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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比谁过得好”，这是景凤鸣小说的题目。 这个题目通常被认为是一句感叹或是一个反问句，不需要回答。答案很明显：谁也不比谁过得好，各有各的难处；但转念一想，又好像是一道判断题，如同幼儿绘本上的两张对比的插图：小红和小明，谁做得对，谁做得不对？景凤鸣讲述了一段故事，把这个两难却又简单的问题抛给读者，让读者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而标准答案似乎早就握在他手中。 宋姨和崔英子，因为地位上严重不对等，让这两个人物的生活状况判若云泥。但随着故事的发展，作者一开始埋下的伏笔也逐渐显露出来：两位妇女的内心实则高度重合。她们都是内心细腻敏感又顽强坚忍的女性，只是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让她们的外表和浅层性格有了天壤之别。 在初看小说时，我们总会谴责崔英子的刻薄专断，以及她对宋姨的种种鄙夷，事实上宋姨也对崔英子有着诸多误会：认为崔英子参加老年模特队是为了“取悦男人”，认为扭秧歌可以让崔英子的身体得到锻炼，不仅能缓解身体上的病痛，精神上的焦虑扭曲也能得到改变。这和崔英子对宋姨的偏见其实如出一辙，实际上都是出于物质生活的差距而产生的主观判断。随着故事的发展，宋姨和崔英子之间得到了某种共鸣和和解，同是作为家中的主妇，她们的生活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因为环境的不同，她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宣告自己存在的价值。事实上这称不上“选择”，对于她们的性格而言，这些行为是一种必然。 宋姨不肯受农村生活牵绊，为攒钱救治丈夫的疾病，选择进城当保姆。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她不愿意成为家中农业生产的附属品，她希望逃离（至少是阶段性逃离）自己的大家庭，达成这个愿望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有独立的经济收入。这正是宋姨那句口头禅的根本来源：“阿弥陀佛，我出家了”。这句口头禅既是宋姨幽默地化解他人质疑的手段，同时也是对自己离经叛道行为的一句自我劝解。只有离开家，自己为自己劳动，才能真正有自我的个性和主张，才能摆脱家庭对妇女的束缚，成为真正的家长。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劝阻宋姨进城打工的不仅是丈夫，还有自己的子女，而宋姨最为喜爱和信任的女儿其实和她一样选择了离家进城。 崔英子的生活条件优越，从作者丰富的侧面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她退休前是一位处长，是一个“搞艺术的”。这些身份其实也是她能够争取自我个性的资本。我们不难发现，在崔英子的家庭中，她似乎一直处于压抑的地位，着墨不多的权副局长才是家庭中真正的主人，而崔英子对待儿媳小朴的苛刻很可能就是自己年轻时遭遇的复制版本。崔英子表面的强势刻薄，其实是她在这个压抑环境中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抗争，是一种对自己逐渐被吞噬的个性的一种宣示。相较于宋姨，她不可能选择逃离这个家庭，更不可能通过经济收入来增加自己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她能做的除了自我麻醉式的刻薄挑剔，就只有沉浸于老年模特队的工作，在工作中找到自我的价值和张扬个性的机会。这些是宋姨起初所不理解的。 模特队的领导工作随着崔英子的病痛被轻易地剥夺了，崔英子能做的只有在家中变本加厉地颐指气使，并且找准机会向权副局长施压，然而这些也都是徒劳，颐指气使只会加深宋姨的误解，而在权副局长方面，通常只需要三言两语就可以消解掉崔英子的长篇大论。这是崔英子始终要面临的困境，当宋姨最后认识到这种困境时，两人也就大致达成了一种共鸣。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故事最后崔英子辞退宋姨的举动（虽然这个举动有很大成分出于冲动）：在这个压抑环境中唯一能和自己产生共鸣的人，也不肯站在自己一方，这种绝望已经让崔英子开始崩溃。 另外不能不提的一点的景凤鸣独特的叙述风格。 小说故事内容较为简单，把大量的笔力用于细致刻画故事环境和人物细微的心理，这样就需要足够细腻的笔法而又要尽力避免叙述流于琐碎。景凤鸣在故事叙述中使用了密集的人物对话，通常以人物对话展开对环境的描述。用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刻画了宋姨和崔英子两个中心人物。虽然没有使用第一人称叙述，但作者通过和宋姨一致的语言风格，替宋姨完成叙述，使之具有第一人称叙述的形式的优点，同时有效规避了第三人称叙述的偏颇。 此外，作者兼具农村和城市生活的丰富经验，使其叙述独具特色，我们只要稍加注意就能发现，在叙述城市生活时，作者用农村式的语言，以宋姨的视角加以描述、分析、评判，实际上对喧闹的城市和权副局长家等级森严的生活加以消解；与之相对的是，作者在叙述农村生活时却大量使用优美细致的诗化语言，显然是以独立于作品人物之外的上帝视角来对宋姨的精神世界加以重构。 基于此，作者完成了一个充满矛盾实则统一的世界，冲突中的双方突出了各自的特性又不时显露出内在的统一。作者呈现、“分析”了名为“生活”的材料，在结尾又无声地再度向读者追问：到底谁比谁过得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