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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作品的开头会暗示之后故事的基调和走向，同时也泄露出作者在提笔时的思虑重重。在《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正式打开叙述大门前，一个声音凌空响起： 故事要从1989年说起，这是个巧合。因为故事的一部分主人公是在1989年的初秋彼此相识，而另一部分的主人公，也是在同样的时节，开始准备着相互间的交集。从1989年9月11日那天起，他们在彼此的世界里，如过客般穿行，最后，把豪情、梦想和誓言也一并打包带走，让所有真实的存在也都变成了过客。 叙述者摆出回首往事的姿态，仿佛伫立在岸上，手握众人的命运之线，默默看着时间之流逝者如斯。翻过一页，主人公梅亦可登场了。 梅亦可是在父母的护送下，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到珞珈大学报到的。1989年的大学新生入学，要带上自己的被褥、蚊帐和开水瓶，每个新生的行囊都无比充实沉重而又种类繁多。作为人生的一个崭新里程碑，亦可的叔叔开了辆专车把他们送到了校门口。所谓“专车”，也就是在国企当司机的叔叔跟单位车队打了招呼，象征性地交几块钱的柴油钱，然后把厂子里用于接送上下班员工的大交通车给开了出来。一辆可载五十人的大客车，就装着亦可一家三口，以送孩子上名牌大学的名义，晃晃悠悠而又空空荡荡地一路开来，奢侈、隆重、喜庆，也有些滑稽。 由此开始的讲述，气质一变，之前的叙述者仿佛幻化出另一个分身——原先的那一个凛然孑立在后台，冷静俯瞰世事，现在的这个则细致热忱，站在小说的前台获得了接地的确认；前者隐匿在后者的身后，却无处不在。这直接导致了一场渺小的个体与庞然的命运体系的对视。梅亦可的故事，因此显得愈加纤微、琐碎，但同时也更具体、繁复，不可忽略。恒常与瞬间的齿轮咬合，带动时间之轮滚滚向前，故事的磁场慢慢形成。 作者韦敏移居海外多年，距离她上一次在《收获》杂志上发表长篇已经有十七年。但对文学的执念从未离开，她需要一个契机、一个缘故，她需要在水面下的冰山足够厚实。2020年，因为疫情，她拥有了不被打扰的安静时空，但会提笔并非偶然——“距离我们上大学那年，已经过了三十年了，是时候在回望中自省了。站在今天的年岁和阅历上，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智慧来提炼和再现这一代人的悲欢。”当自觉与过往的距离足够远，要站上回忆的高地的念头确实会不时袭扰——那些历经岁月侵蚀的往事，除去被消磨掉的，剩下的部分需要不断自新以产生辐射余生的力量。只是自新的底气里会透着无奈——时光一去不返，重述青春的故事，会让人迷恋，但同时有一种沉默的感伤。 而在记忆的取景框里要装下哪些往事，又如何重现，要看作者此刻的索取所为何来——打开记忆之门的钥匙总是根据不同的目的配制的。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因此注定只能是虚线，因而回忆的天地会有足够的包容力——可以杂取记忆里的种种遭遇，自己的或是身边人的，亲历的或是听闻的，最终这遭遇由谁认领并不重要。所以，当被问起，这部小说有你的自传或半自传的色彩吗？韦敏不置可否——太多人与事没法坐实，但又分明是切实的。 1989年的秋天，梅亦可跨进了珞珈大学的校门。紧接着登场的，不出意外是初见的室友。六个女生，当然会有亲疏，而睡在亦可下铺的宋微，是六个女生中唯一一个从开始就有名有姓、双方家长见过面的。在亦可之后的人生里，她是隐约的呼应和声援。 那么接下去呢？在典型的大学校园故事的公式里，当然还会有示好的所谓师兄的出现。只是在亦可的故事里，这个师兄出现得太过于开门见山：刚布置好寝室，室友都出去吃饭了，梅亦可听到外头有人敲门，一个88级的师兄过来看看她们有什么需要帮忙，那个人就是董梁。董梁就像是契诃夫说的那把在小说中挂在墙上就一定要响一下的枪。但就在我们还不肯定这把枪在之后的情节里的戏份有多重的时候，一切已经不由分说地一路向下——当天他就陪亦可参观学校、看东湖，说要给她每天写一首诗，分开时，“他说：我明天再来看你。说完，拍了拍亦可的肩膀”。 毋庸置疑了，这个叫董梁的男生就是之后要与亦可发生校园恋情的男主角了。他的出击如此主动迅捷，以至于梅亦可连带我们都来不及反应。来不及反应也是一种反应，梅亦可虽然有点懵，但她像是默认了什么，半推半就。 这设置下双方是一见钟情的迷阵。但那个身处后台、隐匿深处的声音总“不合时宜”地出现，拦截下正准备被杜拉斯所谓的“至死不渝的爱情”带走的我们：“那时真是年轻，爱得唐突，连后来分手都是莽撞的。”“1989年初秋里的梅亦可，在逃离了父母监控几十个小时后，发现了不被监管的自由生活，比预先假想的还要海阔天空，还要浪漫美好——有一种看起来像是爱情的东西，给她的生活上了色。”“在董梁的生命里，梅亦可算是什么呢？也许，她就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中随机出现的一个女孩，最大的优点就是可爱无瑕，能成为这样一个女生生命里的‘第一个’，对任何男人来说，都是一段美好的、可堪回味的人生经历。” 情感逻辑线从梅亦可和董梁之间的纯真之爱那边开始反转——一切原来都另有缘故：一边是一个乖巧女孩心心念念要从父母的监控下叛逃、极度渴望“自由”，一边是一个男人对于感情盲目又虚荣的占有欲，好巧不巧，他们遇上。但看似的合理让我们心有不甘，一种质疑挥之不去，他们之间真的没有爱吗？ 无论如何，此刻开始，这个故事的前进动力已不单单是这对校园恋人的情感纠葛。在明确宣判他们“连后来分手都是莽撞的”后，一个意图不言自明的空间，被交错着慢慢打开：公派出国留学的苏淮和妻子易瑾在巴黎的平静生活即将生变——苏淮想要回国报效，但易瑾执意要留在巴黎。在不同人生目标的诱惑下俩人的感情像是深秋飘零的落叶。那个俯瞰一切的声音继续宣告：“此刻(1989年)距离梅亦可在苏淮的视野里正式出现，还要再等上两年……苏淮站在人生的新起点上与易瑾道别之时，梅亦可还在诚惶诚恐地迎接着她的初恋。”梅亦可和苏淮被罗列进了同一张表格，言外之意，昭然若揭。 梅亦可的情感经历早早地亮出了底牌，但小说对此的剧透并没有破坏我们往下读的兴致，这泄露或者说宣告了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的生效——虽然梅亦可与董梁和苏淮间的纠葛贯穿了小说的始终，但就像作者自己提到的，并没有打算为它贴上“言情”的标签。 韦敏说，自己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想要写自己眼中的武汉。此前，写武汉的方方和池莉早已闻名，但韦敏觉得她们笔下的武汉，或矜持、戏剧感浓重，或市井烟火气弥漫，都无法与她印象里的武汉完全重叠。“我想表现地更生活化一些，想写武汉人不那么戏剧化的日常流淌的生活。”普普通通的日常，是细水长流的，离散的，如指间沙，但在泻落时，会扬起轻微的烟尘。韦敏希望我们透过这烟尘看到她眼中的武汉。但此处埋下了一个无解的缺憾——韦敏知道她眼中的武汉不是什么样，却也只能从个体的角度努力塑造自己认为的日常的武汉。局限在个人的角色里太深，视野一定受限——她只能触及一个精英阶层可见的武汉，无法拥有一个广角镜。她原想写一群武汉人，但最终还是谨慎而明智地让众生站在了梅亦可、董梁、苏淮、宋微的身后。 但视野的宽阔和个体的切实之间的悖论无法消解，就像合唱和独唱之间无法谋得平衡。于是，韦敏还是执著地把我们领进了珞珈大学的校门。很明显，珞大影射的是武汉大学，那是扬起“岁月烟尘”的所在，给予了我们富有亲和力的、发散性的观察武汉的视角。她想从武大对具体的武汉人的影响起笔，这让人觉得期待同时有些紧张——我们预感到，这片记忆里的青草地将承受事关人生形而上问题的拷问。但韦敏显然牢记着她的初衷，所以这些拷问常常经由那个隐匿深处的叙述者提点，但其出场实在有限。更多的时候，是那个热忱的、前台的叙述者细数着其时其境在具体人物身上留下的痕迹。于是珞大也好武大也罢，都不再是刻在校徽上的骄傲，而是触手生温的所在，是众人人生横截面的交汇点。梅亦可、董梁、宋微乃至苏淮和易瑾，不同的出身、期望、人生选择在此处被集结——他们在这里彼此靠近，又最终疏远。 “这是最后一批小学只上五年的孩子，1989年秋天考进大学，又是最后一批统招统分、在大学里还有伙食费和粮票补贴的大学生，也是第一批要交宿舍生活费、要严格参加军训、没有英语四级证书就拿不到学士学位的学生……那是一个刚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向市场经济时代的时代”，就在时代转型的艰难与喧嚣中，青春的列车轰轰烈烈地驶近又呼啸着开远——“我们这些中文系的学生心甘情愿地在张爱玲和亦舒的文字中分辨有情与无情，在三毛的沙漠故事和金庸的武侠世界中寻找自由，听崔健和赵传的歌，背海子和舒婷的诗，跳《友谊地久天长》的交谊舞……” 韦敏在创作谈里提到的这些，被棱角分明地投影在了小说里。一个时代的共性，在一群实实在在的青春少年身上，碎成了一地的生活细节。细节让生活一帧帧地展开了褶皱。虽然作者只是偶尔在这些细节上有心显露出“武汉”两个字——譬如梅亦可妈妈操持的武汉特色的早餐、午餐和年夜饭，小说中人途经的武汉景物和地标，但真正的、更深层的地域特点，已经隐入小说中人在举手投足间扬起的烟尘里。它势必潜入时代的共同记忆，却无法趋避要经过个体的过滤。而韦敏在海外多年，除了时间距离，空间距离也让她少有受到国内集体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影响——她更服从于个体的记忆。故乡的云和土，还是她离开时的颜色和气息，涉笔之处，这些颜色和气息就是深层的地域特点。所以，她的青春叙事会葆有少女感，易于引发我们的共情——在她的笔下或多或少有我们自己生活的剪影。这舒解了我们纠结于梅亦可情感经历的神经，将我们的注意力不断离散到她所期表达的主题。“充盈和环绕着作品的普遍感觉，最终出自作家对他的主题所持的态度”【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80页；。她的叙述之中潜有一种含蓄的评价和反思的情感姿态，没有单向度地陷入自怜自溺的怀旧愁绪。这种距离的保持，给予了我们空间，引入自己的判断。 当小说的后半部分，苏淮的世界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和打开，小说的视域转而一大。因为延续了之前校园叙事时反思和考量的情感姿态，小说行到此处虽然变了档，但并不突兀。苏淮的学术事业，在机关的工作，与朋友间的合作……社会百态涌入，但反而激起我们回头细究梅亦可情感之路的欲念。纷扰之中，一切皆因情起。不然那个隐匿深处的声音何以要一再暗示他们情路的交集？ 前半部小说里，梅亦可与苏淮的世界是平行的。屈指数来只有几个零星的完整章节将追光灯打在了苏淮身上，直到第二十九章，双方平行的轨迹才被打破。但并不妨碍这两个空间彼此成为参照系，从而各自获得了另外一种意义和结构——苏淮属于的那个更广阔的天地就像是梅亦可所经历的波折的缓冲器。她在学校所获的荣誉，对于母亲掌控的逃离，为了董梁而堕胎，与另一个追求者石川间的纠葛，在第一份工作中的不顺，都因为另一个空间的映照而显出一种淡淡的无谓感。那些重要吗？对当时的梅亦可当然很重要，重要到足以令她深陷而无法自拔。但另一个空间给予了她拔出泥足的力量，教人想起谷崎润一郎在《细雪》里的话：“途经顽世风烟，替彼此拂一拂肩。”在不曾有物理意义上的交集的时候，这两个空间就已经在互相感染、互相交往、互相补充意义和气氛。尽管，一开始这种感染和补充更多的是苏淮的世界朝向梅亦可的，但细细揣度苏淮的心理，会知道梅亦可也为苏淮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这两个空间的并置最后形成了一种对位的旋律，而促进这种对位的，正是那个隐匿深处的叙述者。从一开始，那个声音就在对这个故事默默地施加压力，不失时机地提醒我们，梅亦可与苏淮的距离在一点点地缩短，直至后来两个空间交错。一种思考的视角被潜移默化地、但隆重地引入了小说——这个视角的底色是对于人生意义的认知，但根底上，是一个女孩对于感情的认知。情路上的磨难，决定了人生和世界在她眼中如何显形。我们仿佛听到作者的慨叹，这慨叹充斥在隐匿深处的叙述者和位于前台的叙述者之间，让二者间的间隙在某些时刻开始崩塌。这赋予了这部在叙述上显得保守的现实主义小说以系统性的怀疑精神。 当梅亦可遇到苏淮，她恍然觉得这应该就是爱情。苏淮追亦可的时候，还没有正式离婚，虽然妻子易瑾一直想要离婚，而苏淮原先的想法符合公序良俗：先离了婚再追求亦可，结了婚再同房。那么为什么又改变了呢，我们与亦可同问。苏淮的回答让亦可心安。 “很多原因吧。”苏淮迟疑了一下，说，“最重要的是，我真的等不及了……我怕我还没来得及娶你，你就被别人追走了……” 亦可没有继续追问，那一刻她想的是，你这么优秀，值得我去等；我这么年轻，我也等得起。那一刻她还想到的是，我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单纯，所以也不该要求得太多太高。亦可甚至想当然地帮苏淮来把这个爱情故事讲得更加圆满一点，你看，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啊，不是因为一个人留守在国内空虚寂寞才去找个填空的人，是在易瑾回国之后有比较、有鉴别了，才发觉到真爱的归属是在我这里。 但是苏淮真的是可以与她替彼此拂一拂肩的人吗？当后来易瑾又想回到苏淮身边，并且被查出身体有病的时候，苏淮出于冠冕堂皇的道德上的考虑，实则更深层是对事业影响的考虑，而辜负了此时已经怀孕的亦可。 梅亦可终于意识到，原来苏淮与董梁是同一类人，在现实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才会为理想中的爱情留出位置。 于是，埋在我们心底的问号重又浮现：梅亦可与董梁之间真的只是误打误撞吗？ 十年以后的1999年，当梅亦可回首往事，突然发现自己对于董梁的记忆如此清晰和深刻：“她记得他的生日是哪一天，记得他曾经为她写过那么多诗篇，记得他花了超过一个月的生活费为她买皮鞋作为生日礼物，记得她在深夜的走廊里为他偷光誊抄文稿时的那份心甘情愿……她始终记得他有那么好听的声音，她甚至想到，如果他是《情人》故事的男主角，多年后跟她说，‘我爱你，至死不渝’，从声音到内容，都该是多么可怕的诱惑。”而董梁呢，也不曾淡忘这份感情，几乎同时，“他把所有写给她的诗结集，买了书号，自费出版，书印得不多，两千册，对应的是一个崭新开始的两千年。她想到他的时候，并没联系他；他也一样，出版了诗集也没跟她说”。 两份感情都并非梅亦可心里爱情应有的样子，但又不能决绝地、理智地剥除其中爱的成分。爱本来就只能被描述，无法被定义。即使历经了这一切，梅亦可依然没有底气说自己明白了怎样的感情算是爱。但这一切让她成长——最后，她勇敢地离开了苏淮，去到巴黎生下女儿，继续深造。她成了一个回国以后依然可以对苏淮淡淡一笑的独立女人，当日那个受母亲掌控的梅亦可消失无踪。“众多的现代小说都是根据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这种想法而创作的，而这想法本身就是对一种价值的基本信奉。”（【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72页；）梅亦可的释然，让这部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小说趋向了现代小说的胸襟。 对爱情的认知从幻想的云端跌落，对自我的认知却因此扎实地落地了。小说里有一段在梅亦可将自己交付给董梁后，两人探讨“背叛”问题时的描述： “如果你跟我都这样了，你还背叛我，那你就成了别人眼里的破鞋了。”董梁这么说的本意，是想以此表示他对她的所有权——他喜欢的东西，害怕给别人抢了去，于是他就像个孩子似的用了最简单的办法，说，这不是个好东西，你们别要了…… 董梁脱口而出“破鞋”这个词，让亦可很是吃惊。 …… 我是谁啊？……怎么会成为别人眼里的破鞋了呢？而且，说这话的人是董梁，是我愿意为他成为贤妻良母的对象，是我把自己的未来和身体都一并交付的男人，他怎么可以说我是“破鞋”呢？ 你送了一双新鞋子给我，如果我珍惜你，那就是美好的爱情，如果我离开你，那就是破鞋……这是董梁希望亦可去领悟的逻辑吗？ …… 对亦可而言，她意识深处的本能就是，我让你进入了我的身体，我把自己变成了一双破鞋。 “破鞋”这个提神醒脑的词，日后一直在梅亦可的脑子里游荡，即使跟苏淮在一起时，她也还是会记得，只是不提及。但渐渐的，这个词变得立体，它釜底抽薪地触发了梅亦可对自己、对男人、对男女间关系的认识。思考的结果是开放的，因为这个问题带来的茫然、不解和回避，一直被压在现实生活的土壤里。 这是一个典型的标本。这部小说就是这样将现实中的我们牢牢地圈进梅亦可的困惑之中，迫使我们站在她的身边，让我们不断发现她的许多问题，或者说，整部小说里对于情为何物的彻头彻尾的追问和质疑，属于她，也属于我们。 这部始终以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拥有身处后台和前台、一隐一显的两个叙述者，她们是作者内心不同景深的分身。我们会发现那个隐匿更深的声音像是知道故事在实际发生时无人能知的事情，而那个热忱、接地的声音总是努力地执行着描摹琐碎现实的任务。但在梅亦可对爱的困惑中，那个理应无所不知的声音不见了——她显然也无法站上解惑的高地，反而另一个热忱的声音一直在试图厘清混乱的现实。但这部小说最现实的地方正在于，面对爱情的是是非非，没有给出充足的理由和动机，梅亦可的秘密与其说具有“真正的含混性”，不如说是“清晰的复杂性”（参见【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24页；）。当这个效果累进到高潮时，第三人称的视角开始模糊，那个热忱的叙述者对于梅亦可的特别的观照，让我们恍惚有些时刻是不是梅亦可接过了话筒，自己在发声——譬如梅亦可听闻了董梁的“破鞋”言论后的内心翻腾。这样的“独白”常常击中我们，以至于我们像是在以梅亦可的眼睛看世界。但每到入戏太深时，那个宣称有着客观视野的叙述者又把我们拉了出来，把自己的作用力分散开来，让我们的目光延及周遭的人物和世界。我们因此发现了梅亦可的懵懂和局限，当然同时也发现我们自己的。 而让梅亦可渐渐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除了这两个男人，还有那个她早于董梁认识的下铺室友，宋微。她作为一条副线，同样在经历了爱情和工作后成长。她没有梅亦可优秀，于是她的生活要简单得多，但也明确得多——从东北小城考学到武汉，但武汉只是过渡，她想去北京，想凭一己之力考到国外深造，想要更大的天空。她是另一个标本，除了梅亦可一家人，包括宋微在内的其他角色都是武汉的过客，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外来者，却是不可或缺的组成——他们与武汉彼此影响。这倒映在了董梁、苏淮、宋微与梅亦可之间的交往、冲突以及互相的作用力之上。前面这两个男人对梅亦可的改变是显见的，而宋微的影响则是无声但彻底的。当梅亦可与苏淮分别多年后重逢，苏淮随身取出了一把钥匙。当年梅亦可在北京工作时专为苏淮配了一把自己出租屋的钥匙，在一次争吵中，她把钥匙从九楼直接扔出窗外。 “你能够想象我花了多少工夫才在楼下找到它的吗？” “瞎花那些冤枉工夫干吗呢？”亦可把钥匙翻来覆去看了看，“那时候，你要是找我要，我就会跟你再配一把；你呀，就是这种花哨的事情做得太多……你难道不知道什么才是我最想要的东西吗？”说完，亦可叹了口气。她忽然觉得，这样客观而又清醒的语言方式，其实是宋微的标签。 就是这样客观而清醒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宋微，最后，年纪轻轻突然患病而亡。这“突然”是小说的亮点，因为宋微的生命走向，对抗了那个隐匿深处的声音，让这部设置精巧的小说有了意外，这意外成全了这部小说的合理性和共情力。 都说小说是自觉的诡计，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的精心设计让它成为了一种装置，她意图让这个装置成为命运之轮的同构。所以，那个最先登场的叙述者在故事开始之前，就建立起伦理和认知的结构，把我们引入了一种情绪，这种情绪“不再简单地指向外部——它好像是一剂药，可以注射到去剧院途中的观众身上”。（【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88页；) 然后，我们不时地撞见她，而她总是冷静地默数着冥冥之中的定数，仿佛一切皆是命定。 小说中的许多伏笔都让这个装置精致而自洽：作者对于小说中人物名字的设置别有深意——董梁和苏淮都有“草”和“水”为偏旁：“他们顺应时事，水一般飘摇，有野火烧不尽的草根雄心”，而梅亦可和宋微的姓氏中都有木：她们如大树般挺拔和坚韧；相识第二天，董梁去图书馆给梅亦可借了三本颇有寓意的书：杜拉斯的《情人》、萨特和波伏娃的传记《心心相印》和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些书多年以后亦可还会读、还记得，它们将梅亦可对于爱的困惑以寓言的方式和叙事体结合在一起；当年的梅亦可曾在与董梁的关系进入痛苦期后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了一封信，十年后再读，它最深刻的预示就是命运的不可控…… 是的，梅亦可和宋微都有着自觉明确的人生目标，却料得到开头料不到结尾。只是梅亦可的结局始终被暗示，而宋微却没有被下过明确的谶语。然后，宋微就令人震惊地脱离了轨道，成了这个原先自洽甚至封闭的装置里的“缺口”。但正是这“缺口”让小说吐纳出平凡感人的气息——没人能逃脱“无常”的摆布，这才是朴实而宏大的命运。这个装置因此找到了自己神秘的动能，而不再只是屈从于那位后台的叙述者所营造出的、被设计好的宿命感。 这是个充满紧张角力的悖论。韦敏想写普普通通的武汉人的生活，没有过多的巧合和戏剧性，但生活本身就是最戏剧性的。就像她在创作谈里提到的：1989年9月12日那一天，武汉大学的入学新生在学校的“九一二”大操场接受训话，而1958年的9月12日，毛主席就曾在此接见过武汉大学的学生代表，这个操场因此得名。所以迈克尔·伍德会说：“巧合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但在小说中……只能被模仿。当巧合很好地被模仿（或质问）时，它们表面看来的微不足道可能会升华成一种痛苦”，“巧合是一个隐喻，它不是为人物而设置的，而是为我们体验生命的秩序和无序而设置的”。(【英】迈克尔·伍德：《沉默之子》，顾钧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6页；)韦敏试图将小说中人的生活纳入一种秩序，但最终在宋微的塑造上，意识到我们都隶属于更庞大的、无序的情节。 那年在珞大校门口的小馆子里，梅亦可对着董梁写下了：“你是年少的欢喜。”她没有告诉他，“若是倒过来读，也是一样的意思”。“时间没有被重新捕捉，而是被拦截在一段无法丈量的距离之外，仿佛是把望远镜反过来看。我们看它看得如此清楚是因为我们无法让它回来”。(【英】迈克尔·伍德：《沉默之子》，顾钧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0页。)所以其实，倒过来读的意思怎么会一样？“那些留在岁月里的人们啊，顺着时间朝前走，你是年少的欢喜；逆着时光往回看，喜欢的少年是你”。 “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然而确信他们奔跑。”（狄金森）在睿智和无知之间，岁月兀自成河。（全文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