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蒙将研读《红楼梦》和李商隐诗歌的解悟文字合编成《双飞翼》，于1996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并解说“双飞翼”为：“一翼是小说，一翼是诗歌……我对这双飞翼情有独钟。”这里“翼”指的是翅膀，“双飞翼”可以看作王蒙实现“作家学者化”的两扇翅膀，帮助他实现了创作和学术的“兼通”。赵建忠教授同样有自己的“双飞翼”，一翼是从《红楼梦》续书入手，开拓了红学研究新领域，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其成名作《红楼梦续书研究》为标志性成果（百花文艺出版社又在2019年出版增订本《红楼梦续书考辨》）；一翼是红学流派研究，即202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红学流派批评史论》。他凭借自己的“双飞翼”，自由地翱翔于红学海洋的广阔天空。

台湾地区的林依璇于1999年在文津出版社推出《无才可补天：〈红楼梦〉续书研究》，该书指出：“大陆的赵建忠是《红楼梦》续书研究第一人。”无独有偶，中华书局出版的《红学流派批评史论》也是一部拓新之作，该书在拓展红学史新领域方面值得称道。由此两部拓新之作可见，赵建忠在红学研究领域不断尝试新课题的能力令人瞩目。《红学流派批评史论》在写法上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学术追求即述而有作，不仅阐述前人的成果，而且树立自己的新义。“作”超越了“述”，“论”超越了“史”。与其说“史论”，不如说“论史”。该书“导论”部分旨在谈红学流派批评史的新建构，作者在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红学史著述时认为：“本书对当前红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进行思考，努力通过对红学史盲点的探索而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应属于红学史的‘推进型’研究，符合学术史发展趋势。应当指出的是，红学史的‘写法’还不仅仅是一种写作策略，不同红学史模式的背后总是有不同的观念和思路，红学流派批评史的建构，正是要追寻红学发展史的真正脉络。”笔者曾在2016年第3期《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刊出的《现代学案述要》一文中说过：“现代学案不同于‘学术通史’或‘学术专题史’，乃换一种眼光看学术，即为现代学术寻找真实而鲜活的为学传统，这是它的立意所在。”这里说的“寻找真实而鲜活的为学传统”说法与“追寻红学发展史的真正脉络”说法有相通之处。由此可见，《红学流派批评史论》乃“换一种眼光看红学”，其可取的学术用心以及恒久的学术史意义显而易见。

《红学流派批评史论》是赵建忠获得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的优秀结项成果，无疑为红学史贡献了一种值得推介的新写法。可以说，红学流派批评史著的问世不仅丰富完善了红学史的新写法，而且必将与此前问世的红学通史、红学学案、红学文化史、红学专题史等著述一道构成红学史研究的新格局。笔者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刊出的《新红学百年回顾与反思学术笔谈》中曾谈到：红学史建构、红楼文献学建构、红学学科建设是新百年红学的基础工程。红学史建构、红楼文献学建构、红学学科建设可谓“三位一体”，共同奠定新百年红学发展的基础。可以认为，《红学流派批评史论》在红学史建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该书乃出版于红学新百年之初的力作，具有显而易见的新百年红学奠基意义。

《红学流派批评史论》一书计10章33节，“导论”3节，“结语”1节。全书分别对《红楼梦》问世以来的评点派、题咏派、杂评派、索隐派、考证派、探佚派、社会历史批评派、美学批评派等诸流派进行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梳理和评论，可谓“面面俱到”，可见其“博”和“繁”，是该书的主要特点之一。若从作者的宏阔气魄上考量，的确值得称道。并且作者在“博”“繁”运作过程中所显示出的学术自信力的确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譬如作者熟练自如地经营“史”“论”材料的能力令人称赞。当然，若从“红学流派”这一关键词方面考量，这诸多章节之中确有“统绪失宗”之处。譬如“杂评”是否堪称“流派”？譬如“索隐派”“考证派”“小说批评派”三派已然约定俗成，何以舍弃“小说批评派”而别立名目？再譬如第九章“文化研究”以及第十章“影响研究”如何契合“红学流派”这一关键词呢？通观全书章节，或有博而失其要旨之处，或有繁而失其统绪之嫌。

愿意认真写吃力不讨好的书评者，学术界其实并不是很多。诚如2017年文汇出版社推出的汪荣祖《阅读的回响──汪荣祖书评选集》“自序”中所说：“我于2003年回台湾长住后，每有机会即倡言书评的重要与必要。当时主编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的陈永发研究员遂邀我出任书评编辑，使集刊每期都能刊登几篇书评，定下范例。此后，书评也成为台湾学界评价学报的加分因素，但是直言不讳的评论常常会引起人情上的困扰，尤其对重视人情的华人而言，更难承受……其实，古今中外尚无无懈可击之书，即使举世名著也难能白璧无瑕。”凭着本人对赵建忠的深切了解，相信指出《红学流派批评史论》存在的某些遗憾，不会因此而形成“人情上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