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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惠雯  张惠雯，生于 1978 年，祖籍河南。毕业于新加坡大学商学院，现居美国波士顿。作品刊发于《收获》《人民文学》等国内刊物。已出版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在南方》《飞鸟和池鱼》。曾获新加坡金笔奖、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上海文学》奖、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首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等多个奖项。《少女们》刊登于大益文学书系第20辑《虹》。 Q 这组作品是对少女时代的回忆，看似都是无关紧要的琐屑小事，却写得饱满真切，是怎样的契机让你写下这些回忆？ A: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就是近一两年开始把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一些记忆片段、印象整理起来，写进小说，当然是在组合、变形、改编以后。我最近写过一些这类的小说，譬如刊发于《天涯》的《在我生命中》。有人读了觉得是非虚构，其实还是小说，因为其中有虚构成分。 Q 《虹》的序言提到，当下文学被“经典化”折磨疯了，“经典化”变成陷阱，“经典化”让文学作品的个性越来越模糊而走向平庸，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A: 我不太明白这里的“经典化”具体指什么，是指作品具有经典的品质，还是作者个人对跻身经典作家的这种名望的追求？如果是前者的话，我认为任何一个严肃地对待写作的作家大概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具有某种经典的品质吧。至于什么是经典的品质，我想可以参照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即便不读他的解释，如果读过很多经典作品，对于什么这种品质也会有感觉。经典的作品也有不同的风格，福楼拜有福楼拜的风格，契诃夫有契诃夫的风格，乔伊斯有乔伊斯的风格，不会因为他们都经典就同质化了。我觉得我们当今的文学有点儿像我们的城市建设，过于求新求变，而且为了新而新、为了变而变，反而丧失了过去的一些好的东西。所以作品个性、辨识度越来越模糊，恰恰是我们一味追赶潮流或是去讨好当代口味，不在乎那些经典的品质了。 Q 在一次访谈中你提到过“我希望人们能读我的小说，但永远不要注意我这个人。”你是如何看待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的？ A: 我觉得作家的职责就是把作品写好，作家和作品之间是直接的关系，作品和读者之间是直接关系。作家和读者其实是通过作品在交流。作家要表达的最重要的东西都在作品里，所以读者最好把自己的关注倾注到作品的阅读里，而不是去关注作家怎么生活、听作家怎么去讲解自己的东西。 Q 可以谈谈你最欣赏的作家和作品吗，你喜欢具有怎样特质的作品？ A: 我欣赏的作家很多，很难找出一个“最欣赏”。我说三个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大的作家吧，福楼拜，契诃夫，亨利・詹姆斯。我喜欢的作品至少要有两个特质：要有艺术感，要耐读。譬如我读福楼拜的《三故事》或《包法利夫人》，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但我从不觉得腻，每次读仍会被深深被吸引。我相信只有写得最好的小说才经得起一读再读，这个耐读非常难达到，许多小说就是一次性，读过根本不会想再读。我们现今的有些小说不能说不反映现实，不能说没有时代气息，但缺乏艺术感，甚至充满世俗生活的油腻感，这样的小说不管写得多形象多贴近现实，我是不爱读的。 Q 《少女们》聚焦女孩的内心世界，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少女时代？ A: 我的少女时代轻松快乐，尤其是我的初中时代，没有高中的考学压力，自由自在，大部分时间都在读小说或是读诗，骑车、散步……充满了各种新鲜的、成长的体验，充满了新知。到了高中时代，学校比较高压，但我基本还算自由。我那时候学习还可以，所以老师们都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感觉我就是用好成绩给自己换多一些自由。总的来说，那个时期愉快而充实。在作家群体里，你经常会听到谁因为父母怎样有童年阴影，谁又有感情的挫折，谁当初经受各种生活考验……而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的生活里似乎没有这种阴影，也可能对于写作者来说，这倒是个遗憾。所以，我基本上不会从个人痛苦出发去写作。 Q 在异国的生活对你的写作有何帮助？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 A: 异国的生活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在文化上更多元也更宽容吧，这些都会体现在作品里，最直接的帮助是给予我更多的写作题材。譬如，我有一本小说集《在南方》，就是写在美国的华人移民的故事。接下来继续写吧，把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印象好好补缀一下，写写我生长的那个地方和留在印象中的一些人，写它们当年的样子，就像《少女们》那样，而不是如《飞鸟和池鱼》中以还乡人的视角去看今天的故乡。 Q 写作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A: 写作让我的生活有了意义，否则我可能是个为了活着而活着，觉得生活没什么意义的人。基本上，我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是文学尤其是小说塑造的。写作让我安心，也有信心，就是不管外界、时代潮流怎么改变，我不大会被惊扰。 Q 你觉得作家是否需要一种使命感，好作家是否应该关注现实，在当下，好作家的标准是什么？ A: 不仅是在当下，在任何时候，好作家的标准永远是拿出好作品。我觉得作家最应关注的是创作好的作品，这永远是艺术家的第一使命和基本道德。一般来说，好作家对现实的理解也会很深，这意味着他是关注现实的，但这并非绝对的，尤其对于诗人来说，有些诗人可以很出世，但也写得一手好诗。作家如果能关注社会，对社会的良性改变直接出一份力，那当然更好。但最终是否是个好作家是以作品来衡量的，不管一个人多么关注社会，作品写得不好，你可以说他是个好人、好社会活动家，却不能说他是好作家。 Q 很多批评家认为中国作家缺乏反叛精神和处理现实的能力，你认为应该怎样处理现实经验和写作的关系？ A: 缺乏反叛精神，这大概和民族性格都有关，作家不是脱离民族而存在的。我觉得现实经验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它应该是提供一个可转化的基础。你得通过想象、杜撰的能力把它艺术化，使它不只是你的经验，也能成为他人的、普遍的经验。 Q 你对大益文学院的发展和“大益文学”书系的出版工作有什么建议和期待？ A: 我觉得“大益文学”已经做得特别好，我读过一些你们出版的小说，编选的眼光独特、兼容。我作为编辑、出版的外行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但我期待看到更多你们挖掘出来的好作品、好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