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民族文学》汉文版刊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品共计41篇，其中第6、7期是两个专号，其余每期设有专栏。这些作品以多种题材和体裁，涉及各民族地域百年来的红色历史与发展现状。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阵地，可以说，没有一种民族情感不与《民族文学》休戚相关，经由她，被书写、被看见，这本身也是《民族文学》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真挚奉献。 这41篇作品从题材上可以分为三大板块：革命历史题材板块、脱贫攻坚及新农村建设题材板块，以及书写沧桑温暖、庆祝建党百年题材板块。 1 何建明在《民族文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号卷首语《石库门前的断想》（7期）中，写到自己参观党的一大会址的感想：它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起源之“家”。当然，它也是今天全国各族人民获得幸福与温暖的“家”的起源点。没有这个“家”，中国或许仍在迷蒙中寻找出路，或许还在流血和牺牲中战斗，或许五十六个民族仍在四分五裂的相互仇杀中痛苦地挣扎着……这段话，鲜明地概括了党与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关系起源，因此，少数民族作家回顾与各自民族地域相关的革命历史，看清今日繁荣生活的来时路，就成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当然首选。 刘荣书（满族）的小说《忠义图》（1期）、扎西才让（藏族）的小说《哨兵》（1期）、龚爱民（土家族）的长篇小说节选《望郎歌》（2期）、杨荟（彝族）的诗歌《老山兰》（3期）、金伟信（回族）的长篇小说《塑像》（6期）、周建新（满族）的纪实文学《静静的鸭绿江》（7期）、舒洁（蒙古族）的诗歌《山河大地上的信仰》（7期）、石才夫（壮族）的诗歌《千秋百年》（7期）、查干牧仁（蒙古族）的诗歌《红船涟漪起，风正一帆悬》（7期）、杨光（满族）的报告文学《抗联名将柴世荣》（7期）、修瑞（满族）的小说《封山》（8期）、巴义尔（蒙古族）的散文《长征路远眺》（9期）、韦武康（壮族）的诗歌《镰刀和锤头的光亮里》（10期）、董祖斌（土家族）的散文《群峰静默——红色鹤峰漫笔》（11期）、冯娜（白族）的纪实文学《南粤双星》、罗南（壮族）的纪实文学《播撒火种的人》（12期），都是在建党百年之际，以小说、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的形式，以细腻的摹写和深情的笔调追溯党的历史和烈士的足迹，以饱满的激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刘荣书（满族）的小说《忠义图》是“九一八”的独特打开方式，当我们以陌生化的眼光与这一历史事件相遇，其书写便焕发出别样的魅力，重新唤醒人们对于历史的敏感神经。在人们的惯常认知中，战争的炮弹是不会在和平的日常中炸响的，所以，当“九一八”的炮声响起时，正在戏院里看电影的人们对一个重大历史时刻的降临浑然不觉。人们看的是电影《歌女红牡丹》，现实中的炮声与电影里的鼓声混杂在了一起，而戏里比戏外的世界更有吸引力，电影便如常上演。 “观众的骚动更像微风掠过树丛，很快归于沉寂。京剧坤伶红牡丹的真诚道白，极具感染力，使观众完全忘却方才那记莫名的声响。只待第二记炮声响过，幕布上的陈发祥幡然悔悟，却再也不能使观众沉溺。影院内登时大乱。”小说的主人公茂仁和弟弟茂义、朋友丁宜，就在戏院看电影的人群之中。刘荣书选取的这个进入历史大事件的小视角，把读者瞬间带入当时的历史背景。“在茂仁的记忆里，民国二十年9月18日晚的炮声就是在那一刻响起的。”而读者的阅读，亦充满张力地由此开启。 扎西才让（藏族）的小说《哨兵》写一个年轻的藏族战士洛桑短暂而永恒的革命历程。洛桑的父亲本是蜀地藏族村寨的一个山民，接受了革命的思想，“你注意到父亲不再像个老实懦弱的庄稼汉，说话有了力量，身上，也有了让你猜不透的东西。” 父亲在一次去白沙河畔护送一个眼镜客时牺牲了，活下来的自称为父亲同志的眼镜客把洛桑母子接到县城，并接济他们生活。后来，眼镜客去了北方革命，母亲只好带着妹妹出去乞讨，再没回来，留下看家的洛桑成为孤儿。在十五岁的洛桑走投无路之际，眼镜客在街头找到了他，把他带入军营，他成了营长的勤务兵。营长不在家，洛桑负责保卫到军营探亲的师娘和孩子。洛桑对师娘，有了“族人们说的那种度母和信徒之间的感情”。洛桑与房东女儿卓玛之间也产生了朦胧的情愫。洛桑极其珍视自己作为藏族人的荣誉，当营长要去岷州打仗时，洛桑坚决跟随，作为英雄的儿子，我不能当孬种！”于是，多年后，卓玛的孙子“在翻阅当地政协编印的薄薄的文史资料时，读到了与历时一月的洮岷西战役有关的记录”。其中有已经牺牲的洛桑的“隐约可查的一鳞半爪的故事”。这部小说的结尾，年轻的洛桑的故事由卓玛的孙子——年轻的藏族诗人所承接，而诗人献给洛桑的是一首叫《绿度母》的诗，正如革命历史题材的书写是献给党以及所有的牺牲者，缅怀就是这样的承续接力绵延不绝。 《望郎歌》是土家族作家龚爱民的长篇小说遗作为节选。小说以桑植男儿参加红军，跟随贺龙指挥的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为时代背景，书写了桑植这片红色热土上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留守的红军家属在游击队队长带领下，躲避“铲共大队”和“清乡团”的侵扰，勇敢转移与重建家园，在对亲人的思念与等待中度过艰苦岁月。铜伢子拍打着渔鼓筒唱的《望郎歌》穿插出现，渲染出作品思念的基调。小说颇具地方历史特色，除了结合本地风俗人情民歌传说，还巧妙挪用方言，比如汁包（桑植方言，指乳房）。小说成功刻画了王腊月这一泼辣、有勇有谋、关键时刻能豁出一身剐的革命女性形象。她是红嫂与阿庆嫂的集合体。刘知侠的短篇小说《红嫂》，是根据沂南县聋哑妇女明德英用乳汁救伤员的真实事件创作。《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是千千万万抗战妇女的化身，也可以找到许多现实中的原型。正是这些地母一样的女人，用乳汁喂养了革命。正是这些战神一样的女人，智勇双全无私无畏地保护了革命者。王腊月也是这一系列红色女性形象中闪光的一个。 金伟信（回族）的长篇小说《塑像》，是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五四运动》中振臂高呼者的原型、党的早期领导者、回族先烈马骏“塑像”的。1919年，24岁的马骏率领爱国学生请愿，迫使北洋政府通电拒签“巴黎和约”，他因此被捕入狱，于1928年在狱中英勇就义，年仅33岁。小说是为一位革命者“塑像”，也是为一位回族党员英雄“塑像”。同为回族人，作者在为马骏“塑像”时，是带着民族自豪感的。 周建新（满族）的纪实文学《静静的鸭绿江》的主旨就是四个字：英雄无语。孙景坤是抗美援朝战争中著名的161高地上的英雄，然而，战争结束和平来临，他却“收起军功章，深藏六十载”。当他的战斗事迹60年后被人挖掘出来时，有人问年近九旬的孙景坤是如何成为英雄的，他回答：“我怎么活过来的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咋就成了战斗英雄，活着就是英雄呗。”他从不以功臣和英雄自居，他深知，和平是用鲜血换来的，牺牲是一种光荣，因此，他永远怀念牺牲的战友；而活着已然是一种幸运，所以，“任何对功名利禄的贪恋，都是对牺牲战友的亵渎。”这就是他选择沉默的原因。这种降低语调的平静的英雄叙事，反而更传达出可靠的触及灵魂的英雄精神。 修瑞（满族）的小说《封山》分两个时空展开，一个时空是1940年，闫立生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在长白山间与敌人周旋战斗，经历残酷的石门窝棚战斗壮烈牺牲；另一个时空是2019年，一群研究者到这支部队战斗过的地方考察，在原来已知的35位烈士之外，又发掘出3位烈士，并使其在烈士陵园安葬。当2020年“石门窝棚三十八烈士纪念馆”落成并对外正式开放时，这些考察者把他们发现的革命历史遗物捐给了纪念馆，让历史的证物呈现在和平时期的人们面前，使那段历史铭刻在后人的记忆里。最后，“一匹枣红马竟然出现在了河南街这条吉林市最繁华的步行街上，并且大口地吃着饺子，喝着漂油花的热饺子汤，身边还有两个城管人员站岗警卫。”“阳光透过饺子馆的窗，暖在每个人的脸上。”今人的红色考古，其实就是对革命历史的执着追溯，他们溯流而上，找到了幸福由来的源头，完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对接。这同样是抚今追昔砥砺前行的革命历史书写的价值所在。小说结尾让枣红马代表牺牲者来“品尝”他们所创造的幸福，则打通了两个时空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一个热血精魂的情感闭环。 巴义尔（蒙古族）的散文《长征路远眺》是追述自己作为《民族画报》的摄影记者，于2006年参加重走长征路采风活动的经历和心得。巴义尔是沿红军长征四川路段采访拍摄的。“长征路——人类史、军事史上的壮举；四川段——包括了雪山草地和藏区；……就像信徒们到圣地去朝觐一样，去一趟长征路是一种福分，是你的造化……”——这是对这次行走价值的绝佳概括。采风团沿途寻访老红军，体验当年红军过雪山时的身体感受，拍摄红军的遗物、标语、纪念碑等红色文物。这次行走使他深切感受到：“不走长征路是无法体会长征精神的。”“我们不仅走了一段长征路，沿途看到了今人的生活，更对那段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在百年党史中，长征的政治分量是不言而喻的；重走长征路，则是激励人们在新的历史阶段汲取长征历久弥坚的精神力量。作者还挖掘到了长征之于各民族的重要意义：“长城、长征、大运河都与中国各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进步的巨大标志。……其中的文化内涵无比深刻厚重。” 冯娜（白族）的纪实文学《南粤双星》是写革命伴侣周文雍和陈铁军的，即著名的“刑场上的婚礼”的主人公。本文独特之处在于首先追溯陈铁军的蜕变历程，写出一个广东女子如何经历五四运动的浪潮而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这个过程中，女子的相互扶助是“新女性”的“自塑”“她塑”与“互塑”的具体外化。同时，前行的过程中“姐妹同盟”的成员即便越走越少，走在前面的必然也是未能走出来的姐妹的先进代表，是“姐妹同盟”的集体意志的体现。革命之花拥抱壮丽爱情，也是女性自我实现的美丽强音。 罗南（壮族）的纪实文学《播撒火种的人》写壮族革命家韦拔群领导东兰农民革命的壮举。写到改造东兰同志会为东兰公民会时，作者带入当时的历史情境，感慨道：是的，这个社会是无法改造的，它连根烂掉了。这个社会只能再造。这是纪实写作以灵魂拥抱历史的良好例证。当叛徒韦超群无处可逃时，开始深挖自己的灵魂，他曾经是韦拔群的战友，相信过革命，与韦拔群并肩战斗出生入死过，最终却背叛了革命，枪口对准曾经的同志，原因何在？信念不够坚定，不相信那支装备落后势单力薄的革命队伍能够取得胜利。《播撒火种的人》结尾特别值得称道，借助叛徒的心理活动来找出革命胜利的原因，触及灵魂，掷地有声：当上县长那阵子，每次进入城门，他都不由自主四处张望，仿佛韦拔群站在那里看着他。韦拔群的头泡在玻璃金鱼缸里，放在一把竖立的平梯上供人围观。展到东兰那天，就放在城门下。韦拔群闭着眼，怎么看都觉得他在笑，面容一如往常的笃定、无畏和坚韧。韦拔群赢了，他说过革命一定会胜利。是的，革命胜利了，所有背叛的人都输了。韦拔群为什么能赢？红军为什么能赢？共产党为什么能赢？在潜逃的路上，韦超群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在被抓捕的那一刻，他仍在想这个问题。他想起韦拔群的入党申请书：“吾拔群，愿把五尺之躯交给党，跟党铲除天下不平，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热烈而生，热烈而死。”也许这就是答案。 2 脱贫攻坚是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制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已经引起国际瞩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脱贫及新农村建设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幸福，是国家发展指数的重要保证，也是一个政党百年来伟大成就的显豁证明。以文学来反映农村扶贫脱贫的实践与成就，书写农村新篇章，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1年，《民族文学》大量推出反映脱贫攻坚及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题材作品。温欣华的报告文学《绣花功暖贫门寒》（3期）、卜谷（满族）的报告文学《历史与现实的回响》（4期）、叶多多（回族）的报告文学《山冈之歌》（4期）、阿克鸠射（彝族）、吉俄阿西（彝族）的报告文学《情满彝乡醉美谷莫》（5期）、王华（仡佬族）的长篇小说《大娄山》（7期）、莫景春（毛南族）的散文《红水河红》（7期）、红日（瑶族）的报告文学《美丽山花》（10期）、马笑乾（回族）的小说《七寸红》（10期）、彭愫英（白族）的报告文学《走进知子罗》（12期），都是《民族文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号（专栏）中的重要作品，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反映了党在新的历史阶段建设和发展农村的伟大实绩。 温欣华的报告文学《绣花功暖贫门寒》中写到，扶贫干部把握政策精准扶贫，把农村医疗对号入座落实到位，为生病陷入绝望的农民岳旺申请到了大病医疗，使他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所以，岳旺说，是大病救助、医疗保险拯救了他，也拯救了他的家庭。身体好了，岳旺又申请扶贫基金，买母羊发展养殖业，家庭富裕起来。“实践证明，这些政策不是空话、套话，而是老百姓的救命话。”——这些话在这样的语境下，才显示出切实的分量，撄动人心。 革命老区，曾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在建设与发展的和平年代，一些革命老区还是贫困的重灾区。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是对先烈们最好的精神回馈和安慰。卜谷（满族）的报告文学《历史与现实的回响》反映赣南革命老区的脱贫攻坚战。莫景春（毛南族）的散文《红水河红》反映的是红色故乡、“将军之乡”——广西东兰县从革命到建设发展脱贫致富的历程。红水河畔的东兰县是邓小平战斗过的地方，是壮家好汉、桂西北农民革命的先导者韦拔群的故乡，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在21世纪初的西部大开发中，红水河上建起当时国内第二大水电工程——龙滩水电站。在脱贫攻坚战中，红水河畔的贫困县又开启了乡村振兴模式。红水河见证了两岸人民的革命历史与和平发展，共和国没有忘记为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老区人民，今日之振兴，才验证了昨日之革命的意义。 叶多多（回族）的报告文学《山冈之歌》读来令人沉重又感奋。云南澜沧的老达保拉祜族的民族文化脱贫，曾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脱贫攻坚的样板，于2018年6月25日美国联合国总部“追寻美好生活”中国扶贫成就展中滚屏播出。叶多多关注澜沧拉祜族由来已久，因为，“从我到来的时刻起，他们已经进入了我的心灵。”《山冈之歌》的深度与厚度，也证明了作家对于书写对象的情感投入的重要性：唯有深情方可拥抱。老达保是一个“直过民族”（即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较少民族）山寨，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长期受到贫穷的困扰。近年来加大力度的脱贫政策，为这个“直过民族”实现民族二次跨越提供了有力的契机。叶多多特别关注拉祜族女子教育问题，为此深度走访了澜沧县高级职业中学拉祜族女子班。“母亲”关系着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所以，“母亲教育”非常重要。澜沧县的“母亲教育”工程由“现代母亲”教育和“未来母亲”教育两部分组成：“现代母亲”教育是对16至45周岁的拉祜族妇女开展扫盲教育，并在脱贫的基础上进行实用技术等培训，提高已成为或将成为母亲的拉祜族妇女的素质；“未来母亲”教育是对7至15周岁的拉祜族女孩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澜沧职中的拉祜族女子班就是“母亲教育”工程的一部分，职中书记李恩是一个拉祜汉子，他痛心疾首地说：“由于贫困，拉祜族早婚、早育、姑舅姨表亲上加亲通婚的现象相当普遍，直接导致了拉祜族体力和智商越来越衰退。你想想，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结婚生孩子是个什么情形！这对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太可怕了！如果拉祜族的女孩都能尽可能地多读一点儿书，我敢说，这种情况绝不会再有。”如此有价值的事业，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女子班学生是从全县挑选出来的，实行全部供给制，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澜沧是特困县，经费很难保证。李恩更忧虑的是“这些孩子的出路问题”：“她们马上面临初中毕业，如果没有了资助，很多人回去以后就可能被家里嫁出去，或是被原来的环境同化了。”叶多多看到了拉祜族女子的困境，也看到了她们困境中的那份自强。有一个15岁的女孩“爸爸不在了，妈妈改了嫁”，当被问及“你责怪妈妈吗？”女孩回答得很平静：“我不怪妈妈。因为一个女人应该得到她应有的生活。”在这个残忍的问题面前，一个15岁女孩成熟理性坚强的回答令人震撼，使人看到了黯淡中的光明。即便这种女性觉悟只是星星之火，也弥足珍贵了，这就是“母亲教育”的直接成效。哪怕微小的启蒙，都比不启蒙更利于民族的进步。经济的落后与文化的落后并不成正比，老达保的民族传统文化十分丰厚，从老达保拉祜族文化传习馆到艺术团的成立，既弘扬了本民族传统文化，又丰富了山寨文化生活，在乡村节庆中表演还为乡亲们增加了收入，是一种多赢的发展模式。他们的表演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出现在联合国总部的屏幕上。依托国家的扶贫政策，依靠文化产业的带动，老达保全面繁荣了起来，实现了民族的二次跨越。 王华（仡佬族）的长篇小说《大娄山》写国家级贫困县娄山县脱贫攻坚的历程，写出了脱贫的艰难，也写出了日常与平凡中的英雄品格。路遥的《人生》中，刘巧珍进城去看高加林，对他说的就是家里的老母猪下了几头小猪崽这一类话，然而，这就是村子里的现实，也是扶贫干部必须贴近的现实。同样，作家如果没有放下身段扎进现实生活，也写不出干部们呕心沥血的工作实况。在这方面，王华是有生活有态度的，把扶贫写活了。“姜国良从邻县到娄山县任职是有牢骚的，在面对月亮山村民不理解党的政策拒绝搬迁时是有愤怒和无奈的，在面对花河镇的扶贫问题时也是有‘恨’意的，这些都是他作为一个人的正常反应。”这种从“人”的角度的理解，反而使姜国良的为官素质更令人信服。为党为民工作，牺牲是难免的，小说并不渲染牺牲者的壮举，不会在牺牲关头突出崇高，他们或者死于意外，或者死于急性心脏病，与芸芸众生的死亡一样平常。这种牺牲的价值是润物无声的，但却更具有感召人心的力量。《大娄山》的反英雄叙述策略无疑是成功的。 红日（瑶族）的报告文学《美丽山花》着重写女性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美丽山花》是专门为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各行各业的巾帼建功模范立传的。蓝芳灵受到家乡小村党总支的召唤，放弃工厂不错的待遇和大都市的生活，回到偏僻的家乡担任村委会副主任，以“党员能人＋农家乐＋电商＋旅游＋扶贫”模式，带领村民致富。在大化，每个村党（总）支部书记都被村民称为“老党”。“这是一个饱含深情满怀敬意的称谓，也是一个亲切动听温暖人心的称谓。”大化共有31位女“老党”，其中七百弄乡有7位，52岁的瑶族妇女蓝月仙就是一位深受群众敬服的女“老党”，很好地代表了党的形象，体现了党员的先进性。潘云飞本是“富二代”，在自家大酒店当老总，却选择了具有挑战性的养老院事业，成立大化民生幸福家园，为本地养老服务探索新路。 彭愫英（白族）的报告文学《走进知子罗》也写到了女性在知子罗脱贫攻坚战中刚柔相济的温暖担当。“‘女人花’，离开安置点时，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名词。她们是盛开在知子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女人花’，散发出劳动美和质朴美。”是的，无论在怎样的纷纭困厄当中，女人总是能给出自己不可替代的那一份，抚平与共渡。 马笑乾（回族）的小说《七寸红》写了一个新型的女干部形象，用关山草原的称呼就是：碎娃娃。张秀娟书记是天津市委派的对口帮扶干部，到桦林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村主任马青山第一次见到她时，简直不相信这个“看年龄还没自己丫头大”的“碎娃娃”就是传说中的张书记。但一旦进入工作，马主任就觉得她的确是“张书记”了。她一来就接待上访，把星期二定为接待日。“不到一个月时间，村里听不见那些上访专业户闹腾的声音了。”在村委会的党员大会上，她思路清晰、掷地有声、切中要害，很快发现了桦林村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许多短板。她实地考察，项目申请，听取汇报，马不停蹄，雷厉风行。张书记工作两年见实效，村民们搬进了焕然一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桦林村成为农牧结合区的样板村，无线网络全覆盖，办起了电商。桦林村还成为全域无垃圾示范区，为发展旅游业打好了基础。马青山给村子带回了省农科院专家根据关山气候和土壤专门培育的七寸红辣椒品种，而同来的张书记脸上也被关山的风沙和紫外线涂上了“红二团”，两者其实具有相同的品质：红彤彤火辣辣地致富。 《美丽山花》和《七寸红》除了突出在扶贫与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女主角”的作用，还特别强调了“知识青年”的作用。当年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今天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鼓励大学毕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回乡进入“两委”班子，才真正实现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桦林村的第一个电商中心，正是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打工的阿丹夫妇回乡成立的。他们还教村里人学习如何玩转网络，很快其他村民也开起了网店，当地土特产通过网络销售到了山外。而张书记直接代言了当地特产，“粉丝”和点击量都很高，这就意味着销量。张书记成为网红，同时也成了最美驻村书记，这就是新媒体时代的双赢。年轻人熟练掌握新的媒介和商业手段，对于乡村的与时俱进是大有裨益的。近年来的外出务工潮使农村“空心化”严重，正如村党总支给蓝芳灵的信中所写：村里有志青年纷纷外出打工，也是致富方式，但也导致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村委干部后备力量薄弱，而在职的村干部也都年龄偏大。正是鉴于此，村委希望年轻有文化的蓝芳灵回乡竞选两委班子成员，回报家乡。而事实证明，她的选择是正确的。人往高处走，但何为“高处”？答案不一，人各有志。但蓝芳灵们回乡后的蓬勃发展，至少说明“逆潮流而返乡”是一条思路，并为之提供了成功的证明。新农村建设不能仅仅依赖国家的扶贫政策，“等靠要”不是振兴之本，把从本乡本土走出去的人才吸引回来，使年轻一代回流农村，把流失的文化人培养为乡村未来的中坚力量，是一条高瞻远瞩的思路。作家敏锐地抓住新气象新思维，也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证明。 …… （阅读全文，请购买杂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