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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文学成果，“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贴上了思想性大于艺术性的标签，在学界不被研究者重视，在读者中也缺乏关注。但从跨媒介转化与传播的角度而言，从诞生之初到当下，“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一直是中国影视作品的重要来源，对中国影视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对“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的影视改编有三次热潮。 第一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十七年”文学相伴相生的“十七年”电影的改编。据统计，1949年到1966年国产故事片有435部，其中有明确改编来源的有115部，而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故事片一共有72部，占据所有改编电影的62%。[1]它们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根据现代文学名著改编，包括鲁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铺子》、巴金的《家》等；二是根据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历史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改编，此类电影约30部，包括《吕梁英雄》（1950年，根据马烽、西戎小说《吕梁英雄传》改编）、《铁道游击队》（1956年，根据刘知侠同名小说改编）、《青春之歌》（1959年，根据杨沫同名小说改编）、《林海雪原》（1960，根据曲波同名小说改编）、《红旗谱》（1960年，根据梁斌同名小说改编）、《烈火中永生》（1965年，根据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改编）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大批有重大影响的“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的商业价值被发掘，穿越时空再次被改编。不同的是由于电视兴起，这一阶段的改编以电视剧为主。电视剧版的《红岩》（1999年首播）、《青春之歌》（1999年首播）、《林海雪原》（2004年首播）、《铁道游击队》（2005年首播）、《吕梁英雄传》（2006年首播）等红色经典作品纷纷与观众见面。 第三次则是从2011年至今，随着中国电影年度票房突破百亿大关，中国电影产业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再度成为影视改编热点，一些作品出现了多种改编版本。如根据《林海雪原》改编的电影《智取威虎山》就有动画电影版（2011年）和徐克执导的故事片版（2014年）。《铁道游击队》则出现了电视剧版（2011年）及电影《铁道飞虎》（2016年）和《铁道英雄》（2021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的改编热潮中，在后两次热潮中被改编的作品，往往在第一次热潮中也曾被改编过。也就是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这些红色经典文学的首次影视改编，90年代之后改编的则都是这些作品的再改编。再改编之后，一些作品又在近年被“再再改编”，甚至出现多种改编版本。这表明“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已成为中国影视的经典IP，价值和影响不容小觑。 二 “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何以能长盛不衰，成为中国影视长拍长新的题材来源？笔者看来，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诞生于新中国建立之初，是新中国文艺发展最早的一批成果。它们及时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氛围与人民的精神风貌，顺应了时代需求，更与当时的改编电影联手奠定了新中国文艺的基石，建构了新中国最早的文化记忆。以人们熟知的几部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为例，《青春之歌》讲述女学生林道静在斗争中逐渐觉醒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红岩》讲述重庆解放前夕一批被捕的共产党员在狱中坚持斗争的故事，《林海雪原》讲述东北野战军剿匪的故事。这些作品在胜利之际反映人们刚刚经历的革命斗争，回顾革命斗争的艰难过程，讴歌革命英雄的英勇，无疑让刚刚获得解放的人们感到欣喜与感动，备受激励与鼓舞。再加上电影的改编及广泛传播的发酵，它们早已深深融入了新中国文化的底色，成为国人心中能够被随时唤起的永远的文化IP。 其次，“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多源自革命战争中的人物及事件，不少原型本身即有强烈的故事性，为影视改编提供了绝佳的素材。影视是讲故事的艺术，精彩的故事是影视作品吸引观众的法宝。党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本就是波澜壮阔的历史，每个阶段都有无数机智勇敢的人物和惊心动魄的事件。以现实主义为特征的“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不少根据真实事件和人物改编的，是原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故事性，进入文学作品后更是得到了强化，甚至带上了传奇色彩。以《吕梁英雄传》为例，小说讲述晋绥解放区人民的抗战故事，而在“1944年晋绥边区群英大会上，单说出色的民兵英雄，就有124位。这些人物当中，有的是爆炸大王，有的是神枪能手，有的是破击英雄，有的是锄奸模范，有的是智勇双全的领导人，有的是天才卓越的指挥员……”（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卷首“起头的话”）。在讲述东北野战军小分队剿匪故事的《林海雪原》中，杨子荣等诸多人物都有真实原型。《红岩》里的那些坚定勇敢的共产党员更是早已被铭记在党史上。 第三，红色经典文学塑造了中国独有的英雄形象，能够满足观众对于银幕上中国英雄形象的期盼，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对英雄的崇拜是人类精神的内在需求。电影诞生一百多年来，银幕上从未停止讲述各种英雄故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文学改编的电影在银幕上塑造了中国自己的英雄形象，鼓舞了一代代中国人。但一段时间里，中国英雄在中国电影银幕上消失了。年轻观众被好莱坞式的超级英雄所包围，忘记了自己国家的英雄形象。而中国观众最需要看到的还是中国自己的英雄形象。尤其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中国英雄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对于提振民族信心、增强文化自信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在红色经典文学的影视再改编中，中国革命英雄再现于银幕，让观众重温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强化了对于革命文化的认同。 三 “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虽然是中国影视常拍常新的IP资源，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要拍好红色经典作品并不容易。如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改编热潮中，受消费文化的影响，不少改编作品过度强调作品的商业性，出现了随意改变人物设置，过度添加感情戏等倾向，令观众深感不满。面对这种肆意改编中“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2004年4月9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发《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必须尊重原著的核心精神，尊重人民群众已经形成的认知定位和心理期待，绝不允许对‘红色经典’进行低俗描写、杜撰亵渎，确保‘红色经典’电视剧创作生产的健康发展”[2]。有关专家在红色经典改编座谈会上也指出：“红色经典改编要尊重原著的思想内涵、时代背景和主要人物的塑造，对原著主题的歪曲和任何随意的删改都是对经典的亵渎。”[3]因此，改编者必须要把握好原著和新的时代精神之间的平衡。 迄今为止，红色经典文学再改编最成功的作品是2014年徐克执导的《智取威虎山》。在此不妨以之为例，谈谈当下红色经典文学影视再改编的几个策略。 （一）重情节冲突，讲好红色经典故事 作为讲故事的艺术，精彩的情节对电影非常重要。作为承载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一些创作者在进行红色电影创作时为表达观念，容易采用说教式的方法，而忽略情节的巧妙设置。《智取威虎山》则无此弊端，影片借鉴好莱坞商业类型片的创作思路，以小分队剿匪为线索，以杨子荣深入威虎山卧底、与座山雕等斗智斗勇为核心进行讲述。矛盾冲突激烈，情节波澜起伏，深深吸引了观众。仅以影片对杨子荣进山一段的展现为例：杨子荣刚进雪山遇到老虎，一番搏斗后杀死老虎，就被一帮土匪抓上了山。到山上与座山雕及其手下唇枪舌剑，终于被对方接纳后，座山雕身边的女人又来对其诱惑考验。整个过程一波三折、危机重重，令人非常紧张。 （二）重人物刻画，塑造丰满人物形象 在1960年和1970年版本的《智取威虎山》电影中，杨子荣是重点突出的主要英雄人物，其他人物都被弱化，如在小说里本是主角的少剑波在1970年版里甚至被虚化成一个没有姓名的参谋长。2014版影片注重了各类人物的刻画，整体形象更为丰满。杨子荣仍是主要英雄，赤胆忠心、勇敢机智，但相比之前的电影，此版更突出了他的个性。尤其是其独闯威虎山的动机被改为他偷偷进行的“个人计划”，而非指派的任务。少剑波被塑造为有勇有谋、细腻、关爱战士的指挥官形象，与原著更为符合。座山雕则从为害一方的山大王变成了实力雄厚、野心勃勃的枭雄，形象更加立体。 （三）重视觉场景，以现代电影技术呈现精彩影像 电影是视觉的艺术。现代电影在技术的加持下更能为观众提供精彩画面和场景。红色经典文学改编的电影要善用现代电影技术制作各类视觉场景。《智取威虎山》非常注重场景的呈现和制作。从雪山飞驰到激烈战斗，影片有大量特效制作的精彩场景，而3D技术的运用更让观众身临其境。如影片开头的枪战场景，立体具象的子弹向观众飞来，手雷相撞爆炸，对观众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打虎的场景中，3D技术将观众带入杨子荣主观视角，感受到老虎迎面扑来的威胁。老虎是用CG技术制作的，制作人员拍摄了马戏团老虎的各种动作，模拟了老虎的肌肉、线条和动作等，在银幕上呈现出了真实的老虎形象。精良的制作带给了观众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加强了影片的吸引力。 （四）重文化传承，引入当代年轻人视角 红色经典文学讲述战争年代的故事，与今天的年轻人有一定的距离。如何让年轻人更容易进入历史场域进行体验？影片加入了当代年轻人的视角。最突出的是增加了韩庚饰演的姜磊，由他看样板戏展开回忆，代表现代年轻人对那段革命岁月的追寻。杨子荣的速写簿“穿越”到了他的手上，他也以速写簿为线索“穿越”到从前的年代。这种正反向的穿越将姜磊对父辈的个体记忆和对革命的集体记忆交织在一起，实现了当代年轻人与革命先辈的情感对话与贯通，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徐克在关于《智取威虎山》的纪录片里说：“韩庚饰演这个人物就是我们要给现代人一种情怀，跟过去接上的情怀。” 影片还增加了青莲和小栓子的角色。两者代表了家庭的概念，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让栓子这一代不再有战争”。革命的结果直接影响了栓子这代人未来的命运——个人家庭的幸福生活。因为革命胜利，才有了青莲和小栓子的重逢，才有了最后的团圆饭。影片最后以“穿越”的方式将个人对父辈的情感和回忆打通，同时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同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4]“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及其改编的影视作品作为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其革命文化、英雄人物、传奇故事成为经典文化IP，在新中国影视发展史上不断被改编及再改编，串联起了不同时代人们的文化及情感需求。需要提醒的是，由于当前影视创作强调IP价值，对“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的改编侧重于再改编，对那些未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电影改编序列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有所忽视，“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的价值仍未被完全认识与发掘。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人们要重视“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的重要价值，做好影视改编及再改编，使其在传承革命文化、为国家民族培根铸魂、树立文化自信上发挥更大作用。 注释： [1]笔者根据《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电影集（下卷）》所载《附录：1949—1966故事片编目》统计。参见罗艺军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电影集（下卷）》，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年，第669—683页。 [2]《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2004年4月9日颁布，华律网，2021年1月24日。 [3]《红色经典改编创作座谈会：直露多粗不是真正改编》，新浪网，2004年5月25日。 [4]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