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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灶王传奇》 写作这本《灶王传奇》，我准备了几乎整整十年。 我承认，它是我“构想”用时最长的一部，同时我也承认，它是我预先的“想法”最多、最为纠缠的一部。 在写作有意喧哗、有意浑厚和歧意，同时有意小小炫技的《镜子里的父亲》期间，我即暗下决心：下一部小说，我要写一部顺畅的、有着强故事性的小说，它最好采取卡尔维诺式的线性，有一种讲述故事的清澈；我要写一部更“中国化”的故事，这个故事将大量启用中国传统元素并将中国神话和民间传说纳入其中；我要写一部很不像李浩的李浩小说，它无论在语言上、故事讲述上、思考向度上都与李浩以往的小说方式有大不同，但内在的核，我想要的“遮遮掩掩”的真情要在其中；我要写一部有意“轻质”的小说，但它一定是飞鸟而不仅是一片羽毛，它要使用轻质的故事但思考的力量一定不能减，它依然是我想要的“智慧之书”……有了这么多的先期预设，但想办法落实很不容易，何况，我的精力还完全集中于《镜子里的父亲》上，于是，它在一段时间内被暂时搁置，但诸多的“试图”一直在悄然地涌动。 之后，几乎一年的时间。我阅读，写作，主要是中短篇小说，但长篇的“下一部”始终被牵挂着，然而也始终找不到适合的灵感……是的，我最初的设想是写作一部像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那样的单纯中包含着复杂的小说，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又多次地反复阅读这本让我着迷的书，试图从中寻找到既相似又完全不同的触发点——意外的是，我的最初“激发”竟然来自于赫拉巴尔的《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重读它是因为教学的需要，读到第三章，我突然意识到我“找到了”适合的故事，尽管它还是一个模糊的想法：我要用某个中国民间神作为叙事主人公，而且意外地设定了小说的第一句话：“说来话儿长。”是的，在《灶王传奇》的故事呈现、语言方式和人物安排都与《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或《树上的男爵》没有半点儿的相似，但它们是支点，是我写作野心中的可能目标。 民间神——我在土地公公、灶王爷、狐仙、城隍和一些更边缘的神灵之间反复选择，最终，确定小说的“主人公”是灶王，之所以选择他当然是因为觉得他更“合适”：一，他需要不具备特别的法力，如果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仙将会大大破坏我在这部小说中想说的，“灶王”的微薄法力正好利用，当然在这部小说中我还要再次地减弱；二，灶王，是中国的道德神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灵多数是道德神，区别仅是他们的神通的大小和职务的高低），他手上的“好罐”、“坏罐”具有强烈的道德判断的表征，而民间灶王联上那句“上天言好事”更是代表了民间百姓对于自己道德记录的一种极有意味的期许……道德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存在，这一存在也影响着整个民族的处事规则和事务判断，它足以彰显中国文化中的某一独特；三，灶王，是最接近民间烟火的一位神仙，甚至可以说被供奉在灶台前的灶王神灶君本身就是烟火，他能够洞悉每个家庭里所有的发生（这是何等便捷的角度啊！）但同时又有一种间离感，对于人世间的所有发生他都无力干涉，却担着一个“一家之主”的虚名。“虚名”，闲职，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方”议题，灶王的身上体现得更清晰些，它同样可以得到充分地“利用”；四，灶王，是神仙谱系中最低的神阶职员，然而他又必然地受控于整个神仙体制，包括其中的规则性和官僚性，包括规则性和官僚性的合理与问题所在，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通道；五，“灶王”身份可以看作是一个“枢纽”，由这个枢纽为支撑，可以联接天庭、人世和地府三界，这样，小说可获得的腾挪和丰富便得到了更多的保障…… 对我而言，甚至可能是对所有的作家而言，小说的“酝酿过程”往往远大于小说的写作过程，它需要一点点掂量，努力找寻到最合适、最能表现力和最能表达写作者情感、情绪和思考的关键点，并努力让它“天衣无缝”，看不出曾经反复掂量的痕迹来。 选定灶王，然后我几乎是“飞快”地确定了故事的几个关键点，像小说中“我们救下了龙王”那一节，“堆满山脚的记录薄”那一节，“百叟宴上见到了玉皇”那一节，都是在确定要以灶王为故事主人公和讲述者之后立即就确定的，之后几乎每年都会在脑子里书写几遍甚至十几遍。但——故事的诸多环节还需要仔细地掂对，其中的故事性、合理性、逻辑性、精彩性和唯一性我都没有完全的把握。 写作这本《灶王传奇》，我准备了几乎整整十年，其中八九年的时间完全是艰难的酝酿过程。在刚刚开始构思的时候，已经有了一点点想法和小说的几个关键点的时候，我就开始与朋友们谈及，试图在向朋友们谈及的过程中获得梳理并获得建议……第一个听我讲述的朋友是作家龙一，他给了我诸多的鼓励，并曾向我提议：能不能为这个灶王爷“添置”一个灶王奶奶，构成对手戏，有合力有分歧，会让故事更丰富、更精彩些。在之后的艰难酝酿中，我曾试图听从龙一先生的建议将灶王奶奶添到故事中，但在艰难酝酿的过程中我还是舍弃了灶王奶奶的出现，我觉得她的存在会进一步增强故事性，但会“冲淡”我试图想说的。我在进一步要故事和进一步要思想之间来回取舍最后选择了思想，我更看重它一些。而在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龙一先生的建议，而这时，我突然觉得我其实是可以让灶王奶奶“介入”故事并保证故事的深度的，如果现在重写，我可能会……文学从来都是遗憾的艺术，如果再给我八到十年，可能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以及未曾实现的可能性，我知道。 我还曾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韩敬群先生谈及，他对我的想法也非常感兴趣，并向我推荐了北京大学一位精于传统民俗的教授，然后就是年年催问：《灶王传奇》写得怎么样了，需要哪方面的资料？正是他的推荐和关于民俗学方面的提醒，“迫使”我将故事的背景由原设计的汉末魏初时期挪至自己更熟悉一些的明朝，明正统皇帝被俘的“土木堡之变”前后。 “我把我的理想、思想和梦放置在这篇文字中，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更好的表达……”这是卡尔维诺在《树上的男爵》中的一段话，我也深以为然，我也愿意，把自己的理想、思想和梦放置在《灶王传奇》之中，把自己和自己在故事中“遮遮掩掩”的真情在其中放置。在这里，我有意传统，有意故事，有意利用中国神话、中国历史和中国民间话语的有效价值，但同样有意将审视的目光和现代意识注入其中。我承认《灶王传奇》与我以往的写作有诸多的不同，它是冒险，因此也让我有了更多的忐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