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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艺理论研究 2021年8月28日至3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线成功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38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90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太胜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王一川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张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程正民发表主旨演讲。 会议围绕“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展开深入讨论，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共计50万字，涉及八个主题，分别为“当代语境与文学理论的未来”“当前文论话语的问题与出路”“理论的处境与批评的位置”“新媒介的审美潜能”“西方文论的历史形态与当下变迁”“重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诗学”“二十世纪中国文论的转型与再造”“中国古典文论的当代重构”。此次会议对这些议题的广泛讨论，深入推进了学界对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认识。 当前文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问题，乃是感知与把握现实能力的衰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西方文论带来的视野和灵感，成为知识更新的重要动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当代文论的基本面貌。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提升，社会现实语境发生明显变化，文学活动方式也随之改变。文学理论研究的专业化与学科化的趋向，逐渐暴露出难以掩饰的视野盲区。正如南京大学教授汪正龙在发言中所指出的，在这种语境中，纯文学受众收缩，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逐步专业化，其批评视野与文学史视野逐渐窄化。 事实上，文学理论所处的上述学科结构，不断受到潜伏于当代生活之中的时代情感的质疑与冲击。不少学者在这次会议中都论及这种窘迫的研究处境。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张政文的表述最为明了：理论在与生活相遇的时候，或遭到生活的拒绝，或无法去认知生活、阐释生活、言说生活，生活不再信任理论，淡化了对理论的自觉认同，理论的功能由此出现退化。诸如此类的观察实际上试图追问：理论到底是什么，只是一种学科知识吗？它应该与生活构成何种关系？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现实感？承担什么样的价值责任？ 尽管与会学者的把握路径不尽相同，但张政文的观点——“讲实话”“讲真话”“讲人话”不断被引用，其中包含的真切的现实关怀与严肃的探索精神，贯穿于这次会议的全过程。例如，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德胜从观念辨析的角度，探讨了在批评的理性中意图实现与价值重构的可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汤拥华以对本科入门教材的反思为基础，呼唤将批评视为与作者、与他人平等的交往，视为走向更好的自我的体验；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裴亚莉则结合自身读书经历、情感体验，倡导文学温和持久又可信赖的力量。正是在这种努力体贴真实生命的思考尝试中，理论的知识壁垒开始松动，显示出自身的症结。 可以说，当前文学理论现实感的匮乏，正是这一学科从时代变迁中脱嵌的结果。承载上个时代情感与价值的理论探索，无力继续准确辨认当下的社会人心，只能一鳞半爪地散点透视。伴随着尚未被赋形的模糊的共同感觉，怀疑与不满已然浮出水面，这正是一种范式受到动摇，而另一种范式有待建立的时刻。在新范式尚未到来之际，借用南开大学教授周志强在会议发言中的说法，本次会议正是对“不可化约的实在界之生活”的集中直面。片段性的现实剩余物作为当下时刻的横切面，正在经由自觉的反省与追问，召唤新范式在未来的接合。 一、表征的危机：理论生产的历史形态及当下新变 作为特定的思考方式，理论的敌人永远是其自身。正因为如此，对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态、知识生产、知识学等观念形式的检视，成为这次会议的核心主题之一。例如，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邢建昌认为，文学理论需要加强反思性研究，辨识自身的知识学立场，将其作为思想在场的方式。某种程度上，正是旧范式的历史构造，构成了禁锢当下的知识障碍。 在这次会议上，广州大学教授陶东风特别关注了现有范式所刻印的时代风貌。他以曼海姆的“代”视野考察当代中国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发现“30后”“50后”两代人相当重要。“30后”学者系统地接受了苏联文论，在新时期又受到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影响，通过调和二者形成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解。而“50后”学者在小学、初中阶段经历了“文革”，进入大学后受新启蒙和西方文论的影响较深。可以说，追问内在于当代中国进程的西方知识话语的迭变，乃是辨识当前文学理论之构造形态的首要环节。 沿着这一线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永清、深圳大学教授李健分别考证了“30后”学者在1980年代的理论探索。张永清着重分析审美反映论的提出过程，李健则致力于论证文艺美学学科的成立经过。这两项工作都显示出，前辈学者对文学美之特质的追问乃是出自其内在的精神渴望。而作为参照，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世涛对审美现代性的分析，则对照出其西学来源的知识面相。 不过，随着学术代际的更迭，当下学界接受西方文论的方式也在逐渐深化，无法再以标签囫囵定性。浙江大学教授周启超提示，少一些粗放，多一些深耕，便会发现西方文论的多声部、多流脉，显现其作为话语实践的特性。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国华、北京大学教授王丽丽则以细读案例呈现这种深化的实践可能。朱国华提出以笺注的方式，系统地研读阿多诺思想艰深的著作《美学理论》。王丽丽取径于关键词方法，考察了福柯的两组核心词汇：考古学与谱系学、知识与权力。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孙士聪则从历史脉络的再认识出发，追溯了“文化领导权”范式由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文化”，演变至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力”时的重要中间一环，也即葛兰西以语言为视点的“文化—阶级”范式。 上述接受西方文论之方式的深化，尚不能直接导向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自我变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程正民指出，相比于20世纪俄罗斯诗学的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对立走向对话，与苏联颇为相似的中国实际上并没有走上真正的学派多元化、对话化。也就是说，对形式和审美的关注，对文学之社会功能的强调，仍凝滞于一种独断自白的姿态。在此意义上，理论研究尚未完全释放出文学研究的现实活力。 时至今日，文学界对理论研究与批评的不满仍时时可见。不少与会学者都提到理论与批评的局促处境。面对这种处境，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孙书文希望重建批评家的责任伦理，以重回经典为路径，重拾文艺批评的尊严。复旦大学教授张宝贵以杜威为例，要求以回归生活的方式，重归经验，打破壁垒。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守森更明确地呼唤上手的、实用的理论，与文学创作构成实质沟通。 不过，对于理论界与创作界的紧张关系，四川大学教授金惠敏也指出，问题并不全在理论界。大多数的文学创作者与文学史研究者，仅仅希求消极意义上的理论——只需提供技术和方法，便于作品分析和赏析。甚至有时这种诉求会被削减至未能呈现出观念形态的理论，表现为对理论的排斥。 事实上，在当下语境中，缺乏现实感的不仅是理论研究，同样包括文学创作。基于此，不少理论研究者调整了体认自身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方式。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可以说代表了这种方式的主要形态。这种拓展路径可以被称之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金惠敏强调，它抵抗的正是以“文学性”“美”“审美”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化的审美取向。而激发起这类理论倾向的文化经验，主要是社会的泛审美化，这与日渐成为认识挑战的媒介环境互相呼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方维规指出，伴随着新媒体的兴盛，各类艺术形式都有了与文学一竞高下的能力，文学也不得不寄身于新媒体之中。批评的失语，意味着读者对权威甄选的拒绝。媒介的普及，正与文化的大众化互为因果。可以说，社会结构正在因技术发生深层改变。 技术与媒介所形塑的文化研究趋向，对于理论的现实感反省，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次会议上，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方喜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来源，提炼出生产工艺学批判的认识方式，由此对技术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出现，将起到变革一级生产工具的作用，在扬弃资本之后，达到人的解放。但首都师范大学研究员许苗苗强调，大数据社会运作的逻辑是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学。当每一个个体依据自己的情绪和欲望进行生产、消费和交际时，他已深陷于权力的规训，而心甘情愿地压榨自身、实现自我。同样由此出发，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赵炎秋认为，人工智能写作所产生的拟志与拟情，将与人类情志相混淆。与其说人类感知到的是自身的真情实感，不如说是数据为其构筑的茧房。 深究起来，上述技术变革实际上重新界定了理论研究者的时代位置。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吕黎在分析当代理论研究的非再现转向时强调，人文学者面对科技巨变，需要不断进行理论调整，而其间不变的是什么？不变的就是人文学者的焦虑感，因此，重要的是如何将之转化为生产性的理论实践。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峰则从整体上反思当前社会的后人类状况。当技术从外在辅助，演进至对人类自身的改造时，“人类纪”就转向至“后人类纪”，带来一系列世界观的变化，对感受方式和概念系统加以变革。这些问题无法形成清晰的指称，没有确切的时间界限，只能以后设逻辑倒推脉络。与这种观念反省不同，暨南大学教授蒋述卓则从实践领域的文化创意产业出发，强调理论研究者在面对审美经验的变化与滋长时，应当既保持理论敏感性，又具备介入意识。在此意义上，理论研究既需要具备想象未来的认知能力，同时也需要找到介入现实的实践方式。 综上所述，可以说，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现实感重塑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在泛审美化的社会表征背后，科技以强有力的方式，对社会的组织、运作方式进行相当程度的重组。人文学者需要对这种技术巨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保持足够的现实敏感性和理解力。另一方面，随着当代中国接受西方理论资源的主体意识与方法路径的变化，尤其是当理论退潮之后，重新回到中国文学与社会处境的呼声日益强烈。在此意义上，如何重新梳理理论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意识，尤其是其主体性，乃是有待探索的问题。以上两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理论研究不可能朝着任何单一面向发展，而必须找到二者深度互动与互构的可能方式，从而突破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审美现代性话语的认识框架。 二、审美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反思当前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关键尝试 在当代中国所接受的西方文论资源中，审美与政治的关系是其中的关键议题。尽管这一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已不断被论及，但其中真正可能在中国语境中获得转化的空间仍有待被进一步打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程巍以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为例，强调这部在1980年代大受欢迎的著作所构建的文学本体论，在原初语境中乃是右翼麦卡锡主义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历史批评的侵袭。而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再次出现，则是呼应新自由主义的里根与撒切尔政权。只有充分重视这一历史过程，才能明白其美学表象背后的政治动力。山东大学教授程相占则以审美范畴为聚焦点，重点考察从沃尔顿到卡尔森的理论演进。他指出，这一理论脉络反对新批评，不满于将审美欣赏与历史语境相隔离的思路，认为审美属性取决于非审美属性。浙江大学教授苏宏斌也看到，艺术形式是一种符号构成物，艺术家继承着共同体既有的符形，但更以其主观意志促成变革。 与这种从美学现象入手的深究思路不同，还有学者从政治认知进入。在这方面，此次会议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度研究提供了更为复杂的认知坐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勇考察了阿多诺与萨特关于文学介入之争。萨特支持介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要求以通俗的形式与读者群形成关联；而阿多诺则强调文学自主，认为自主才可以展现充分的批判性，要求自主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平衡。他认为，二者在各自的语境中都有其正当性，不可偏废。而山东大学教授杨建刚则重点考察詹姆逊的核心概念“政治无意识”。他指出，这一概念的生成方式是对以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诗学为主的多种理论的调解与融合，由此走向了政治与美学之关系在历史中的重构。 那么，对于百年中国的文艺与美学历程而言，审美现代性议题是如何进入并形塑中国人的观念认知的？不少学者都尝试回到中国历史的演进语境中提出辨析的思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指出，从审美形式的角度理解文学，会忽视非虚构和纪实文学，对其他艺术门类无感，对社会文化现象漠然。这种看法源于夏尔•巴托“美的艺术”及康德“无功利”美学，它将文学视为语言的审美艺术。在中国语境中，此种认识以游国恩的文学史观念为代表。此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雪虎以傅斯年的文学史书写为例，强调他将文学聚焦于语言的具体过程。这些认知的形成，都与20世纪中国对西方美学观念的接受有关。由此出发，北京大学教授张辉从文学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思路出发，强调中国早期比较文学观念的形成同样包含这一维度。而武汉大学教授李松则从理论角度揭示出在文学史述史的合法化过程中，理论合法化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说，从美学角度认识文学的观念贯穿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之中。这种美学观念与政治的相遇，在浙江大学教授王杰对红色经典美学的考察中得到集中体现。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实践构造了政治与审美关系的新形态。 然而，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既有的政治与审美的构造方式开始瓦解，审美现代性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主潮。在这种潮流中，如何从主体角度重新思考审美与政治的关系，成为理论研究者关心的核心问题。由此出发，武汉大学教授李建中梳理了西方语境下主体性问题的演进脉络。从主客二分造就本质论，进而发展为独断论，并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带有生成论意义、注重关系的主体间性认识。基于这种梳理，他求取中国传统资源，提出“兼性主体”。而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王确在发言中也明确意识到，主体间性实际上是泛主体，它在迷失于客体的过程中，容易流向主体的沉沦、虚无与死亡。他希望在保留自由主体的同时，反求文明的力量，证成文明主体。与此相对，上海大学教授曾军指出，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主体，必然首先具备主体性。平等对话的理想，无法解决事实上的中西不对等，因此，需要将中西对话的“之间”，置入世界的“之中”。这些思考为反思1980年代以来以主体论为中心的审美现代性话语提供了新的视野。 上述反思意识的拓展，为进一步甄别不同当代理论话语的可能性提供了路径。福建师范大学教授余岱宗以小说批评为例，检讨了诸种研究方法的长短优劣，肯定各自在其脉络中的合理性。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周均平以硬他律、自律、软他律、合律，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理论的演变，认为合律是扬弃后的历史逻辑。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郭宝亮以大文体学的方法，从文体形式通向文化，探讨形式背后的文化因素。 在此理论甄别的过程中，文学的所指逐渐向文化领域扩展，出现多轨并存的局面。尤其是在媒介发挥了巨大影响的当下社会语境中，文学的形象在文化的轨道中界限逐渐模糊。广西民族大学教授耿文婷描绘了当下文学生产、消费的图景，尤其重要的是，文学开始以听觉的方式呈现，并依托互联网，转化为电影、电视剧、游戏、动漫、舞台剧等。IP的存在，使文学无法被孤立看待。而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胡疆锋则进一步看出网络文学领域的美学形态变异。他引入文学事件的思路，揭示网络文学文本中存在的内在断裂、生成与圈层化逐渐裂解成短时段的无数当下，每一次作者、读者的行动，都使文学审美的实践发生相应变化。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胡亚敏则强调，在由此形成的数字美学语境中，特定的美学体验内在嵌入隐含着社会结构的作者与读者关系，由此形成多重形态的文本关系，消解了传统叙事学的核心概念，在碎片化的叙事结构中，参与的迷乱也成为审美快感。通过上述学者对政治与审美问题的反省，我们可以说，当代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态在政治从美学话语中逐渐退出之后，开始发展出多重形态的主体关系与文本关系。这些交错互动的关系展现的并非是美学话语真正的独立，而是它被抛入弥散的文学与媒介语境，处于新的多重决定关系的形塑过程。在此意义上，如何重新界定理论研究的对象，并由此发展出新的理论认知路径与研究形态，乃是当前文学理论研究再出发的基本命题。 三、知识感觉的时代形态：重构当前文学理论之认知路径的诸种面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重新界定理论研究者个人知识感觉的时代形态，乃是重构当前文学理论之认知路径的关键步骤。与会学者对此的讨论，逐渐将会议的气氛推向高潮。首先值得提出的是，山东大学教授范玉刚在分析文艺理论研究视野的更新与学术范式的转换时，尤其强调世界秩序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东西格局反转中，中国正以不可忽视的方式崛起。这既要求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更意味着要找到中国的理论研究进入世界场域的方式。 从当代国际文化语境来看，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麦永雄呈现了以美国比较文学界为代表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的看法。跨语境的间性论成为主调，它强调多元，认同跨界、流动与混杂，期待杂语与对话中的生成与启发。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李莎的发言正是对其的呼应。本雅明遵循早期浪漫派艺术理论的内在批评方法，以智性直观的方式追求主客合一的体验。她的研究由此寻求与中国书法、绘画中的写意的对话，未尝不是中国审美思想进入世界的一种认识契机。湖南大学教授刘涵之对《诺顿文论选》中所收录的李泽厚哲学思想的讨论，则以当下的文本案例提供了理解这种变化的特定形态。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定家对中国网文海外传播的讨论，更进一步揭示出这种状况在大众文化领域的新变化。如他所言，海外的用户数量达数千万人，市场规模高达4.6亿元，这种新局面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不过，正如李泽厚的思想在进入《诺顿文论选》时，经过了大量改写改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翰提示在接受语境中反东方主义的话语可能走向另一种东方主义。他以阿列克西耶夫对中国文学史的梳理为例，强调其论述实际上陷入了这种困境。由此，他进一步追问，今天是否应该退回地方性的立场，中国应该如何表述自我，还可能回到先贤们以“人”的立场思考普遍问题的态度吗？黑龙江大学教授马汉广指出，当下存在一种中西对立的情绪，要求死守中国性，拒绝外部视角。将中国闭锁在静态之下，其实是对后殖民格局的对等反应，与东方主义并无本质不同。可以说，这种自行放弃普遍性的可能，放弃对自我的定性和主体的重塑，都是不足取的。 从上述认识困境出发，进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重建中国文论的话语正当性。这必然要求我们面对百年来动摇中国文论主体性的西方视点。在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西建看来，这正是文学理论的知识型不断漂浮移动、缺失根基的表征。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黄键以“写意”的中国理论话语为例，揭示了一种常见的对立思维：正因为认定西方是写实，中国戏曲就必须成为写意，这显然无视了工笔或以形写神。而对于与西方等同的做法，如放弃汉语的经验性，追求西方语言的逻辑，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审吴子林进行了反思。 要避免上述二元对立的思维，便需要在中国文论的主体性构建中，重新思考西方文论的意义位置。事实上，这次会议对重新解读西方理论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思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赵文对本雅明的辩证光学问题的研究，揭示出他借助阿拉贡的经验感受，实现辩证化的理论提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胡继华通过对卡西尔和海德格尔的人文主义论争的辨析，指出布鲁门贝格的认识更具内在的整体性视野，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更有启发性。从这种理论构造的思路出发，深圳大学教授高建平根据中国语境，将切入西学的方式表述为拿来主义、实践检验、自主创新，从对西方的学习、消化，到经由自身的经验与实践，达成对其的超越。山东大学教授谭好哲认为，在从文学经验、文学观念以及文学之外的理论出发的三种理论建构方案中，从文学观念出发是最具延展空间的路径。由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丁国旗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例，分析特定文学观念产生的原因和条件。首先，它要有外来的理论来源，但更重要的是，它能落回现实，落回实践，实现中国化。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段吉方通过对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强调他们均在自身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抵达了其对象及相应的经验现场。这种融通现实经验与观念逻辑的探索尝试是我们转化西方理论的可能路径。 更具体地说，不少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尝试提出转化与重组西方理论的路径。北京大学教授周小仪以“物化”问题为着眼点，追溯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三要素的呈现，撑开量化型物化与幻象型物化的分化关系，认为二者以阶级为中介相统一，由此将“物化”这一常见的静态批判性概念，转化为对全球文化政治构造的动态追摹，展现出分析中国国际形象的穿透力。周志强以文体哲学的视角上溯现实主义，认为当作者遭遇无法理解的生活时，现实主义就会呈现出其间的悖论，捕捉到实在界的真实。这既有助于理解“十七年文学”，更有益于把握当下认识现实的努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奇佳在探讨理论话语中的“牺牲”问题时指出，这种放弃自我生命的行动其实是为了主体与共同体的生成。这一视角对民间文学，对余华、苏童等人的小说，都展现出解释的潜力。 当然，转化和重塑西方理论的目标是重新进入并激活中国文论的当代意涵。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志荣考察了“意象”从古代的自足到现代与image对接的演变历程，认为“意象”在当代仍有阐释的效力。暨南大学教授闫月珍从器物考察中国文论，认为在器与文的交汇中，形成以器物为原型的命名规则。相对于西方文论对技艺的重视，这一视角包含着显著的沟通潜能。厦门大学教授代迅通过对比中西风景问题的历史，认为将中国的山水视为德性美学的对象，其实是一种窄化理解，它更具有宗教性的精神功能。上海大学教授刘旭光进一步以舞雩之乐和清风明月之境为原型，指出由此在中国传统美学中重新激发一种审美自律式自由的可能。 以上述具体的研究尝试为依托，一些与会学者尝试提出重新把握中国文论的整体性方案。北京大学教授周兴陆提出以“天人之际”“家国情怀”“安心立命”三种精神形态为思考支点，可以重新激活古典文论的当代价值活力。江西师范大学教授陶水平进一步强调，要发扬中华美学精神对当前文论话语建构的引领作用。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张晶则具体师法西学的对象化认知路径，从范畴、命题、体系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在范畴研究取得显著成绩之后，可以从命题的视角推进对中国文论、美学的理解，为下一步提出体系做准备。当范畴聚合为命题时，内在的陈述性要求其具备相应的语法。暨南大学教授刘彦顺更具体地追问中国古典美学语法的形态。他提出，这种形态具体表现为时间意识上的流畅性、主客之间的不可分离性、空间上的整体性等。 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国文论都可以通过西方资源重新激活。四川大学教授张法在中西对比中看到，古代文论相当重要的两个部分，因无法与西方对接，而被呈现得不够完整。其一为统领全局的整体的“文”，它兼括众体，受到相似的文法的约束。其二为以诗话为代表的面向生活的文论，既包括各种艺术门类，也指向生活中的人。作为对后一点的补充，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刘思宇的发言着重探讨了在当代语境下重新激活古代文论中的生活美学的具体路径。 如果说上述从具体案例到整体方案的探索，代表了重构中国文论的不同认知路径的话，那么，这次会议对于阐释学议题的集中研讨，则呈现了整合不同认识策略的总体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张江分析了“强制阐释”的机制与原因。他赞同方法论意义上的阐释学，区分文学阐释学与非文学阐释学，希望以贯通的视野聚焦于文本的阐释。在张江研讨观点的基础上，四川大学教授傅其林提出进一步推敲阐释学的元问题，也就是阐释对象、阐释主体、阐释行为；西北大学教授谷鹏飞则更具体地参考中国文学传统中以经学为代表的公共阐释方案。作为对这些解释策略的综合，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李春青认为，阐释学是修辞性的文学批评，介于方法论与本体论之间。他希望以中西融通的方式，通向更具有普遍性的阐释学。 四、结语 概而言之，上述重构当前文论研究之认知路径与策略的努力，代表了这次会议从当代经验分析、范式反思到话语探索的系统化构想。对此，王一川教授在这次会议的开幕、闭幕等不同场合都特别强调，在当下语境中，我们可以将文学视为一种语文修辞生活，它实在、鲜活、多样、立体，关联诸多维度的社会生活。它既可以容纳既有语言审美艺术，延续西体，继承百年中国文论；也能外扩，包容文化现象与其他艺术门类，应对媒介所带来的挑战；更可以回溯中国的文心，为当代生活的文学叙述重建其“斯文”，全面回应当下生活对文学理论提出的问题。而以文心为核心，更意味着以中国问题的自身结构为核心，融通与转化不同的思想资源，激活知识生产的现实感，让文学理论回归时代的心率与声频。 可以说，本次会议是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收获。面对当前的文论研究，与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以饱满的现实感诉求，展示了不同的分析、反思与路径探索。既有在细读的基础上，通过对诸种理论逻辑的历史化、结构化、问题化，提出革新认知路径的可能；也有勘测理论概念的内在理路，辨析相似概念背后的微妙差异，进而寻求观念构型的突破；还有穿梭于不同理论范式，以深描时代横切面的方式，为难以把握的渐变的转型过程提出颇具理论阐释力的话语方案。正如王一川教授所说，实际的研究行动已经“走出或冲破已有狭义文学观念的篱笆”。本次会议正是对“那些已有的转型踪迹”的重新转化、提升与锻造。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未来的文学理论研究中，它的意义将会不断被反顾、追思与再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