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告别之年》写于2021年2月，迄今又过去一年，困难正加剧，问题愈庞杂，但在应对上我们仍进退失据。严峻的现实不可能不对创作者形成明确、痛苦的刺激，但小说处理材料的方式跟新闻有着较大的区别。对于一个进行中的时间，对于一个尚在发生的事件，如要处理，有时只能选择一些较为迂回、缓慢的办法，而这一迂回可能就跨经了十多年的时间，如此才勉强形成一个观测的距离。这十多年也是我们这代人从青春期进入成人期的过程，是从独特走入普遍，具体沦为抽象，声音成为数字，或者说，即便是数字，也是从大数到分子的过程——哪怕前者也只是幻象，但今天显然更加难以捉摸——这是内外多重因素所致，在算法和疫情围剿的今天，降格、简化之感受可能更为强烈。 虽然从非虚构转至虚构，从公共场域转至私人空间，但很多时刻，我写作的初衷和做新闻时并没什么特别本质的区别，还是希望能从个人的角度提供一些观察、记录和思考，探究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何会发生。或者说，不止于发生，还有事物的流徙，折损及消失。但在路径、方案的探求上，在观测位置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上，乃至观察、记录的完整、深度及有效性上，我更多感到的是真切、深彻的无力。 巴列霍有首诗写得很好： 一个人肩上扛着面包走过 看了他，我怎能再去写我这样的人？ 另一个人坐下，搔痒，从腋下 捏出一个虱子并把它掐死 看了他，我还有什么勇气去谈精神分析？ 又一个人手持棍棒走向我的胸膛 看了他，我怎样把苏格拉底对医生讲？ 一个跛子走过，用胳膊倚着一个儿童 看了他，还能去读安德烈·布勒东？ 另一个人冻得发抖，咳嗽，吐血 看了他，还能提起痛心的我自己？ 另一个在污泥中寻找骨头、果皮 看了他，我还能再去写无限的天地？ 一个泥瓦匠从屋顶跌下来死去 他已不再吃午饭 看了他，我还用更换转义词和比喻？ …… 我对诗句感同身受。文学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改良人的生活或是社会现实，可能持悲观态度的占了多数，但另一方面，我自己却是文学确凿的获益者。我一次次从中受益，也因此认为对世界应提供我所得到的与之近似的东西。作者总得提供点什么。让·热内说，最好的艺术是连接缀满死者的远古之夜，是馈赠给不计其数的死者的。但我想，具体给死者、同龄人或是给孩子，从难度和意义来看，其实大差不离，重要的还是在赠与本身。 小说写作前期，我一直在反复阅读波拉尼奥的《遥远的星辰》，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的《坠物之声》以及尤迪特·海尔曼的《夏屋，以后》。如果要在这些文本中寻找一种共性，非常宽泛地说，可能他们书写的都是一个正在逝去的世界以及销声匿迹的一代人。这些男性、女性在非常年轻的时候，相遇汇聚，又匆匆别离，彼此之间很难界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不过从另一角度而言，界定本身也没那么大的必要性。小说中的叙述者和被叙述者也一样，关键不在于二者关系的界定和确立，而在于光晕和含混，在于拓开的心灵空间以及折射的情感色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