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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他人的房间》 读完《他人的房间》，肯定会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但是《他人的房间》又明显不同于《霍乱时期的爱情》。《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把爱情和疫情紧紧地连在一起，而《他人的房间》，疫情只是一段无疾而终的两性故事可有可无的壳，或者说，《他人的房间》的两性故事作为一段完整的两性叙事，无论在疫情之中还是疫情之外都是成立。而“他人的房间”才是这段两性故事所必须依托的壳。而且，此壳是一个精彩的转喻。或者说，此壳就是转喻本身。 现代语义学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所有的符码，或者所有的词汇，以及由词汇构成的表达，尤其是文学的表达，都可能或都一定会构成某种转喻。譬如经典的转喻：花（flower）转喻美丽（beauty）、玫瑰（rose）转喻浪漫（romantic）等。“他人的房间”转喻什么呢？一个刚脱离女友的郭家希与一单身女子傅曼，在因疫情半封闭的小区偶遇。由于两性天生的相互吸引，从加微信到问候，从问候到两人步入房间，从步入房间到脱衣，从脱衣到需要condom，从找到了condom到故事嘎然而止。一段两性交际的故事、一段从开始看起来有美好结局或看起来两性都需要的“一夜情”的故事，便在“他人的房间”里无疾而终。 一段铺垫得非常充足的罗曼蒂克（romantic）的故事、一段叙述得几乎没有波澜的故事、一段都市可能分分种都会发生的故事，则以男主与女主都没有准备好，而让这则罗曼蒂克的故事，发生了飘移（drift）与反转（reverse）。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状和姿态？因为这段故事，发生在“他人的房间”。 “他人的房间”即不是“我的房间”或者“我们的房间”。在现代都市里，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外来者。或者说，都不是这个城市里的主人。作为寄居者，男主是客居、女主又是客居的客居。这一情状与姿态，决定男主与女主的地位。也就是说，无论男主还是女主，尤其是女主，在这样一个“他人的房间”里，既没有安全感，更不可能有什么归属感。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人，无论做什么事，哪怕是两性最原始的身体行为，都会处于一种恐惧状态。恐惧疫情、恐惧城市、恐惧交际、甚至恐惧两性交际。此处、此时，“他人的房间”构成了第一次转喻：无法融入“他人的房间”。也就是说，在潜意识里，无论男主还是女主，在“他人的房间”即无主的空间里，空间里的这一个人（或两个人）自己已经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了“他者”（the other）。这一“他者”的定位，以及由此定位的行为，是原生的。这一原生的“他者”恐惧以及由此规定的叙事，生成第二次转喻：面对“他人的房间”，任何一个人都是“他者”。“他者”转喻，是现代都市的命定，同时更是现代人的命定。都市人的无根、无主，甚至无前景的期许，显现了或重构了都市两性交往的先锋（avant-garde）图景。 一篇看起来现实主义叙事的小说，实质却是如此的前卫（avant-garde）。小说即便到了这里，这篇小说的价值（value）也是存立的。但是这篇小说不满足于这样的先锋。小说还在继续，男主与女主的两性交往的故事也还在继续。男主与女主在“他人的房间”里没能漂亮地完成一次罗曼蒂克，却为男主与女主在“非他人的房间”（non-other's room）即在公共空间的“苏堤湖边”，完成了一次哗变： 傅曼说：“我们一起吼一个吧！”郭家希说：“好，一起吼一个！” 这一吼、这一男主与女主共同齐声的吼，转喻成作为人的自主性觉醒。男主和女主在非他人的房间即在公共空间湖边的大喊，是生活在大都市无根无主的单个人（不是复数的人，或man,或woman，而不是复数的men或者women），作为反抗“他者”的一次释放或一次证明。于此，我读到了这篇小说的另外一层价值：作为一个人，试图改变“他者”。于此，让我们来读一节小说中的叙事——在男主与女主齐声吼之后的一节文字： 两个身子靠近一步，同时猛吸一口气，同时抻直脖子，同时从嗓子里蹿出持续的凶猛的声响。这股合二为一的声音，真的憋屈又含着伤感，形成了颇有气势的声嘶力竭的吼叫。当两张嘴巴合上时，那吼叫的余音似乎还在湖面上滑行。 这一节文字的张力，不只是见证了作者叙事的能力（即平常故事里不平常的叙事），同时可以看到，这篇小说更深层次或更丰富的转喻书写本领。也就是说，这一公共空间的男主女主的情状和姿态与男主女主在“他人的房间”的情状与姿态，构成了另一种转喻：不甘心“他者”角色，或者“他者”的觉醒。而钟求是的这部中篇小说，就是一部试图改变“他者”的一次成功叙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