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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疫情隔离期间，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转到了线上，一种好久没有出现过的虚无感缠绕住我，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倦怠里。令我恐惧的是，这次的虚无感，已经无法再用阅读、写作和看电影去对抗了。 一位朋友建议我换一种思维方式，试着去写写剧本，他大致和我聊了下手头的项目，要我挑选一个喜欢的题材。我拒绝了他的好意，在一个电影项目里，如果我不是投资人，不是导演，只是作为一个编剧出现，面对的将是各种指向性模糊的修改。 我决定写小说。 我鼓励自己，就工业属性而言，小说创作可以尽可能地不受干扰，保持出发时的原状。 等真正动笔之后，我才发现之前评论性质的写作经验，对于小说创作全无用处。写了两个开头，给朋友看，都说看不懂，他们很客气地回我，“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只得放下笔，翻出几本小说，先研究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字数上的区别，再看怎么分章节，怎么过渡，怎么写对话。 1 《肥梦》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收录了《如山》《过五关》《毕业生》《正月初六》《肥梦》五个故事。 在这五个故事里，我想像描写一个英雄那样去描写一个小人物。 既然抓到了小说这个放大镜，我就想在一个庞大的公共语境下，去尽可能地注视那些平凡的、渺小的，甚至是卑微的生命。我想知道在这些被定义为黯淡无光的生命背后，有没有如流星一样闪耀的瞬间。 我写《如山》里的老姨夫，就是因为在一个东北小城，我看到过一个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轰隆隆驶过的老人，一条80年代式样的针织围脖，如旗帜一样，在身后飘得老长。听说他曾经是一个万元户，现在他全部的家当就是这辆摩托车。 我一次次地去想象，他自己会如何看待，他过去在公众语意上所获得的成功，以及他现在被普世价值所定义的失败。 我写他年轻时，努力想要买一辆摩托车，在人生的后半程，他获得了一辆摩托车，但人们说他活得窝囊。与之前的财富相比对，他买一辆摩托车的理想，是被人轻视的。我想写他为了迎接最终的失败而努力的成功，写他被人轻视的很像是失败后的快乐。 在《毕业生》里，我想写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尤其是农村生源的大学生，在不包分配政策出台后的错愕。我想写他们努力攀爬，以为终于踏上了黄金梯凳，可最终发现一脚踏空后，那些形状不明的惊恐，手脚并用的挣扎，以及埋伏在命运深处无数偶然中的必然。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据说很刁钻的女人，打扮得干净、得体，气质高傲，不大说话，和邻居、同事关系紧张，就连结了婚的孩子都不大来看望她。大家说她是上海知青，一直把自己当上海人，把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东北，当成异乡。我给她取名叫邱若水，我觉得，这样的人应该有这样好听的名字。而她的命运，应该配不上她的名字。我想在烟熏火燎的污垢里，写下她史诗般沧桑的一瞬。 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只有在小说里，我才敢走到他们面前，递过去一个橘子，一起抽一根烟。我不知道如何开口说第一句话，我怕一开口，现实的烟尘就会乘虚而入，我怕打扰他们独立而高贵的王国。何其有幸，我看到了他们把梦想当作武器，与现实战斗时迸溅出的火花。 我在小说里找到了同类，在汉语的森林里，我们是自由的，可以如小兽一般依偎。 电影总愿意去眺望伟大，文学还可以注目渺小。电影热衷于歌颂成功，文学有机会去书写失败。我想知道，当生命和命运不再作为一个名词，而是作为一个不可逆的动词之后，还有哪些可能。 2 在这五个故事里，我想像描写一个英雄的成功那样去描写一个小人物的失败。 这是一个被成功学诅咒了的世界。一股巨大的吸附力，如割草机一样，将现实修剪成形状齐整的人工景观。成功，是整齐划一的追求，不同，被定义为一种危险行为。在这场荷尔蒙飞溅的狂欢里，语言迅速变异为最不可信的物种，它们一次次显示了将膨胀的欲望涂抹成闪光的理想的能力，在各种论坛上、公众号里、话筒前、PPT上开出罂粟一般妖冶的花朵。 这时候，我相信文字是忠诚的，它帮助那些还愿意相信本质的人，穿过红毯、名牌、红酒、IPO的丛林，抵达陆地，并得以站在社会基础之石上。我倚靠在文字上，写一个在人们嘴里一直被称赞的好学生，如何用一己肉身撞碎了这种经验池内的好。我知道，在人们嘴里“谁家的日子不都是这么过的”“老师家长不都是为了你好”这样的世俗语境里，有人挥舞少年还依稀尚存的勇气，选择不那么活着。 我想写在循环往复的庸常里，一个少年慷慨悲歌的战争。 在形而下的目的变得空前正义的时候，我想写一个寄居在形而上的目标里的灵魂，如何力战而竭。他狼狈不堪的样子，为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再留下一个孤独的样本。 在《过五关》里，我写了一个渣男的故事，在妻子生病期间出轨，再婚时又抛弃情人，选择“一个黄花大姑娘”结婚。我写他的众叛亲离，“死了老婆，都过来夸；娶了老婆，都过来骂”。写他被网友人肉搜索，寄刀片。在这些鸡飞狗跳的间隙，我留下一些痕迹，让读者可以和我一起看到，在每个人都觉得获得了话语权，然后去忙于捍卫一个公共的生存公式时，还可以听到那些个体的、细微的碎裂声音。我给他起名叫陆辰，他在小说里问，“我做错了什么？” 我喜欢绕到事物的背后，看它们不为人知的样子。这个世界太热闹了，争先恐后地创新，敲锣打鼓地发家致富，声嘶力竭地制造新名词。我想拨开这些杂草，找到一个可以躲避的地方，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认识一些微不足道的同类。 就像在《正月初六》里，我站在邱若水遗体前，发现她床单上的花，就是她小时候照片背景里的花，就是她的故乡上海市的市花。我确认，有一些转瞬即逝的瞬间，更接近真相。 电影有公式遵循，文学需要突破。电影是现实主义者成功的合唱，文学是理想主义者失败的哀鸣。 3 我的五部小说，都站在现实里。中国正在进行城镇化建设，其规模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故乡”两个字，已经无法盛放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错身交换时复杂的情绪了，我想在空间城镇化的同时，记录心灵城镇化的若干瞬间。我想跳脱于生活，去看生命的形状，跳脱于时间，去看时代的起伏。 在《如山》里，我写父亲和老姨夫魔幻般的命运，更想写无数翻滚的时间汇聚而成的那个时代。我想写汹涌的时代浪潮里，两条微不足道的溪流。他们在当时做出的无数决定，后来构成了那个叫命运的东西。 我想知道，站在时间里回望一个人的命运时，那些慎重而本能的选择，按照某一逻辑重新串联在一起后，会构成怎样一条无法预知走向的曲线。 从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到我开始小说创作的2020年，中间仅仅隔了42年，一代人的时间还没过去，可这代人已经经历了过去几代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变。一个西方社会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演变，在中国仅仅42年就完成了。一个人得有多灵活的身段和多粗大的神经，才能一直站在风口。 我想写在那些汹涌的巨变中，一个愣神，就被离心力甩开的人，他们愣神的样子。 我不想将这一切往奇观方向上拉扯，我想写他们挣扎的样子，又渺小又壮阔。我想写无数人的命运，汇聚在一起，成为翻滚的时代河流时，那些看似不可预知，其实早在一开始就写好了结局的走势。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都是由偶然和必然拧结在一起，直到现在，我还相信事物的走向是那些必然的元素在起决定性作用，比如更接近我们精神原点的正直、勇气、善良和爱。 我也知道，我笨拙的文字，配不上我的野望，如有冒犯，在此先行说一句抱歉。汉语博大源深，我尽可能地让我的主人公能够体面地栖居在我的文字里。 我一直都知道，我不是小说的作者，我只是一个采撷者。时间才是动手书写的人，怀抱着这个时代所有的秘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