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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诗歌 ● 内容提要 1990年底开始的“世界诗歌”论争第一次将全球文化政治中的话语权力问题提请到中国诗人面前。其中，宇文所安批评中国现当代诗歌只是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翻版，是缺失了民族根基、迎合西方读者口味的“世界诗歌”。奚密、周蕾、郑敏、臧棣、张枣等论者以不同方式做出了回应。“世界诗歌”的讨论呈现了1990年代新诗从业者对于民族文化身份的体认及审美话语权的诉求，以及历史与现代性的思考，在今天仍具有反思的价值。 ● 关键词 “世界诗歌”；文化身份；现代性 自1990年代以来，逐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当代文化提供了空前的动力和空间，也大大改变了诗人的主体位置和现实感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混融，互联网、商业媒体、文化创意行业的兴起，诗人的“归来”“下海”乃至“二次归来”，难免令人想起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定义：“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 长期以来，“市场经济”被新诗从业者视为摧毁诗歌理想的元凶；在资本与流量所订立的规则里，“边缘化”也被认为是新诗必然的宿命。的确，以“新诗坛”观之，诗歌似乎正成为一种衰老的文体：精神的疲惫与语言的耗竭，弥漫于当下的新诗批评与创作。然而，与当代诗人自居边缘、自认颓废的态度相对照，近年来围绕众多诗歌事件而展开的、有关新诗社会功能及审美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却愈演愈烈，进入这一场域的年轻写作者也越来越多——这反而是其他更加市场化的文体（如小说、戏剧）所没有的待遇。 诚然，作为一种先锋写作，新诗自创生之初就饱受批评；它不得不以激烈的辩护姿态回应种种质疑，但也正是在这些辩论和说明中，新诗不断经历着审美意识的更新与美学形式的蜕变。本文以1990年代初的“世界诗歌”讨论为起点，提出新诗的“身份政治”问题，将其置于当代文化的变迁之中，以新的视角看待1990年代以来的合法性危机。 一 “世界诗歌”论争中的文化政治 1990年底，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Stephen Owen）发表书评《环球影响的忧虑：什么是世界诗？》（The Anxiety of Global Influence：What is World Poetry?）第一次将全球文化政治中的话语权力问题提请到中国诗人面前。有关这场争论的研究已有不少，为论述方便，仍不免将其思路概述如下。 在这篇文章中，宇文所安批评以北岛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诗歌只是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翻版，是一种缺失了民族根基、迎合西方读者口味的“世界诗歌”。当代中国诗人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学习，不过是对文化霸权的献媚与讨好。文章讽刺地写道：“国际性读者喜欢这样的诗歌，期待的是那种经过翻译没有丧失什么的诗作。而本国读者喜欢的是那种在翻译后仍然受到国外读者欣赏青睐的诗歌。我们有理由对20世纪末期的诗歌寄予厚望。” 《环球》一文发表在美国的文化政论杂志《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上，看似是一篇有关诗歌的专论，其实涉及对中国现代文化整体逻辑的质疑。它选择的批评对象——北岛无疑是当代文化史上标志性的人物。在1980年代，“朦胧诗”曾被视为中国文学“打开通向世界的缺口”的代表，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但宇文所安提示，摆脱冷战、进入全球化的政治格局，文化权力也并不是平等和共通的；1980年代被中国诗人视为最具普遍性的现代主义诗歌，其审美合法性非但不能为中国诗人分享，反而成为照见自身主体性之虚无的一面镜子。 1990年代，恰值北美学界经历“后殖民主义”学术转向，《环球》一文马上引发激烈的争论。作为常年旅居美国的华裔学者，奚密（Michelle Yeh）和周蕾（Rey Chow）做出了最为有力的回应。奚密认为，指责用汉语写作的诗歌缺乏“中国性”是荒唐的。在社会历史层面，宇文所安钟爱的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未必不属于同一个传统：“如果我们承认并尊重一个民族的诗歌因为它相对于别的民族的差异、独特和他我性（alterity），为什么当这些性质出现在同一个文学传统之内时，我们不能同样地承认并尊重它们呢？”她指责宇文所安“对差异的维护反而使自身成为一种对差异的压抑”。奚密将语言作为新诗主体性的依据，提出“现代汉诗”概念，将讨论的范围从大陆诗歌扩展到了包括台湾、香港、东南亚在内的华文诗歌圈。显然，这一命名显示出构建汉语诗人身份统一性的倾向，同时回应了大陆新诗“乏善可陈”的质疑。 奚密的思路已提示，自1990年代，有关新诗形式的争议不再是单纯的美学评价问题，更涉及如何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经验”、如何在全球化政治下描述“中国主体”。在周蕾的回应中，这一路向被进一步挑明了。她直斥宇文所安对中国诗歌“民族性”的维护是西方白人汉学家“东方主义”式的想象被剥夺之后的“忧郁症”（Melancholia）。她立足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不同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她童年时期的经验），认为《环球》一文正是西方中心观下知识霸权的显影：它以一种文化本质主义（hence-culturally essentialist）的态度，将作为“他者”的中国进行了特殊化处理，只保留所谓的“本土传统”（a local native tradition）；至于那些伴随殖民历史而诞生，无法被归档、因而有可能威胁到西方知识等级的激进因素，则受到“非中国性”的指责，被轻易地抹除了。同样从抒情诗与现代政治的互动关系立论，利大英（Gregory B. Lee）认为，中国诗人对西方诗歌的学习、模仿以及再创造已成为世界诗歌生产的重要环节。正如宇文所安的研究已融入中国古典诗歌史的叙述，中国诗人对欧洲诗歌的阅读也应被纳入西方现代诗歌史的学术格局当中。 诚然，在海外的语境中，当诗人与学者携带着“中国经验”展开工作，几乎必然会遭遇“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困境。在学术领域，这表现为周蕾所激烈控诉的美国学界对于学者民族身份的不公正待遇；而在文学方面，则体现为诺贝尔文学奖等国际奖项所构建的文化经济——后者正是隐藏在《环球》一文之中、却更为重要的批评对象。然而，在针对宇文所安的回复中，除了安德鲁·琼斯（Andrew F. Jones），似乎鲜有学者就世界文学市场中的资本流动及文化政治展开详尽论述。 正因如此，将宇文所安的批评视为东方主义式的自大，固然揭示了知识权力的不平等，但并未回答新诗的文化身份问题。事实上，这种反批评似乎不自觉地求助某种对立于西方现代化的、以中国现当代革命史为起点的政治模式，以完成现代中国文化合法性的论述，这反而阻碍了研究者从文学自身的角度，对新诗的语言方案、美学追求、生产方式进行更加详尽的考察。譬如，在奚密有关“现代汉诗”的论述中，将“中国性”锚定于作为语言工具的“汉语”，其实一定程度上回避了汉语诗歌内部的话语层次差异——这不仅包括宇文所安所关注的当代旧体诗和新诗的对立，也包括中国新诗与海外汉语诗歌在地缘政治与美学脉络上的分野。这种批评显然并未切中宇文所安的问题意识。2003年，宇文所安又撰写了《进与退：“世界”诗歌的问题和可能性》。这篇文章不再纠缠于诗人的文化立场，而将论述重点转移到“如何跨越语言界限以及如何可能跨越语言界限来构筑诗的价值？”作者是悲观的。他将“世界文学”比作摆满各民族风味美食的国际长廊，其中的商品既要具有一定的民族色彩，又不可太过“地道”以至外语读者难以接受。他将其形容为一种新的“国家文学体制”，即各民族选出各自的代表参与国际文化市场，却抹除了民族文化内部身份的多样性。 今天来看，宇文所安的批评体现出相当强的洞察能力。1990年代之后，急剧扩张的网络世界进一步加固了西方（主要是美国）订立的伪普遍主义的文化结构，并在近十年将其进一步激进化。这种“脱离了民族国家的国家语言群体”通过例示本质化了的“民族性”，结构出新的意识形态，反向塑造了中文世界内部的评价标准。譬如，在1999年的“盘峰论争”中，“西化”、“英语化”便被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弊端之一（即使所谓“民间诗派”也通过“反西化”获得了一定的国际文化资本）。这些话语场显示出不同诗人群体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强调，呈现了隐藏在扁平的文学市场之下的文化政治诉求。 二 现代性：“同一个好故事”？ 《环球》一文于1997年被译至国内；至2006年，由洪越翻译、田晓菲校对的版本发表于《新诗评论》，才引起国内诗歌界的广泛注意。但在这之前，郑敏、西川、洪子诚、臧棣等人已注意到这篇书评。相较海外的文化研究者，国内诗人及批评家的回应更加鲜明地体现了重构新诗史、重建新诗“身份”的努力。 老诗人郑敏的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延续了宇文所安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批评态度，并将新诗的疲弱归因于世纪之初白话文运动造成的语言形式的断裂。她借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语言学理论，认为胡适“大力主张从翻译世界文学吸收影响”，“但对汉语本身所蕴藏的几千年智慧却抱有难以克服的偏见”。这种“反历史”的态度最终导致革命年代语言的透明化，为当代诗歌的单薄、浮浅埋下了祸因。 应考虑的是郑敏有关“汉语统一性”的结论。她将后结构主义视为“当代语言学对无意识与创作的关系的科学研究所得”，认为文言文所留下的种种诗意“踪迹”正是无意识层面“汉语统一性”的证明。郑敏的“传统论”引起诸多批评，思路之一即声称汉语的“统一性”并不体现为实体的文学经典，而是根据现代历史的发展，时刻处于变动之中。西川提出“传统在此时此刻”，即认为相较于坚持定型的“传统”，更应该坚持“现实感”，“如果我们坚守这样一种现实感，我们的文学将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在西川的论述中，这种“现实感”既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经验，也是以种种矛盾修辞呈现的“后现代日常”，二者都统一于整体性的“中国体验”。 与之相似的“现实感”论述在1990年代已大量出现。进入全球化时代，新诗研究者将目光扩展至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文化方案，试图在社会变迁的视野中定位中国新诗——这一视野通常被概括为“现代性”。臧棣的《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是最具代表性的论文：“中国新诗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并非是一个是继承还是反叛传统的问题。而是……在传统之外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开阔的新的审美空间。”臧棣将这一“审美空间”定义为一种非西方的“现代性”。应注意的是，相较奚密、周蕾等人将社会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视为整体性的中国现代化历史加以立论，臧棣在二者之间做了一定程度的分离——他强调文学与现代历史相勾连，更强调这关系是隐形的、不透明的。也就是说，“非西方的现代性”并不通过现实本身，而必须通过“写作”加以呈现：“新诗基本上是把它的主题深度和想象力向度设定在它与中国历史的现代性的张力关系上，新诗的自我肯定也源于对这一张力关系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体认。” 张枣同样从“写作”行为本身定位“审美自律”，希望在中国经验与世界性的美学形式（即现代主义）之间构建出圆融的整体。张枣于1986年赴德留学，是较早侨居的一位；得益于综合的世界文学修养及强悍的外语能力，他也是同辈诗人中对于新诗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最为敏感、反思最为深入的一位。2001年，张枣发表长文《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做出与宇文所安极为相似的诊断。他认为，对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崇信使得“中国当代诗歌最多是一种迟到的用中文学做的西方后现代诗歌……它缺乏丰盈的汉语性，或曰：它缺乏诗。”但他并未走向对当代诗歌的否定，而是发展出有关新诗“汉语性”的论题。 “汉语性”意味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精神。它不是古典诗歌的庚续，而是对“环球现代性”的回应，即在审美自律的原则之外，“诗歌必须改变自己和生活”。在张枣看来，新诗是“一种新的、前所未见的主体性的表达”：自鲁迅《野草》以降，中国的新诗人开始学习将生存的困境转化为文学的隐喻结构，“使得写者面对创作过程以及自身姿态的意识都得以强化”，构成一个现代的“抒情我”（ein lyrisches Ich）。诗人沉酣在现实经验当中，并以“诗”的形式完成对现实的再造。因此，尽管东西方诗人使用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历史，但在致力于将生活的危机转化为写作的难度这一“写者姿态”上，并无根本的不同。 张枣的博士论文将现代主义的“审美自律”作为诗歌现代性的前提，这其实延续了1980年代通过挖掘“诗歌的内部规律”构建新诗“身世”的思路。然而，如果说1980年代有关现代主义的探讨，是在“拨乱反正”的思路下探索诗歌本体论、使新诗研究成长为一门稳定的文学史学科的尝试，那么，19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这种主体自信逐渐被一种身份焦虑所取代。张枣谈到，在德国，日常生活是精准与乏味的，以致每到夜晚常常要独自“补饮”以克服“内心的空惘”。这不是文化特殊性的问题，而是世界范围的普遍场景。由此，他重新思考“传统”，构造出一种“中国式”的、时刻以写作关联现实的古典诗学，作为对抗环球后现代危机的方案，“来抗衡或者弥补我的丢失”。 可以说，张枣和臧棣的“现代性”论述是一种典型的“作者诗学”：它从创作者角度揭示了被新时期文学视为信条的“审美自律”与现代经验的联通原理，从而在“环球现代性”的背景中、在“世界文学经济”的质疑下，实现了“中国身份”与“现代诗学”的合题。 三 新诗的历史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对“世界诗歌”的指责时，国内外论者多将“现代史”或“中国经验”作为新诗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相区分的根本，但鲜少对“历史”本身作出具体的说明，而是语焉不详地指向“革命”“政治”“殖民”“现代化”等范畴。考虑到这些范畴在中国现代史上呈现出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形式，应思考的是，作为区别性因素的“中国经验”果真具有统一的、不言自明的“民族性”吗？还是说这一立论本身即是“历史”高度理论化了的结果？ 这一提问或许不直接与当代诗歌相关，却有助于审视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化的整体逻辑。在上文所引用的论述中已呈现这一倾向：“历史”的主要功能并非陈述事物展开的过程，而是为了标示某种文化身份。也就是说，周蕾等人在谈及“革命年代”“中国式现代化”时，其实是为了说明自身某些历史原理与意识形态遗迹，而非这一时期内文学的生产、阅读、传播方式。将这些论述置于1990年代文化意识的生成过程之中，所谓“历史”及以之为基础的“民族性”说明是需要进一步说明的。 事实上，1990年代的新诗研究已呈现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反思倾向。一方面，批评家们依然坚持诗歌审美的独立性，试图在文本形式之间建立自我连续性的叙述，另一方面，他们也尝试以批判的态度，揭示该叙述所依恃的历史观，从而呈现艺术作品与某种“绝对观念”之间的构造性联系。这既表现为1990年代的“诗人批评”提出“知识分子写作”“历史的个人化”“及物性”等新的命题，作为对1980年代“审美自律”的超克与发展；也体现在新诗史领域，孙玉石、洪子诚等史家不满于单一的现代主义标准，探讨当代历史观及其形成机制，试图重建新诗的历史视野。 进一步观察，这些尝试与1990年代其他人文领域的工作是同步展开的：面对全球化的知识生产格局，在社会、哲学、历史诸多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引介多重资源，希望突破“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二元框架，确立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这一时期的诗歌批评同样具有广大的人文视野，与其他学科构成了彼此开放的对话关系。这里，可以就1997年创刊，由赵汀阳、贺照田主编的《学术思想评论》做进一步的说明。自创刊之初，《学术思想评论》就立志通过多学科的协作，克服“规范主义”的思考方式，恢复思想工作对于现实的介入功能，新诗批评也曾参与其中。杂志第一辑编刊专题“从创作批评诗集提炼诗学问题”，收入西川《生存处境与写作处境》、程光炜《九十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肖开愚《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等六篇文章。它将新诗研究纳入广义的文化批评之中：诗人与批评家不是以创作者，而是以知识团体的身份发表意见。 正如新诗始终在“中/西”“传统/现代”的夹角中寻求自足的文化身份，“东亚现代性”的讨论同样是在历史观的自我批判中重建主体性的尝试。如孙歌所说，“这些九十年代诗人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是同样的知识处境，也面对着同样的困境。”她将其形容为“一幅知识分子跨越专业藩篱而进行深层合作的动人图景”。从1998年开始，《学术思想评论》致力于整合亚洲思想资源。第五辑的专题“民族主义与知识分子工作伦理”，收入奚密、孙歌、酒井直树（Naoki Sakai）等作者的五篇文章。其中，奚密的《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再次回应了“世界诗歌”论争。她批评以郑敏的《世纪末》长文为代表、以“传统论”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义，正是国内研究者盲信后现代理论的结果；它非但无助于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反而暴露了论者“对文化身份的焦虑和获得国际认可的强烈欲望”。酒井直树则通过对“现代性”构式的分析，指出东亚之于世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可以说，这些探索分享着一个基本共识，即“近代”概念本身就是高度政治性的，涉及各国文化话语权的争夺，是“现实”与“理念”交叠的场域。 将视角再次转向新诗的“自我建构”过程。1980年代，“中国式现代主义”曾以“介入现实”作为新诗“民族性”的依据，寻求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对话；到1990年代，这一话语阐释能力的消退，盖因“中国-现代主义”在现代化的学科建制中迅速失去了针对性与批判功能，固化为“政治-文学”的二元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新诗研究同样处于赵汀阳所批评的“规范主义”陷阱中。相较而言，洪子诚、萧开愚、陈超等人的批评观显出某种共同的倾向：批评不仅形式层面的阐释，同时必然伴随审美观念的再造。这种立场也体现在张枣、臧棣的“作者诗学”中。譬如张枣的“现代性”阐述，最重要的并非“沉浸于语言本体”这一基本立论，而是他注意到“写作”是诗人“介入”现实的实践，也是对依附在“现实”上的种种观念进行批判，呈现新的抒情主体的过程。也只有在意识批判的层面，鲁迅——而不是直接师承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冯至、穆旦、卞之琳等——才会被张枣视为“中国现代主义”的原型。 在“诗歌语言的批判性”路向上，走得更激进的是萧开愚。他坚持认为诗人对语言的运用——“重建人和世界的关系”必然是政治性的。诗歌语言应实现对既定语言系统的更新，正如诗人作为知识分子应时刻关联现实，对当代诸相作出判断。如何理解新诗的“汉语性”？萧开愚要求诗人须臾不能离开身处的环境，通过持续的改写将现实“陌生化”并重新审视。也就是说，“汉语性”不特指某种诗歌风格或美学形式（“返祖和追求绝缘于当代的雅致”），而是指批判立场本身，是诗人面对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和世界性资本流动，坚持以本民族的价值为要，“进入当代世界的视野”。 如上文所言，当代诗歌的“现代性”论述，与全球化时代新诗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体认直接相关，究其根本，即如何理解新诗之于世界诗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这一方面，同样在《学术思想评论》上刊译的、酒井直树对于“现代性”机制的讨论，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照。他认为，在“现代性”的构造图式中，“西方”并非固定的实体，反而迫切地接近他体（other），并“自称能够长期保持超越所有这些特殊的行动”。“要言之，西方必须代表普遍性的契机”。因此，东亚在经历西方所主导的“现代化”浪潮之后，不可能通过构建某种特殊的“民族性”将其从西方中心主义中拯救出来，相反，这种尝试只会被反复地归化到西方的伪普遍主义结构中。他认为，要打破这一阐释学循环，只能以东亚的自我批判为起点：只有通过反思将自身构建为主体的那种话语力量，才能突破“现代性”的一元历史框架。 四 结论：重建历史视野 1990年代的“世界诗歌”揭示了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结构性变动如何暗中支配着当代诗人的文化选择；而新诗的历史意识，也深深濡染着时代断裂之后，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历史的不信任态度。事实上，这种内在的“不合作”意识构成了当代新诗面对现实的观念底色，也在1990年之后的三十余年里，不断刺激着汉语的感觉器官，使当代诗歌从高蹈而封闭的纯诗理想中突破出来，恢复对现实发言的热情。 然而，当我们将“现实感”“历史化”作为新诗主体性之不言自明的根据时，还应思考另一些问题：有关“历史”的认识是如何被塑造的？不同人群所说的“历史”是同一个历史吗？1990年代，尽管孙玉石、洪子诚等文学史家已就新诗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展开卓有成效的思考，这一路向却似乎并没有延续下来：当下的诗歌批评仍缺少从结构性视野考察新诗文本的能力，甚至不自觉地将诗人的语言方案与其政治立场挂钩。譬如，在近年有关草根诗人、工人诗歌等等讨论中，来自中国左翼传统“介入现实”的泛政治主义倾向，成为了新诗之“中国性”的依据，将其与现代主义导向的“学院诗歌”区分开来。这不禁令人疑惑，同样身处“当代”，在文化归属感的层面，“打工诗人”和“学院诗人”果真是绝然对立的吗？不少论者高度肯定“工人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认为它解救了新诗“技术主义”的弊病；但又认为，由于诗人的劳动者身份，鲜少接受系统的文学教育，作品在美学上存在先天不足。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述显示，许多批评家固然体察到当代诗歌的弊端，但仍无法越过文化身份的藩篱，理解、描述陌生的美学经验及其文本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再次回到酒井直树的命题：“为了批评西方对日本的关系，我们必须从批判日本开始。”在笔者看来，建立更加体贴、开放的文学观，要求我们以公正的态度面对作为实体的“中国”，在“现实”层面重新结构历史的张力：不仅针对资料学意义上的史实，也包括以谱系学的方法，清理“历史”被叙述的过程。1990年代“世界文学”的讨论，无疑为我们重建这一视野提供了更为宏观的背景。它提示，当我们将“历史”作为中国区别于西方的根本性依据时，有必要从中剥离出“事实”与“理念”两个层次：作为“理念”的“东方”是话语的、批判性的，但作为“事实”的东方则是空间的、实体的，涉及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话语权等诸多因素。重建历史视野，正是为了清理“理念”层面的遗存，从而召回作为“事实”的当代中国，赋予“文学”真实的肉身。 总体来看，新诗的合法性问题已不可避免地和全球文化政治纠缠在一起。1990年代初的“世界诗歌”论争呈现了不同话语力量对于各自文化身份的体认；由此展开的有关现代历史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亦可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短二十世纪”之后的文化政治格局。时至今日，这一格局在何种程度上形塑了我们对历史、对文化的理解方式？它又将推动世界朝向什么方向转变？答案依然很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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