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禾刀
    十多年前，我从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里了解到，明朝居然有这么一位奇人：他饱读诗书，本应舞文弄墨，却在战场上屡建奇功；学问看似直白，著述寥寥，却引得天下读书人疯狂追随。
    多年来，解读阳明学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阳明学方兴未艾。长期从事明清学术史、明清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周志文在解读阳明学时，秉承“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的严谨态度，仔细梳理后呈现出这样的王阳明：“阳明整个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异类’。”自小不受绳墨约束，不喜“儒家四平八稳的那套”，喜兵法韬略，有经略四方之志，后又对道教、佛教感兴趣。然真正“折节”做起正统儒家学问来，冲突、波折不断，困顿、挫折接连，好奇和怀疑促使他不断思考，最终构筑起以“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阳明学。
    从“后知后觉”的角度看，阳明心学的形成，是他孜孜追求学问而不达，重新寻找的结果。许多人接触阳明学，是从他“格竹子”的故事开始的。“格竹子”的失败令王阳明意识到理学“格物致知”的局限性。周志文全面梳理了儒家学问“经”“传”，以及程朱理学一路传承的历史脉络。求学心切的王阳明对传统虽笃信但不迷信。“格竹子”的失败迫使他不得不寻找新的学问路径，“龙场悟道”本质上是他不断思考后的茅塞顿开。
    周志文指出，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在思考方式上有着明显的不同。阳明“挣脱了几百年以来‘理学’的束缚，提出了‘良知’这个观念”，强调“良知”是人的“天性”，认为“良知的标准早根植于我们的心中，无须朝外去求，朝外求也求不到，我们只要依着这既有的良知去善去恶”，人皆可成尧舜。不难看出，阳明学实际是回归人性本原，从本原出发，认为天下道理不外乎人性本原。正因如此，阳明反复强调的“良知”，并不是读书读来的，也不是教化的结果，而是拂去种种干扰，回到人性的本原，正所谓，人之初，性本“良知”。
    阳明学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学问门槛，让所有人回到人性本原的平等层面上，实际意味的是对精英权威的反叛。王阳明认为“圣人有很多地方不如一般的人，圣人不可自傲，而一般人也无须自卑，这是阳明意旨所在”。简单点说就是，一般人可以成为圣人，圣人本就是一般人，现实中的所谓“圣人”，只是权威营造的假象。事实上，在学术方面权威并不可取，“一旦成了权威，弊病便产生了，因为既为权威，就不准许有另一种权威存在”。权威有着天然的“排他性”，这是确保权威“子孙万代”的“本能”，其实也是利益最大化的彰显。
    哲学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告诉人们什么结果，而是引导人们从最本质的角度去思考。阳明学术的另一大贡献是“知行合一”，今天说来通俗易懂，这是因为前人努力探索乃至反复试错，才形成了今天这样人所共知的“常识”。
    除了追求学问，在周志文看来，王阳明还特别重视“兴教”。他办学既办精英之学，也办平民之学，所以“他到一地总会推广社学，兴复书院。社学推行的是平民教育，书院推行的是精英教育，阳明认为两者不能偏废”。他对讲学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认为“讲学的人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圣人的模样出来，跟‘愚夫愚妇’讲学，必须和光同尘地用他们的思考方式，用他们习惯的语言，与他们打成一片，才能真正感格他们”。这些看法，即便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不过时。
    阳明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儒家思想的一种延续与阐释，就像与程朱理学一样，都是儒学阐释的不同分野。阳明学并非没有反对者。虽然阳明战功卓著，但他显然对官场规则不太适应。他的学术虽然声誉日隆，但也受到了当权派的打压，比如万历首辅张居正。就是从学术角度看，他的反对者阵营中也不乏李贽、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的大儒。顾炎武与王夫之的反对更具有现实性，两人认为“阳明主张现成良知，弄得读书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最后把国家都弄亡了”。顾炎武有句话直到今天依旧振聋发聩，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