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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布迪厄文化社会学视阈探讨北美高校从事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华裔学者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影响。研究发现，华裔学者根深蒂固的母国文化情结可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在海外的正向传播，促使其在教学中倾向于选择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学作品作为教材，或通过英译选集类教材的编(译)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华裔学者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表现出来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母国文化情结源自其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惯习。 关键词：华裔学者；母国文化情结；中国文学传播；文化惯习 引言 文学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学的海外传播可推动民族国家文化的世界传播。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和文化在海外尤其是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并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成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一环。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尽管中国文学通过译介、研究或评论在英语世界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但整体来说海外读者市场不容乐观(吕敏宏，2011；耿强，2013)，中国知名作家和经典作品在海外仍鲜为人知，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汪宝荣、李伟荣，2019)。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华裔学者张英进教授指出，因为中国的崛起引起海外学界对中国研究整体发展的重视，海外相关大学的中国文学课程逐渐增加，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文化的程度大大提高，海外在校大学生将来必然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读者(杨鸥，2017)。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华裔学者兼双语作家李彦也指出，大学课堂是一条行之有效的中国文学海外推广与传播途径，可通过在海外高校开设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选修课程并采用合适的教材和深入浅出的讲解，“为海外年轻人提供中国文学的启蒙教育，诱导、培养他们的兴趣”(李彦，2013)。可见，在被译介、研究和评论之外，中国文学在海外高校的教学是推动其海外传播的重要渠道，而海外高校从事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汉学家或学者的中国文学选集编(译)实践或对教学材料的选用则是中国文学和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环节，关系着中国文学与文化海外传播的效果。 卢兴基、董乃斌(1989: 130)根据其对加拿大部分高校的访问交流探讨了二十世纪末加拿大的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状况，指出加拿大高校的中国文学课程教学一般没有统一的教材，“各个教授所讲的中国文学史内容颇为不同”。时至二十一世纪，北美高校中国文学教授者自主选择教学材料的情况依然如故(冷卫国，2016)。海外高校中国文学教授者对教学材料的选择可受其研究兴趣、知识储备、所遵从或秉持的文化或诗学观念以及教学对象的认知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或制约，也与教授者的族裔文化身份不无关系。北美从事中国学或称汉学研究的学者中“母语是华语的学者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在中国大陆大学毕业后赴北美攻读硕士或博士研究生者(艾郎诺，2019)。也就是说，北美高校从事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华裔学者在中国文学与文化海外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华裔学者的生活或教育背景多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他们既熟知中国文学和文化，又因为接受了西方学术的训练和文化的熏陶而兼具西方文学和文化视野。华裔学者这种中西合璧的文化背景使他们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推手，而他们对母国文化的认同则通过其教材编(译)或选用实践使得中国文学和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能够扬长避短、去粗存精，形成中国文学和文化海外传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然而，现有有关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鲜有关注这一现象，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北美高校华裔学者的母国文化情结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影响，并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r)文化社会学视阈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 华裔学者的母国文化情结推动中国文学的正向传播 陈风华在探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途径时指出，“很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及由其改编的影视作品纷纷进入了英语世界大学课堂，成为研究和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陈风华，2016: 45)。的确，与读者对象主要是专业人士的中国文学研究相关论著相比，面向海外大学生的课程教学是中国文学和文化海外传播更为直接、广泛而有效的方式。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北美一些高校的东亚或亚洲系除了提供专门培养少数研究中国文学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项目，还开设有作为通识教育选修课面向全校大学生的中国文学课程，这些课程教学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重要渠道。毋庸置疑，教师和教材是最重要的教学资源，而教师则是教材选择的主要决策者和实践者，其教材选择关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播方向和传播效果。作为海外从事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重要群体，华裔学者的文化身份背景可对其教材选择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身处海外而心系母国、希冀在传播中国文学的同时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怀在其教材选择或选集类教材的编(译)实践中可见端倪。本节主要探讨华裔学者的母国文化情结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教材化传播的影响。 先后在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东亚系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从事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华裔学者梁丽芳教授按族裔身份将加拿大汉学家分为非华裔和华裔两大类，指出前者主要来自西方文化传统，“对于中国文化(文学)的研究有别于中国本土学者的解读角度和方法，而1949年到1970年代末在加拿大汉学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港台华裔学者则是中华文化在西方的权威传播者、阐释者和秉持者”(梁丽芳，2013: 64)。海外学者的中国文学教学与其研究密切相关，不难理解，华裔学者在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中特别注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继承和传播，他们对教学材料的选择可表现出较强的母国文化自觉意识，即倾向于向海外学子传播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学作品。长期在滑铁卢大学东亚系教授中国文学课程的李彦坦承，多年的海外求学和工作经历使她产生了“向其他民族和国家展示中国文化的强烈愿望”(常建国，2017)。李彦指出，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存在一个价值观接受的问题，由于《水浒传》中李逵为逼朱仝上山入伙而杀害别人的孩子这样的情节可能令西方读者厌恶和反感，而她“希望弘扬中华文化积极和正面的方面”，所以她教授《中国文学通史》时，在书目介绍和篇章选取上就比较留心(常建国，2017)。可见，华裔学者的母国文化情结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方向产生了影响。李彦认为，美国某大学采用《豫让传》《荆轲传》及《水浒传》选段“九纹龙史进”等作品作为课程教学材料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因为虽然这些材料篇幅不长，但却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节义”的价值观(常建国，2017)。显然，她在中国文学教学中也会有意识地选择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她的母国文化情结无疑有利于中国文学和文化在海外的正向传播。现仍任教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的梁丽芳教授于2018年1月新开设了加拿大第一门以香港文学为主题的课程，她在教学中将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的英译本作为其中一个教学单元，因为她认为金庸的作品已经成为香港人的“文化基因”。她表示，尽管课堂上的七成学生不懂中文，但学生“反应正面”，对“中国武侠小说常常提及的江湖恩怨、义气和视死如归的侠义精神十分感兴趣”(梁丽芳，2018)。显然，金庸作品的艺术价值及其所蕴含的“义气”“侠义精神”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是她将之选作教材的主要原因，其教材选择也表现出明显的传播母国文化精华的自觉意识。 由于学生汉语语言能力的限制和英语教学语境的需要，作为通识教育面向全校本科生的中国文学课程在北美高校主要以英语讲授，教学材料一般也是英译中国文学作品(段炼，2016)。除了选用已出版的英译中国文学选集或译作单行本作为教学材料，北美华裔学者还自主编(译)教材，以满足教学需要，他们的教材编(译)实践实际上也是对教学材料的选择，这无疑推动了中国文学在海外大学生读者群体中的传播。姜智芹指出，英语世界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小说的译介主体既有西方本土学者，也有华裔学者，“这两个群体对新中国文学的编选既有基于共同历史文化处境而呈现出的相似性，也因成长背景、族裔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姜智芹，2017: 42)；与西方本土学者在编选译本时的猎奇心理不同，“华裔学者出于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他们希望更加全面、客观地向英语读者介绍新中国文学”(姜智芹，2017: 42)。的确如此，“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沉淀为华裔学者根深蒂固的母国文化情结，这种母国文化情结也促使他们进行中国文学选集类教材的编(译)，以向英语世界的大学生读者客观而正向地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如李彦院长所在的孔子学院协助滑铁卢大学开设了更多介绍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课程，也“编写了适合海外学子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双语教材”(李彦，2013: 7)，她与来自南京大学的第一任中方院长唐建清老师合编了中英文对照的《中国文学选读》(Chinese Literature: A Reader)，与滑铁卢大学“世界精神信仰对话中心”主任勃兰特教授合编了英文读本《沿着丝绸之路：中国历史、文学、社会、宗教文选》(Along the Silk Road: Essays o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China)，为选修中国文学或文化课程的大学生提供了辅助教材(常建国，2017)。显而易见，华裔学者的中国文学选集类教材编(译)实践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导向性和文化自觉意识，即以教材为载体向海外大学生读者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为解决教材问题，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从事中国古典诗歌教学的华裔学者蔡宗齐教授先后主编了《如何读中国诗歌》等系列中国古典诗歌英汉双语选本，这些选本被北美一些高校选作教材，为中国古典诗歌及其蕴含的中华文化在海外大学生读者中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王庆环，2014)。蔡宗齐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的访谈中表示，2014年他与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共同创办的英文期刊《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给欧美汉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开辟中国文学与文化西传的新路径，让世界真正理解、欣赏和接受中国文学和文化”(何敏，2016)。由此可以推断，蔡宗齐的中国古典诗歌选本类教材的编选与其办刊实践一样具有较强的中华文化西传自觉意识，华裔学者的母国文化情结推动了中国文学和文化在海外的正向传播。 不仅是北美，应该说，海外高校华裔学者中西合璧的文化或学术背景都会非常有利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海外传播。如英国著名华裔汉学家张心沧(H. C. Chang)在编译《中国文学——超自然故事》(Chinese Literature: The Supernatural Tales)这部文学选集中就充分发挥了身为华裔学者在中国文学和文化方面的优势。该选集选译了唐、宋、清三代的文言小说共 12 篇，译文相当忠实；此外，选集还包含张心沧撰写的两篇梳理“中国超自然”故事谱系的文章以及在译文前对故事加以阐幽发微的导语。他在对“中国超自然故事”的阐发中运用了西方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并承袭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故事考证方法，华裔汉学家这种忠实翻译中国文学并推介中国学者的观点与研究方法的译介实践“扩大了中国文学与学术在海外的普及度与影响力”(任增强，2014: 161)。袁丽梅(2018)也指出，由于集体意识、家族渊源、传统观念和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华裔汉学家在对中国文化的体认与感知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同时，他们又接受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在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上与其他汉学家无明显隔膜，因此，华裔汉学家在 20 世纪以来汉学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推动中国文学海外译介与传播中华裔汉学家自然也可发挥其融通优势。 华裔学者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的母国文化情结探源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实践行为必然会受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作用或影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跨学科研究，借以对社会实践行为或现象进行阐释。本节拟从布迪厄社会学中的“场域”(field)、“资本”(capital)和“惯习”(habitus)这几个理论概念的视角探讨北美高校华裔学者如何促进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尤其从“惯习”的视角对华裔学者的母国文化情结之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影响进行阐释。 “场域”这一隐喻性概念是指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具有自身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Bourdieu, 1993: 162)，如政治场域、文化场域、文学场域等，各场域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实践者个体的行为必然要受到其所在场域或相关场域中既定规则或规范的影响或制约。“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学中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指社会实践者具有的“一套可持续且可转换的定势系统”(system of dispositions)，“定势”即结构与习性倾向(propensity)(Bourdieu, 1990: 36-39)，“定势系统”是个人在成长、家庭教育、学习、工作、交际等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学习并内化其所认识的社会规律后形成的，一系列的定势可形成惯习(Bourdieu, 1990: 54)。惯习同时具备“被结构化”和“结构化”的特征，前者指惯习是实践者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把外在的社会结构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认识，后者指惯习同时又能够外化为实践者下意识的社会实践行为，“成为人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风尚、行为规则、策略运用等实际表现及精神方面的总根源”(高宣扬，2004: 116)。也就是说，一方面，行为者的惯习是社会化的产物，另一方面，惯习又可通过行为者发挥其主体性而反作用于社会。布迪厄社会学的另一重要概念是“资本”，主要分为三种基本形式: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这里我们主要关注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指人在学习和工作中获得的文化教育资源，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及官方认可的教育文凭等(Bourdieu, 1997: 46-47)。布迪厄社会学认为，社会实践者的行为既受其所在场域或相关场域规则或规范的影响或制约，也受其惯习和所拥有的资本的影响。 从布迪厄社会学视阈来看，北美高校中国文学教授者的教材选择或选集类教材的编(译)实践既需要遵从中国文学场域、教学场域及社会历史文化等场域中的规则或规范，又受其所具备的文化资本及其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惯习的影响。这里，文化资本既指从事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所接受的教育或所具备的专业能力，也指他们对于中西文化的总体认知和把握；文化惯习指他们内化了的有关中国文学及中西文化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倾向。在场域、资本和惯习这三大要素中，海外学者的文化惯习和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与其主观能动性颇为相关，行为者可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表现出不同于他人的行为特点。就从事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华裔学者来说，他们在中西双重文化背景下学习、成长、工作或生活的过程中所积累的不同于非华裔学者的文化资本、所形成的兼具中西方文化视野的文化惯习可影响其教材选择或中国文学选集类教材的编(译)实践，从而影响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教材化传播。下面我们主要从“惯习”的视角对北美高校华裔学者的母国文化情结之于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教材化传播的影响进行阐释。 一方面，华裔学者在中国文学课程教材选择中需要一定程度上遵从北美高校中国文学教学场域中逐渐形成的某些规则或规范，如选用经典的或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或学界公认或比较流行的英译中国文学选集等教学材料；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发挥自身文化资本优势，如选择既代表着中国文学与文化经典又不与西方文化价值观冲突的或符合异域大学生读者阅读期待的作品作为教材；同时，华裔学者的文化惯习也会自然地外化在教材选择或选集类教材编(译)实践中。在中西双重文化背景下，华裔学者在社会化过程中积累的文化资本，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所具备的专长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中华文化精华和中西文化差异的认知和把握，为他们通过教材选用或选集类教材的编(译)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奠定了基础。如前所述，华裔学者也在社会化过程中强化并内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惯习，包括对积极、正面的中华优秀文化的认同和致力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情怀等。惯习是促进实践者做出本能判断和选择的内在驱动力(Sela-Sheffy, 2005)，故而，如果将北美华裔学者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比作一个“百宝箱”的话，那么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继承并致力于传播积极、正面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文化惯习则是促使他们从该“百宝箱”中选取教学材料或在文学选集编(译)中进行选题的内在驱动力，使他们在中国文学海外教材化传播中表现出特有的母国文化情结，即倾向于选择和传播蕴含优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学作品。 2015年华裔学者梁丽芳教授参与主编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加拿大卷》系统阐述了加拿大文学与中国文学系统之间的互动交流关系，古远清盛赞该书全面展示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指出梁丽芳“立足于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的宏观视野，展现了中国与加拿大文学与文化双向多层次交流的历程，在跨文化对话、全球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中，把握中国与加拿大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精神实质”(古远清，2018)。这一评价揭示了中国文化在梁丽芳教授的中国文学研究与传播实践中的重要地位，而这正是她的文化惯习在其实践活动中的外化。2016年梁丽芳出版了她的英文著作《中国当代小说家：生平、作品、评价》(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Writers: Biography, Bibliography and Critical Assessment)，她说，该书旨在将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推向世界，“让英语世界的学者、学生和一般文化人认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成就”“增进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梁丽芳，2017: 91)。显然，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学是梁丽芳编著该书的目的，而文化交流则是她念念不忘的话题，应该说，她的文化惯习是促使她致力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动力，使她的研究、教学、教材选择及相关著述无不折射出浓郁的母国文化情结，即向世界传播优秀中国文学与文化。如前所述，滑铁卢大学华裔学者李彦也是一位积极的中国文学与文化海外传播者，文化惯习使她在教材选择或文学选集编著中表现出很强的中华文化自觉意识。李彦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留学生，最熟悉的，是记忆犹新的故国情怀”(项江涛，2016)，显然，这种与梁丽芳教授类似的“故国情怀”正是华裔学者所共有的母国文化情结，这种母国文化情结源自其文化惯习，可对他们的中国文学教材选择或编(译)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即倾向于选择和传播蕴含优秀中华文化的文学作品。 江岚指出，“中美建交之后，美国的知识界和社会大众对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关注进入一个高潮时期”，柳无忌、叶维廉等华裔学者“带着跨文化传播的高度自觉与使命感，通过著书立说和讲授相关的大学课程，大力推介中国古典文学”(江岚，2014: 134)。这就明确点出了北美华裔学者在中国文学研究、教学及与之相关的教材选择或编(译)等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实践中表现出很强的母国文化自觉意识，可以说，这种母国文化自觉意识即源自其文化惯习。如前所述，为了满足教学需要，一些学者还编(译)并出版中国文学选集，在选集编(译)实践及在编(译)过程中对作品的选择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二十世纪留学美国后长期任教于香港、新加坡和美国多所大学的著名华裔学者刘绍铭教授主编或与人合作编(译)了《20世纪中国小说选》(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六十年代台湾小说选》(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1960－1970)、《香火相传：一九二六年以后的台湾小说》(The Unbroken Chain: A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 Since 1926)、《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和《含英咀华集》(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ynasty)等系列中国文学选集。刘绍铭明确表示，上述文集基本上都是教科书，既为了满足自己课堂教学所需，也为该领域提供教材(刘绍铭、单德兴，2015)。他与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合作编译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集》成为西方大学进行中国文学教学的典范教材(李刚、谢燕红，2016)。作为学贯中西的华裔学者，刘绍铭既具备丰厚的文化资本——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很高的造诣并谙熟中西文化差异，又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了热爱中华文化、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并致力于中华文化传播的文化惯习，文化资本和文化惯习是他进行中国文学选集编(译)实践、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海外译介与传播的源泉。正如张曼(2019)指出，刘绍铭等华裔学者置身于西方文化时无法脱离对母国文化的眷恋，这种母国文化眷恋体现在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编译中，刘绍铭的中国文学选集编译实践一方面是出于“给学生教材的急迫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契合了他在随笔《认同与执着》中所流露出来的对母国文化“心魔”般的归属感。耶鲁大学东亚系著名华裔学者孙康宜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她与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合作主编了《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这一长篇巨作。她表示，“希望这本书能够作为本科生有关东亚历史和文学课程方面的教科书”，该文学史的最大特色就是它将是“一部文学文化史”(宁一中、段江丽，2008: 74)。可见，华裔学者的文学选集或文学史编(译)本身即是中国文学教材选择行为，而贯穿其中的中国文化则是其有意识地向读者传播的重要元素，华裔学者的文化惯习是推动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实践的动力。 综上所述，华裔学者根深蒂固的母国文化情结源自其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惯习，这种母国文化情结可对其中国文学教材选择或文学选集编(译)产生影响，使他们倾向于选择传播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学作品，从而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在海外的正向传播。 结语 作为教学材料走进英语国家高校课堂不仅是中国文学在海外接受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途径，海外从事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汉学家或学者对教材的选择可影响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播方向和传播效果。研究发现，北美高校华裔学者可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在海外的正向传播，他们根深蒂固的母国文化情结促使其倾向于选择蕴含积极、正面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学作品作为教学材料，在中国文学选集类教材编(译)中表现出高度的母国文化自觉意识和中国文化西传意识。认同母国文化、力图在海外学子中有意识地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北美华裔学者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鲜明特点。从布迪厄文化社会学视阈来看，扎根中华文化并兼具西方文化视野的双重文化身份使华裔学者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本；同时，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了眷恋中华文化、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执着于中国文学和文化传承和传播的文化惯习，这种文化惯习是他们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表现出特别的母国文化情结的根源。 参考文献 艾郎诺. 北美学者眼中的唐宋文学[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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