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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诗歌破圈 融媒体时代，文学创作寻求“破圈”与“出圈”已成常态，“破圈”和“出圈”也成为时下热词。《求是》杂志2021年第20期刊发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文中提到，“新时代文学要主动出击、主动输出，实现‘破圈’传播、‘跨界’生长，打破隔膜和游离，共享、共促文化事业发展，让文学提供的经验、想象与故事，有效滋养其他艺术门类和文化产业。”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观媒介高度融合的当下，由于互联网的便捷，个人话语如百花齐放，新诗似乎迎来了一个全新的繁荣时代，诗歌创作也进入了“人人都是诗人”的万众创作时代。在纸媒时代“寻一方净土”的诗歌界，也开始寻求“爆款”，希望被更广阔的读者或者用户所认可，能把好的诗歌作品从小圈子里播撒到更为辽阔的互联网世界，这便是“出圈”。 当代新诗如何在坚守内容品质的同时，充分拥抱互联网，拥抱新技术、新应用、新媒介，如何在坚守纯粹“私人化”写作的同时，牢记文学的教化和审美责任，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学作品，这份答卷应该由文学创作者、文学工作者、社会审美、媒介、市场乃至用户共同书写。 01 “破圈”和“出圈”，最早源于二次元的网络语言，指的是某一明星、事件或者是小众话题从亚文化的小众视野走向大众视野的过程。现多用于传播学范畴，表示原属于某一特定群体的小范围事件成为引起大众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 近年来，“破圈”和“出圈”依然成为媒体通稿的“宠儿”，然而，关于“破圈”和“出圈”的具体衡量标准，何为“破圈”，何为“出圈”，学术界尚未有定论。笔者认为，“破圈”是过程，是一种传播行为，即主动打破圈层壁垒，跨界融合；“出圈”是结果，是大众在文化“破圈”之后获得共鸣，表现的结果即是否登上“热搜”，成为热点事件。 之所以要“破圈”，是因为圈层确实存在。这个“圈”，既是人际关系的圈子，也是媒介的圈子，更是舒适圈。在互联网传播范畴，传播媒介从“被时代”的纸媒时代转变到了“我时代”的融媒体时代，信息在传播和接受中其价值在不断被重构。新诗的传播亦是如此，传播土壤和传播路径较之纸媒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时，新媒体平台的迅速崛起使碎片化、去中心化成为当前传播环境中的显著特征，个体围绕特定的兴趣爱好形成一个个封闭的圈层，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增强了圈层的“信息茧房”效应，文学的普世价值被困在一个个透明的“信息泡沫”里，一不小心，就成了“信息飞沫”。 “破圈”之难，难于在文学作品传播过程中，创作者往往视纸刊为正统，而现在的读者大多都是网络原住民，形成了群体“圈层”和个体“茧房”的割裂，构筑了一个看似不可逾越的透明墙。据2022年1月1日“诗刊社”官方发布的数据表明，中国诗歌网已累积注册用户逾30万人，日访问人数最高达200万人次，日均收到诗歌作品近3000首。然而，当代“诗歌热”的背后，却是“信息爆炸时代”的“传播冷”。这种大胆创新和尝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破除传统文学传播困境和舒适圈的主动“破圈”。但是，在跨界共生的过程中，如何产生社交化、圈层化的文化共鸣，从而借助移动互联网实现真正的文化共情，制造“爆款”，登上“热搜”，实现“出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破圈”难，“出圈”更难。伴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高速发展，受众早就进入了娱乐至死的大众狂欢时代，诗歌的传播也容易被“泛娱乐化”思维所侵蚀。让人心痛的是，当代新诗每次进入大众视野都是以争议性较高的形式出现：2000年的“下半身写作，2006年的“梨花诗”和“裸体诗歌朗诵会”，2012年的“乌青体”，2014年的“啸天体”等，构建了迥异于传统的传播奇观。无独有偶，当我们盘点近两年诗歌“出圈”的热搜事件，一些 “诗人”饱受争议，不断地消解着诗歌这门最古老的文学样式的深刻与文学价值，成为读图时代饭后谈资和娱乐消遣。对诗歌而言，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异化传播，在喧嚣过后，严重背离了读者和受众对诗歌固有的审美期待，在及时行乐的拟态环境中，诗人、诗歌和诗坛正被时代和受众所疏远和放逐。一面是泛娱乐化内容轻轻松松就能博关注、博眼球，“百花齐放”；另一面，则是主流诗人和诗歌作品在互联网的传播语境中拼尽全力才能昙花一现。诗歌创作者追求著作等“身”容易，实现著作等“声”则“难于上青天”。 因参加“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获冠军而“出圈”的诗人彭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能想到的近年来“出圈”的现代诗除了余秀华的诗歌，就只有一首《我想和你虚度时光》。这首诗是2013年诗人李元胜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后由《诗刊》发表并在微信公众号上推广，几年来火遍网络，堪称“出圈”典范，仅“为你读诗”微信公众号的阅读量就高达600万。2021年5月，由《诗刊》社与央视电影频道、“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快手等联合推出的融媒体直播《青春诗会·春天里的中国》，五期直播观看量达到了2.25亿，话题量35.77亿，多次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然而，喧嚣背后更应该让我们深思的是：彭敏“走红”的背后，其诗歌作品并未引起多少关注，相反倒是微信公众号文章时而出现爆款；《我想和你虚度时光》的确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诗人的其他作品便难以创造如此佳绩；“快来读诗”和“青春诗会”引发热点和全网讨论的同时，网民的记忆点和讨论点却在流量明星是否在海报的C位等娱乐话题之上。 02 与娱乐明星争夺流量，与“网红”比拼才艺，与八卦小报和个人自媒体拼话题，新诗进入了一个完全区别于最原始的口头传播、写本传播、印刷媒介传播和广播电视媒介传播的陌生的传播语境。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传播媒介的快速迭代，基于移动互联网等和智能手机第五媒体迅猛发展，创造了一个无限开放包容，互动及时的传播环境，从以往稳定、单向、系统化转变到开放、互动、碎片化。分散在网络各个角落的参与个体凭借诗歌的共同点聚合成圈层，诗歌创作着、爱好者和传播者因极强的文化认同属性紧密聚集，围绕诗歌在物质、精神与情感层面形成身份与情感乃至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认同，“社区感”（Sense ofCommunity）在圈层中恣意生长，形成以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平台为纽带的固定社群。长此以往，圈层壁垒逐渐固化，“圈”里是一群人狂欢，“圈”外是一个社群的孤单。其原因就是三个“茧房”的存在。 一 囿于“消解”的“创作茧房 长期以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充斥在文学圈之内，即文学是孤独的、寂寞的、沉默的，文学圈是神圣的、高尚的、独立的，诗歌更是如此。新媒介的产生改变了文学传播的路径，读者阅读诗歌作品的渠道从单一的纸媒，到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再到今日头条、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媒介不再成为限制。诗歌+短视频、诗歌+微博、诗歌+电视、诗歌+音乐等“诗歌+”多元化内容应运而生，诗歌的发表不再需要层层审核的“把关人”，每个人都可以不经过出版机构的三审三校而发布自己的作品，甚至每个作者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电子刊物。 然而，传统文学期刊的正统性却依然不容挑战，诗歌作品在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微博等自媒体的发表并不能作为创作成绩。诗人们形成了一方面追求期刊发表的正统性，另一方面追求新媒体快速传播的割裂。例如，在文学期刊的官方微信号中有一种奇特的现象，推送目录的文章可以达到平均上万次的阅读量，而推送诗歌作品却只能有平均三四千次的阅读量，显然受众大都只关心是否上刊，而不关心作品本身。因此，传统纸媒与诗歌类自媒体的话语场常常是区隔的，一边是严肃规整的“象牙塔”，一边却是活泼零散的“菜市场”，两个场域虽然是物理交互的，却很难心有灵犀、脉息相通。 二 囿于“流量”的“资本茧房” 无论是销量和阅读量，还是PV（浏览量）和UV（访客量），无论是收视率还是观看量，还是点赞、转发、收藏等等专业名词，实际上都是一个统计方式而已，用时下最流行的词汇，便可统称为“流量”。不同于销量和收视率的的相对客观，“流量”的统计方式是存储在数据库和服务器里的数据，其真实数据和展现出的数据极易操作。看似公平的互联网推送法则，背后有无数双“看不见的手”，操作着信息推送和分发的渠道。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5G时代的加持，让新诗在传播过程中悄然披上了世俗化和商业化的外衣，使其成为“商品”，文学价值被边缘化，被浮于表面的浅层化解读所取代。 新诗的审美价值被淡化，被碎片化和拼贴式的非系统化认知所取代；人性价值和启迪价值被解构和摒弃，被泛娱乐化倾注的戏谑式狂欢所取代。更重要的是，新诗传播影响力的衡量标准和传播成果极容易被操控，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很多诗歌融媒体传播活动在传播数据上十分好看，但实际上传播效果却大打折扣。 众声喧哗之后，被资本制造出的“符号化”消费需求让诗歌成为了被资本利用的文字工具。2022年世界读书日，抖音联合新华社发布了一条名为《一首诗，亿种生活》的广告片，由编剧史航领读，文案中提到“只有诗/能带领我们/渡过生活的激流/就像我一直告诉你的那样/最好的莓果/都在阴影里生长”,句句不离诗，却无法剥离掉商业的外壳。正如当年奥登所说“诗歌不是魔幻”，诗歌大多数时候都极容易道破这个世界的真相，而这个真相往往是人们不大愿意相信和接受的。当文学披上了商业的外衣，受众的自我审美品位和审美能力不断降低，对美丑、雅俗边界的认识不断模糊，审美取向在无意识中走向庸俗化。这就导致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房地产商们最热捧的广告语，却无人能懂诗人在诗中表达出的疼痛感。 三 囿于“算法”的“信息茧房” “信息茧房”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桑斯坦在其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提出的。在人类接受知识和信息的漫长历史中，对于特定信息的偏好始终存在。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进步，社会个体“看到什么、娱乐什么”的权利正在被算法推荐所控制。算法推荐会根据用户在互联网上的浏览记录、停留时长，关注、点赞、收藏等行为信息数据，结合用户个体信息数据以及相似偏好用户数据进行大数据计算与分析，推测用户的信息需求，进而从海量信息中为用户选择和推荐信息。受众在持续的狂欢宣泄、娱乐表达中接受碎片化、同质化的信息，继而算法推荐将人们束缚在其偏好的同质化信息区域内，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信息茧房”。诗歌圈外部是长期沉浸在自己无意识中构建的个体化娱乐的广大受众，诗歌圈内部是被“征文体”“口水诗”“微诗”“诗群”“民刊”等标签分化的诗歌创作者。各个“茧房”之间形成信息区隔，悄然走向认知狭隘、网络暴力、群体极化的泛娱乐主义“精神茧房”。 03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几千年来优秀的诗人群星璀璨，大量的优秀作品铸就了传统诗歌辉煌。中国新诗诞生百年，却一路坎坷。如今，当人们充分享受着信息时代丰盛的文化盛筵时，新诗却在大众文化的边缘徘徊，处境愈益困窘尴尬。那么，是否真如21世纪初米勒等人所言，文学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终结呢？印刷时代的“温柔乡”，是否真的会变成网络时代的“英雄冢”？如果说诗歌有圈层，究竟是“作茧自缚”，还是“化茧为蝶”？ 传播要“破圈”，创作必“破茧”。新诗要从文章与论著本位中走出来，从行业报刊与传统媒体中走出来，不能只是将自己在传统媒体发表的作品原样转贴，而是要适应新媒体进行创作话语的转化。新技术、新媒体语境既需要诗歌的艺术价值引领，又考验诗人和文学工作者是否能将这些价值化作新媒体的话语形态，成为与大众互动的共情性语体。正如《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中所强调的，“新时代，要充分发挥文学在各艺术门类中的‘母本’作用，促进文学的多维发展”。诗歌是一座“富矿”，需要通过多种表达、多元叙事和立体化渠道进行“挖掘”。若以诗歌为母体，仅仅依靠“诗歌+”，以诗歌加朗诵、音乐、短视频的罗列结合，换汤不换药，是不能衍生出“第八艺术”的。 吕进教授曾指出：“中国现代诗学正面临三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和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 一 “内容生产”上要互译 诗歌的生命在读者那里，要适应跨媒介传播的潮流，努力通过不同文体和文化产品类型之间的转换，不同文化圈层和语种之间的互译，实现审美转场才能掌握“流量密码”。诗歌创作要以读者为中心，警惕小众化、圈子化的诗歌创作倾向，拒绝一味地写“口水诗”。 二 “传播途径”要互动 互联网共享、互动、协同的理念与诗歌的传播规律和精神实质是不谋而合的，不是二元对立的。新兴传媒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快速更新改变了诗歌的传播路径，重塑了传统意义上的诗歌传播格局与受众接受方式。“路径优化”如利用得当，能够更加科学全面地体现读者的审美趣味，能够准确地“计算”出诗人、评论家和读者之间最大公约数，而不是“信息茧房”。 三 “效应接收”要互通 如果没有把握圈层传播特性，圈层就会成为一道透明的信息“墙”，如果把握了它的传播特性并将其转化为影响力渗透的有效工具，那么，圈层就成为赢取跨界共生的“桥”。自“为你读诗”微信公众号上线以来，已经有了超过201万的活跃粉丝，头条平均阅读数超10万（来源于西瓜数据）。可见“圈层”和“茧房”对于传播生态的影响并非绝对负面，“化墙为桥”并非没有可能。 今年的北京高考作文题目中首次出现诗歌：“请以‘像一道闪电’为题目，写一段抒情文字或一首小诗。要求：感情真挚，语言生动，有感染力”。一方面，打破以往高考作文中“诗歌除外”惯例；另一方面，侧面反映了新诗教育的滞后和缺位。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说过，不管是在人类的开端还是在人类的目的地，诗都是人类的女教师。在高考指挥棒下，现代新诗依然与古典谱系一同被视为“共同体”，评价标准只剩下“感情真挚，语言生动，有感染力”。现在学生很难进入到“读同时代的诗”的文学现场，诗性思维未被开发，新诗教育已成“荒弃的园地”。 新诗教育理应是一个立体工程，更是一个基础工程，应该延伸到“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一生命层面，厚植新诗审美和传播的土壤，将渐渐滑向人们日常生活边缘的新诗拉回创作本身，回归当代人文化生活消费的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期待见证诗歌与时代潮流的互动、诗歌对时代精神的诠释，成为“培根铸魂”的有力担当，期待有更多优秀新诗作品“破圈”浸润千家万户，从神圣的殿堂“飞入寻常百姓家”，浸润到受众的心灵深处。 我们呼唤“破圈”，是当我们谈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能在城市森林的冰冷之中感受到海子充满神启式的灵悟，而不仅仅是被地产商引用为广告词时所代表的消费暗示。“诗歌+媒介”，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地相融。这就需要类似《诗刊》社的“快来读诗”，“星星诗刊”视频号作者读诗等更多的应用场景和“出圈”范式，需要更多的正向诗人“意见领袖”，需要更多主动跨界的复合型人才。未来的诗歌创作，只有技术革命与文学自省共舞，才能让流量与质量齐飞，只有更好地构建“破圈”“出圈”“破茧”之路，才能更好地提升广度、宽度、美度，走向更加辽阔的传播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