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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之变,在于新政,盛世之下,其实难副 | 樊树志《新政与盛世》

http://www.newdu.com 2021-10-15 中华书局 陶鹿家 中华书局上 参加讨论


    《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

中华书局 2018年8月

BOOK


    被誉为“晚明史研究第一人”的樊树志先生,其“重写晚明史”系列,是研究晚明王朝盛世到覆灭的历史悠长画卷。第一卷《晚明大变局》中,樊先生将晚明历史放置在15世纪大航海的世界中来考察晚明的经济与思想,海禁与朝贡,白银入超背后的全球化贸易浪潮中,思想解放的潮流也影响着晚明的文人。而在《新政与盛世》一卷中晚明王朝在外忧内患的双重压力下,看不见马尼拉大帆船的明朝政坛也在极力改革,这方面要推几位内阁首辅徐阶、高拱与张居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张居正与他的新政改革。樊树志先生以晚明政局源流发展影响为经,以嘉靖、隆庆朝为引,以万历年改革焦点为纬,精细雕琢,引经据典,考证详尽,充分展示了晚明盛世最后一抹夕阳的余晖。
    

徐阶高拱——铁血内阁,刀光剑影,后生可畏


    

根据樊树志先生的定义,晚明为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即1573-1644年,七十一年的时间。为何开篇从嘉靖朝开始,是因为从嘉靖末年到万历初年,徐阶、高拱、张居正这几位内阁首辅的政治判断,政策取向是惊人相似,他们的政策带有一定的延续性,一脉相承。

嘉靖晚年时期,王朝的“臃肿痿痹之病”日渐沉重,很多谏官如杨继盛、沈炼等忠臣的弹劾上疏最终都青山埋忠骨,被严嵩一党彻底压下,海瑞也被下了大狱。张居正在嘉靖二十八年提出《论时政疏》中就提到了五大政治积弊: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解决办法希望嘉靖皇帝振作,群臣一心,去除积弊。隆庆二年提出《陈六事疏》,梳理六大改革措施,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法治思想,但前一个石沉大海,后一个被内阁否决。

年轻人张居正野心勃勃想要抒发自己的政治主张,朝堂上早已风起云涌,严嵩一党被徐阶以“通倭、通虏、谋反”罪名铲除。徐阶提拔张居正,共同起草嘉靖皇帝遗诏,稳定政局更替,出任内阁首辅拨乱反正,积极“整顿”“倡率”。徐阶的主导下,先后颁布了《嘉靖遗诏》和《隆庆登极诏》,二诏也成为隆庆新政的纲领性文件。

隆庆新政推行的主要内容就是大规模平反,“持诤多宫禁事”整顿吏治,强调广开言路的徐阶引发高拱乃至朝堂不满,相互借言官之手倾轧对方,最终高拱两次上台,“尽反阶政”,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进行了全面改革 , 成效显著。樊树志先生引用日本学者樱井俊郎的观点,认为高拱这样的铁腕首辅,在革新吏治引入强化管理的制度化手段,从高拱的考课法到张居正的考成法,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他们两者之间的连续性是不言而明的。

因此,樊树志先生观点认为,从徐阶、高拱到张居正,这三位政治家在革新上的政治主张是相同的,徐阶笼络了强大的言路, 但他无法操纵皇权。高拱在吏治、边政、法治、赋税、漕运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由此开创了隆万大改革的先河。而恃才傲物的高拱最终也因为张居正与冯保抱团“附保逐拱”,在杀人不见血的派系斗争中败下阵来。

 

万历新政——依附皇权,成果显著,弊端凸显


踩着两位恩师成果上台的张居正经过“附保逐拱”和“王大臣”案,促成了内阁与司礼监的权力整合。张居正与冯保达成了难以动摇的权力联盟,为他们辅佐幼主,推行新政,创造了较为理想的政治环境。所以在张居正为首辅的年代,尽管阁臣增加了张四维、申时行、马自强,没有一个人能够撼动威胁他的权力和地位,这对于推行新政是一个极有利的条件。

在明朝皇权高度集中的体制中,需要一个铁血首辅来整顿吏治,这也是高拱隆庆新政两年多成功的原因,张居正的改革遵循申不害、韩非的法治主义,从考成法开始政治领域的革新。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提出,六部和都察院把各类奏章圣旨定立期限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由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这样就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员考评机制,有效实现了考评与纠偏相结合,"考成法"成效就是吏治肃清,营造了雷厉风行的氛围,改变原先官场的颓靡之风,最终使内阁成了改革的中枢,为之后的改革扫清了障碍。

新政的深化在财政经济改革,这也是历代变法的核心与根本。明朝自嘉靖中后期,国库连年亏空,早在隆庆朝,张居正就向皇帝建议“加以牧养”,与民休息。万历元年,张居正从桑弘羊观点出发,提出“不加赋而上用足”的方针,樊先生引用多篇张居正的信件,其中就是对此观点的论述与引申,解决途径就是“惩贪吏以足民”和“理逋负以足国”。这一点与万历皇帝不谋而合,抑制国家财政和宫廷支出、强化对边防重镇钱粮与屯田的管理、限制各种既得利益与特权、强化户部财政事务管理机能。这种紧缩的财政政策自上而下,面对晚明的土地兼并问题,推行清丈,统一田制。清丈后政府征收税粮耕地面积有了较大增加。

而被大家熟知的“一条鞭法”只是张居正改革中的赋役改革,即是把赋税与徭役以货币即银两的形式折纳,并且征收方法简化,俗称“随粮带征”——徭役跟随赋税折色银两一并征收。在本书中,樊树志先生用史料来证实一条鞭法的由来,并非张居正首创,早在嘉靖三十五年,江西巡按蔡克廉已经倡议一条鞭法,可见,明朝赋役制度改革是漫长历史的进程,自嘉靖、隆庆到万历朝方开始正式推行,这也与明朝白银大量流入,国家财政用银两计算有很大关系,货币银本位形成,赋税制度自然要进行改革。

万历年间各地方志,从南到北都留下了丰富的记录,把徭役负担从门户转向土地,简化赋税征收方法,改变原先负担不均的状况,是具有重大意义,尽管南北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带来非议,但从国家财政收入来说是大有裨益的。财政赤字消失,根据《明实录》总结:“十年海域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囧寺积金钱至四百余万。”万历朝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几十年,这与新政不无关系。

 

救时相,救一时难救一世


《新政与盛世》第一章就表明了张居正的上位之路狠絶独断,变法前提是他与宦官集团的抱团,与万历皇帝的年幼,方能大权独握,内阁相权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通过考成法,将官僚系统的权力集中,监察纠弹的不稳定斗争工具收在阁臣手里。变法雷厉风行,这中间也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比如张居正的教育与考试制度改革,出发点是统一思想,钳制舆论,然从万历七年开始的毁弃天下书院,引发东林前辈们诸如邹元标、赵南星的反对。改革中言官进行弹劾反击,余懋学,傅应祯强调应该开言路、刘台批评考成法,都掀起了不小的政治波澜。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去世,引发的夺情也成为朝廷争辩的导火线,“在官守制”激起官员强烈反对,廷仗事件再次出现,这位铁腕人物对改革的决心与权位的贪恋可见一斑。

依附皇权的改革毕竟不能长久,当万历皇帝朱翊钧步入成年亲政,内廷李太后与冯保,朝廷张居正一手把持,这对权力欲极强的皇帝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张居正病逝抄家被清算,楚党被罢黜,冯保被驱除,大量抄没家产被皇帝收入囊中,成为万历皇帝的发家工具。只当了十个月的辅臣张四维纠正了张居正改革中的“法令苛急,如束湿薪,海内汹汹”,采用了宽松的政策。申时行作首辅时,直接罢废考成法。

后张居正时代,万历皇帝“朕亲揽章奏,何事不由独断”。如何调和皇帝的独断与言官的谏诤,成为太平首辅申时行的难题,而最终也因为册立太子问题万历皇帝长期怠政消极抵抗,用事事不如张居正的申时行,就是因为这个首辅听话,听皇帝的话。

《新政与盛世》最后一章讲述的万历三大征,发生在明王朝疆土的西北、西南还有朝鲜地区。宁夏之役、播州之役、朝鲜之役的胜利,大明王朝的边疆得到了安定,也让国内的发展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安稳,这也是明朝的发展能够再度繁荣的一个关键。反观这几次战役,除了朝鲜战役,其他战役缘由政务处理失误造成的,展现国力的同时国库也产生了巨大的消耗,仅播州一役,耗费银两二百万两。很多人认为万历三大征用光了张居正改革的银两,樊树志先生认为长远来看,播州战役之后,改派流官进行治理,为清朝日后的“改土归流”政策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万历一朝的改革,可谓是一个长期艰难的探索过程,终明之世,阁权始终受制于皇权,张居正延续徐阶、高拱之后的改革与万历三大征造就了晚明的辉煌与数十年的富庶与安稳,但如樊树志先生所言,这样大好局面的大明王朝,为何会摧枯拉朽般走向覆亡,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否是扩张后的阁权在反对张居正“专擅”中发生逆转,使明朝因此迷失了方向,还是在改革中东林人的崛起,这就要在第三卷《朝廷与党争》中寻找答案了。


内容简介


本书是樊树志先生以全球史的视野细讲晚明史的新作——“重写晚明史”系列之一。作者站在全球的角度聚焦晚明王朝,史识、史见与历史新知交融笔下。本书从嘉靖间内阁更替下笔,描述了张居正从内阁中脱颖而出,并以天下为己任实施新政改革等的历史过程。

作者在遍阅晚明各种史料的基础上,还原了朝廷间的日常细节,诸如大臣的沟通相处、皇帝与阁臣的问答对话、给皇帝授课讲学内容及上课过程等,通过这些难得一见、颇具生活气息的细节,立体呈现出一段鲜活而带着温度的晚明大历史。

本书分五章:第一章《嘉靖隆庆时代的政局与内阁》,第二章《张居正与万历新政》,第三章《皇帝朱翊钧与首辅张居正》,第四章《张居正之死与朱翊钧亲政》,第五章《盛世的武功:万历三大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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