造屋》的经典故事，讲述周家父子两代人半个多世纪造屋的经历，涉及乡村变迁、官场博弈、留住乡愁等多层面主题。父亲有过两次造屋的经历。三十年后，儿子周正海又有过三次造屋的经历。对中国人来说，房屋不仅是一个遮风避雨的生存空间，更是一个安放心灵的港湾。小说在周正海一波三折的“造屋”之外，还讲述了“两块石头”的故事，一是新国县烈士陵园的纪念碑，二是东楚市江边的楚国界碑遗址。纪念碑是新国县作为烈士县的见证，楚国界碑是东楚市的国宝级文物，凝聚了“楚人血脉里的雄性基因”，这种基因又与烈士纪念碑隐含的民族精神高度一致，小说的主题由此延伸至民族文化精神深处。在以东楚市、新国县、周家湾为标识的地理空间中，小说触摸到时代的痛点。在急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伦理秩序崩坏，新的现代文明尚未完善，欲望之恶与贪婪被充分释放，如何“留住乡愁”，如何坚守底线，如何平衡物质与精神、现代与传统、个人与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是城乡中国面临的难题，也是长篇小说写作的公共关怀所在，但小说以一个县长在官场上的相对弱势及其博弈来彰显社会正义，其内在合理性或许是要打折扣的。 新时代乡村扶贫和建设工作为乡土写作提供了新的资源。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扶贫干部、新型农民、基层工作者齐心协力，共同绘制出新时代的乡村新貌。李俊勇的《富水河畔》讲述新世纪发生在江汉平原富水河边一群青年社区干部的工作和情感故事，小说以潘慧和洪明山的成长经历及感情纠葛为主线，塑造了江伟锋、洪明山、潘慧、严义军、柳心怡、陈玉、郝琴等人物群像。当工作的“强度”、生活的“硬度”遇上人性的“温度”，新时代青年的精神风貌和心路历程尽显无疑。朱寒霜的《天坑村》讲述下派干部为精准扶贫主动造血，打造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带领群众走上致富道路的故事，集中展示大时代新农村的历史巨变，以及变革与转型中产生的干群一家亲的新型关系和新型共同体。敖维的《雁潭扬波》则独辟蹊径书写足球进校园的故事，突出足球对乡村孩子尤其是留守学生精气神的改变，是乡村教育小说的重要补充。 乡村志是近年来书写乡村的一种重要方法。李伯华的《山若有情》以团山村为原型，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安放于一座小小的村庄，讲述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团山这块热土上发生的故事，创造出一部充满乡土气息的“团山志”。曾经狗吠鸡鸣的老家团山村日益凋敝，逐渐沦为荒凉的空心村，作家在痛心之余以小说的方式复活家乡的历史，融入当地的神话传说、山川地貌和人文风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见山见水见乡愁。小说充分调动红色资源和地域文化，接续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群众路线和人民立场，将当下的乡村振兴和扶贫工作置于整个二十世纪的革命视野，有利于在更深广的意义上理解新时代的历史性意义，建构新时代的乡村审美经验。 乡村变革不仅改变了乡村的面貌，也给传统乡村女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发展机会。王青的《按钮》以柔弱女子柳心莲的成长为线索，书写江汉平原近半个世纪从野蛮贫穷到文明富裕的苦乐历程。柳心莲一生命运多舛、自强不息，她用精神弥补生活的残缺与沉重，用宽容启动人性善的按钮。她是传统美德的传承人，也是现代市场的开拓者。她发掘江汉平原的传统美食焌米茶，推出“莲香焌米茶”品牌，带领家乡人致富，直到敲响上市公司的钟声。徐宗义的《出山》中沙河镇的女孩枝子渴望走出大山的梦想，延续了四十年前铁凝的《哦，香雪》中乡村女孩渴望山外文明的主题，但小说的叙事空间延伸到山外的城市。作为城市异乡人，枝子屡次遭受命运的捉弄，但她胸怀梦想，永不言弃，终于等到命中注定的意中人，小说以枝子由乡入城的经历展现了改革开放逐渐深化的城乡图景。 乡村既面临着转型期的困境，也在困境中蕴藏着新的生机，在结构性调整中具有多种可能性，这是当下乡村现实的复杂性所在，也构成了乡村叙事的难度。如何讲好新时代的乡村故事，重塑城乡关系，是新时代对乡土写作新的召唤，也是乡土文学变革的内在要求，更是对乡土作家的一种挑战。 三、革命、历史与家国情怀 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反复在被重述，集体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则随之不断强化。“十七年”的红色经典历久弥新，当时大多数作家就是革命斗争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以小说的方式重述革命历史，讴歌新生的共和国，对民族认同产生着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但是，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的重评和新历史小说的解构后，如何重新讲述革命历史，成了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当下大部分作家已然无法获得亲历者讲述的天然合法性，再加上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对作家立场的规约，都给革命历史题材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这个里程碑式的历史节点，再现百年红色历史，书写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重构和强化共同体意识，依然是当下长篇小说写作的重要面向，如何以个性化方式书写反复被言说过的革命历史，则是作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朱朝敏的《拈花佛》以1943年到1950年代初期的革命历史为背景，叙事空间主要集中在“孤岛”。这是朱朝敏在多年持续不断的写作中打造的文学地理，承载的是她关于人性、乡村乃至中国的认识。此前的《百里洲纪事》等作品主要聚焦孤岛的现实，《拈花佛》则返回孤岛的过去，从抗日战争、肃奸运动、剿匪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建国初期的革命历史，滚滚前行的时代洪流都在孤岛打下深刻的烙印，浴血奋战的川军将士、侠肝义胆的自卫游击队、善良淳朴的庙村百姓无不用鲜血和生命诠释着“悲壮”。小说的妙思在于并未从正面直接书写革命战争，而是立足于她熟悉的文学故乡“孤岛”，选取孤岛上的庙村为基点，以庙村村妇扈娘的成长为主要线索，以民间传奇的方式讲述革命历史，融合民间社会里的伦理纠缠与残酷战争中的英雄传奇，谱写出一曲革命年代的慷慨悲歌。小说对历史和现实的拷问，不仅追求内涵的凝重深邃，还在形式上勇于大胆实验和探索，在广阔的时空维度叙写人物奇崛的命运。 时代在变化，个人在成长。庙村女人扈娘性情倔强，儿时就以拒绝裹脚特立独行。她先后遭遇水匪和日军，原本普通平常的乡妇人生从此跌宕起伏。她和丈夫连生有意无意掩护地下抗日组织的活动，多次打击日寇，破坏日军西进的计划。在被日军关押的牢狱之中，扈娘受到年轻女共产党员苏海荣的深刻影响，加快成长起来。连生被日军枪毙后，扈娘陷入有口难辩的境地，被误会她的村民们孤立并唾弃。抗战胜利后，扈娘又被当作汉奸整肃，被水匪哥佬会的人暗中救下落入匪寇，几经辗转，扈娘变身为水匪大当家“埠上花”，成为江湖上的一个传奇，她暗地里打击国民政府军，支持解放战争，后又带领手下匪帮投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扈娘从一个倔强的大脚村妇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传奇历程，恰似《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另一个版本，凸显了乡村蕴藏的革命内生动力，丰富了革命历史叙事的民间视角。 小说以传统乡土空间为底色，古楚民俗是其民间叙事的重要构成。“孤岛”源自枝江百里洲，百里洲是长江第一江心岛，也是历史悠久的古楚之地，岛上有楚怀王墓和三国魏吴浮桥战争遗址。《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枝江侯国，本罗国，有丹阳聚”，有说“丹阳聚”就在今百里洲临江的村庄里。小说里的庙村正是孤岛临江的一个小村庄，古风浓郁。能王氏因其神奇的招术被尊称为“能婆婆”，她会铺蛇皮扎针灸治病救人，会以“魂兮归来”的声声呼唤召回亡者的魂灵。能家祖传的医术、招魂术及其仪式深得古楚精髓，是庙村人作为古楚后裔传承古楚遗俗的明证。当然，民间习俗和信仰总是芜杂万象的，庙村人也敬奉菩萨和佛祖。孤岛寺庙古刹香火旺盛，佛门宝藏也多，连庙村山林里没有名号的庙寺也有悠久的历史，长年供奉着庙村人的菩萨佛祖仙人。哪怕时局不太平，扈娘从未停止信佛拜佛，无论何时，扈娘心中都怀有大义和大善，这是她个人生命的底色，也是革命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动力。日军垂涎庙寺里全身鎏金的拈花佛和村口汉白玉莲花座的石狮子，打破了古老庙村的宁静，庙村人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转折。扈娘从懵懂不自觉到有意识暗中支持革命、收养烈士遗孤，孝纪老人至死护卫石狮子，都与庙村人朴素的民间信仰相契合。拈花佛悲悯而激情地释放万物初生的欢喜，给予苦难深重的庙村人向善的信念，“佛在，你在，我在，人间在。” 革命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蕴藏着无限的写作可能。文学的要义就在于打捞那些历史的细节和碎片，发现其中潜藏的历史真实和复杂人性。在并不算长的篇幅里，《拈花佛》融入了欲望的恣肆与罪恶、灵魂的沉沦与救赎、历史的沉重与荒诞、个体生命与民族大义等多层面思考，是朱朝敏个人创作历程的重要突破。 陈敬黎的《大道通漠北》在辛亥革命前后到北伐战争初期的时代背景下，追溯从咸宁经漠北到欧洲的万里茶道，呼应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倡议，以“生甡川”牌青砖茶的掌门人何建朴为中心勾连庙堂、民间与江湖，建构了阔大的历史时空。小说在继承湖北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本土题材的再发现，融合历史传奇与地方文化，传承家国情怀与红色精神，弘扬茶文化与仁义之道，是一种有难度、有情怀的写作实践。自明代以来的何氏青砖茶，“既无思想，也无言语，但万物有灵，它所经历的一切都在何建朴身上留下了深刻而不可磨灭的印记”。何建朴在艰难时世中秉承诚信和仁义之道，将“生甡川”青砖茶扬名漠北，同时，他也深切感受到民族国家的苦难与屈辱，在董必武、陈谭秋等早期共产党人的感召下，他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支持和参与革命，昭示了荆楚大地红色基因的强大力量。小说在当下视野中处理复杂的二十世纪之初的历史，在全球化语境中挖掘本土文化，在主题写作的规训下探索个性化写作，是2021年湖北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除了革命历史小说之外，2021年的湖北长篇小说中还有一些历史通俗演义值得注意。向彩源的《民族英雄向燮堂》以清朝末年真实发生的“施南教案”为题材，讲述民族英雄向燮堂英勇抗敌的伟大壮举。鸦片战争后，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施南教案”曾震惊中外。小说回到历史现场，融入恩施地区的山水风情和民俗事像，在多维视野中重温发生在恩施沙地的这一历史事件，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塑造民族英雄向燮堂的光辉形象，是一部礼赞忠勇信义和家国情怀的乡土传奇。丑人（郑彦平）的《隋炀帝》重估隋炀帝的是非功罪，不拘泥于“艳主”“昏君”的醒目标签，肯定他作为雄才大略的实干家开疆拓土、修建大运河等历史功绩，力求全方位还原历史的本真。余耀华的《大裂变：南北朝的天空》（《南北对峙》《魏裂东西》《天下归隋》三卷本）横跨近二百年的南北朝历史，个人命运与王朝兴衰相互叠映，《兴吴破楚：伍子胥的复仇之路》讲述伍子胥传颂千古的历史佳话，二者均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颇具趣味性和可读性。朱清明的《苍天在上》和《僧兵悲歌》均采用章回体形式，书写大别山地区的革命历史、地域文化、自然风物和民间传说，饱含抗争精神、家国情怀与人性之光。 四、青春写作的“野心”与创新 青春文学是年轻一代“文学的狂欢”。湖北曾经拥有辉煌的青春文学创作传统，以《女大学生宿舍》为代表的青春小说是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2021年，《俄耳普斯的春天》《花季“蜜”闻录》等小说在接续湖北青春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打开了新局面。 《俄耳普斯的春天》年轻的作者钱墨痕是有“野心”的，正如他在故事的尾声说的那样，“我写作是为了时代，为了我们这代人”，“我觉得这个时代需要我”。但是，当“我”以此回答刘局问我为什么写作时，“说完我自己都觉得话说得太大了”，并将上述回答指认为“假大空的东西”。“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是鲁迅一百年前“失语”的孤独和虚无，外部压力与内在焦灼筑起的高墙让他无法言说，但无论如何，那都是在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里生成的现代性焦虑。“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是怎样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总体性瓦解后的碎片化时代，是一个宏大叙事被放逐的小时代，是一个无数转瞬即逝的时刻持续消解乌托邦想象的拼贴化时代。“我们这代人”又是谁？是叙事者“我”，是死去的主人公阿彻，也是警察李sir、小胡、刘局，是阿彻曾经的恋人谷雨、夏天、宋立秋、米雪，以及关联人小麦、宋之等，1994年生的钱墨痕和他的人物及其读者共处一个断裂的时代，小说散落着整整一代人青春的光影，也充满了年轻一代对自我及其时代的反思。 外在世界已经不再提供曾经稳定的价值体系，无法指认自我的确定性，内在情感世界也已无法生成彼此信任持久的亲密关系，无法提供心灵的归宿。阿彻与素不相识的“我”同在德国留学，一次火车上的偶遇制造了长达六个小时的畅聊。多年后，在他离开人世前的那个夜晚，又给“我”打来电话暗示道别。一个仅仅见过一面的人被他视为生命里最重要的人，但“我”却连他的真名都不知道，接那个电话时也是心不在焉。这种陌生人社会的反常社交，反衬的是现代个体的孤独宿命，无所牵挂亦无所慰藉。阿彻物质丰裕，但一直“觉得生活缺少一种炽热的期待感”，他什么都能做但做什么都缺乏意义感，他急于寻找一种“饥饿感”，那是一种为了某种人生目标而奋斗和成长的有意义的生活，但他却始终无法摆脱麻木的生活状态。他在情感世界先后经历过“白玫瑰”（贤良的初恋谷雨）、“红玫瑰”（拜金的情人夏天）和“兰花草”（朴素的前妻宋立秋），最后将情感寄托在一个欢场女子米雪身上，以拯救他人的方式救赎自己。最终，阿彻在巨大的精神焦虑中以决绝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小说里因阿彻之死卷进来的人无不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被哥们儿称为“恋爱大师”的“我”早就视恋爱为游戏、李sir分居的妻子小花被“扫黄”、刘局和伴侣杨柳的开放式关系、宋之对妹妹宋立秋的畸恋……所有的亲密关系都已无法建立相应的情感结构，小说选用这个年龄最切肤的情感世界作为入口，以略显浮夸但不无真诚的方式，展现年轻一代的精神困境。 小说在形式上具有明显的先锋气质。首先是仿侦探的小说结构。阿彻到底为何而死？小说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个悬念，随着对这起死亡事件的调查，不断回溯和分析过去相关的人与事，这是侦探小说常见的套路。但故事的结局却并非侦探小说式的，因为答案并非来自于确定的罪犯，而是来自于调查过程中逐渐浮出的一个隐喻，即“我们都是俄耳普斯，我们是无法回头的”。希腊传说中俄耳普斯历尽艰难带领爱人欧律狄刻离开冥府时，不顾冥后的告诫，在出冥府大门前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结果让爱人再次陷于万劫不复。小说以俄耳普斯的故事隐喻着青年一代的困境，正如阿彻一直保留着十五年前的初恋谷雨写给他的信件，但却永远失去了“回头”的可能，那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其次是元小说的叙事模式。小说的故事层是几个人物不同的爱情纠葛，但加上叙事人“我”的重新组合，便有了超出爱情小说的哲思。在人物讲述的过程中，作者与人物一起分享故事中的爱情与婚姻、存在与死亡等主题，打破传统的叙述方式，充分呈现出元小说的叙事追求。作者钱墨痕变身为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但仍名为“钱墨痕”，并以作家的身份充当叙事人，也以阿彻生前最后的联系人身份参与调查过程。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在调查与被调查的过程中以第一人称向“我”讲述自己的恋爱故事，这种设置将作者、叙事人和人物相混淆，模糊了虚实之间的界限。“我”则在配合调查的同时坦白小说的构思，明确交代小说从《阿彻的春天》变成《俄耳普斯的春天》的过程，以及所有人物的命运走向。小说的后记“我去2030年”改变一般后记的写法，将时间推及写作时间十年以后的2030年，以现在的“我”想象十年后的“我”，又以十年后的“我”凝视现在的自己，在重新编织的时空里反思自我，追问人生的意义和永恒。 更年轻的“95后”王诗怡则以《花季“蜜”闻录》接续四十年前轰动文坛的《女大学生宿舍》。小说以“工大127女生寝室”的四个女大学生为主要人物，展现具有新时代气息的大学校园生活。家境优越的乖乖女王小茴、来自城郊的“虚荣公主”钱媛、乡村的平凡姑娘黄芷蓉和特立独行的二次元少女李童，四个女生从微妙的矛盾嫌隙到亲密的互帮互助，都在校园日常生活细节中呈现出来，奖学金、校园贷、共享单车等贴合校园的现实书写，则增加了小说的当下感。同时，女大学生宿舍也是一个社会窗口，折射出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如心理问题、师生关系、消费观念、贫富差距等。小说在形式上融入绘本小说的手法，绘制高潮情节配图，在小说中加入以文本形式设计的微信、QQ和游戏聊天界面，提供了鲜活直接的当代经验和审美形式。书名中的“蜜”字暗示着“闺蜜”和“甜蜜”，与轻快灵动的小说基调相契合。 纵观2021年湖北长篇小说创作，既有突出的亮点，也有重要的突破，但也出现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就作家队伍而言，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为主体，且大多为基层写作者，基层写作者虽然拥有第一手鲜活的写作资源，但往往有待进一步打开历史视野和思想格局；就题材而言，乡村小说占据明显优势，都市小说相对匮乏，在继承和发扬湖北强大的乡土文学传统的同时，城市书写不充分；就人物而言，女性形象的数量明显多于男性形象，但仍不乏刻板的女性印象，部分小说现代女性意识不足；就创作方法而言，大多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部分小说以观念先行和戏剧性巧合推动故事发展和塑造人物形象，内在逻辑说服力不足；就重大主题和重大现实创作而言，建党百年和乡村振兴都是比较集中的主题创作，但个性化写作和地标性写作仍有大量继续探索的空间，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历史眼光和人性深度也还有待进一步深化，部分乡村叙事也要免于成为肤浅的记录者和时代的传声筒。 新时代要求作家讲好新的中国故事，发掘典型的中国经验，但现实瞬息万变，新时代也给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穿透繁杂的表象抵达生活的真相？如何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看到底层的确定性？如何在艰难的疫情时代依然传递对于未来的信心？首先是要打开写作的视野格局。一个作家要兼具历史感与现实感、本土眼光与世界眼光，才能在古今中外的阔大视野中发现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多重观照中抵达时代精神的本质，才能在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中潜入人性的深处，在为时代造册立像的同时，突破自我经验的限制，抵达更广袤的世界。其次是要建构写作的当下意识。现实题材创作日益成为当下写作的主流，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时代主题为长篇小说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当下意识并不仅仅局限于观察和复写当下生活，而是要将现实感融入对历史的重构和对未来的考量，捕捉一个时代的普遍情绪，传递一个古老民族的强大生命力，在历史的长河中追问和反思当下。另外，还要培养写作的问题意识。小说要立足于现实，但不能成为反映现实图景的一面镜子，更不能完全拘囿于既定的标准答案和正确结论，而是要充分发挥作家的主体性，在看似密不透风的现实中发现独属于自己的写作领地和言说方式，从而避免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同质化书写，创造高辨识度的有灵魂的个性化写作。 长篇小说的生产和传播是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尤其是对于基层写作而言，除了作家个人的努力外，有力的引导和组织是产生优秀作品的重要保障。作为文学大省，湖北作协的长篇小说扶持计划已经持续十余年，正不断丰富着湖北文学的版图。精品意识、特色意识和破圈意识，或许是当下长篇小说生产和传播不可或缺的三种观念。一是精品意识。配合中国作协发起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加强主题写作的顶层设计和大力扶持，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重要时间节点，提前策划选题，鼓励作家们充分发挥湖北文学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直面复杂现实，回应时代主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好的长篇小说要始终以文学性为鹄的，充分融合想象性、创造性和审美性，避免简单的概念化和公式化演绎，才能打造新时代文学精品的大格局和大气象。二是特色意识。围绕地方文化大力推进长篇小说写作的本土路径，立足长江经济带建设和生态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充分利用湖北丰富多元的传统文化资源，如古代的屈原文化、近现代以来的红色文化、地理上的长江文化等，在重审本土文学资源的过程中获取深层的文化自信和共同体意识，不断创新艺术表现形式，铸就具有文学地理坐标和典范意义的文学品牌。三是破圈意识。影音视听等文化产业对长篇小说影响力的推动日益彰显，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也催生了文艺形式的创新，有必要构建文学创作生产的新格局，形成多方统筹的联动机制，在选题、作家、出版社和市场之间架构文学生产传播的全链条，全过程扶持优秀作品的成长，充分利用新技术平台的传播优势，通过图像、动漫、影视、游戏、短视频等多种形式将优秀文学作品数字化、有声化、影视化，推动优秀的文学作品进入大众视野，进一步扩大湖北文学和湖北作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加强长篇小说的评论工作，在评论与创作良性的互动中，一方面使优秀的新作品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动以往优秀作品的历史化和经典化。 站在时代的高度，沉潜到生活的细部，抵达历史的深处，发掘人性的疑难，是长篇小说的重要使命。新时代是正在进行的现在时，如何在零碎的细节中把握时代的整体性特征，捕捉人性的细微变化，如何从深度和广度上理解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涵，如何在总体性视野中回望历史展望未来，并确立新时代在历史中的位置，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野中重塑共同体，既是对作家的挑战，也是长篇小说写作难得的机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