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注重历代治乱兴衰之道的探讨。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话，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今天的管理者来说，读史可以帮助我们跳出一时一地的局限，从长的历史时段来发现哪些东西是可以持久的，哪些东西只是一时的喧嚣，从而帮助揭示上到国家、下到企业治乱相因背后的成败得失及其深层规律，并从组织、战略和领导力等维度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在所有的史书中，《资治通鉴》又以其“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明确定位，而受到管理者的重视。
    张国刚教授精研《资治通鉴》数十年，出版有《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资治通鉴启示录》等有影响力的专著。他在清华大学校内外开设的《资治通鉴》课程更是长盛不衰，一直深受学员欢迎。其中原因，除了《资治通鉴》本身的魅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张国刚教授善于将历史学的功底与管理学的洞见相结合，以娓娓道来的叙事，鞭辟入里的总结，将久远枯燥的历史事件变成了引人入胜的鲜活案例，从而引发管理者的强烈共鸣。张教授的新著《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是张教授从解读《资治通鉴》的经世之道入手，史论结合、从历史看管理的上乘之作。
    
    《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
    《治术》一书最大的亮点，是张教授在书中关于历史上组织成败与管理得失的大量精彩点评。随手列举几例：比如谈到商鞅改革的经验教训时的“如何把改革的刚性与柔性结合起来，是改变成功的关键之一。”比如谈到赵国在战国时的外交战略得失时的“没有战略目标，争一时一事之短长，这是赵国成为失败国家的最大原因。”比如谈到萧衍身为管理者的角色冲突所带来的影响时的“身在庙堂，就应该讲文治武功；遁迹山林，可以空谈性理。如果身为皇帝，又想做菩萨，两种角色互相冲突，其结果一定是悲剧。”比如谈到高欢的东魏最终输给宇文氏的西魏时的“与领导者对于国家发展方向的把握相比，领导技能最多只能算南面之术，在中古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就显得很不够了。”比如谈到唐德宗反腐时的“惩治贪腐不能靠文官、武官或者宦官来决定，而是要靠反腐的一套措施和制度。”等等，都体现了作者过人的史识和精彩的洞见。在每一讲之前，作者还都会围绕相关时代的治乱得失进行综合的讨论，洋洋洒洒，每每数千言之多，可谓作者读史心得的全面反映。
    王朝时代是人治时代。人治最大的特点，是管理者的能力、眼光、境界、胸怀、修养这些我们今天通称为领导力的个人素质的高低，对于王朝的兴衰与命运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中国人讲治国平天下，一定要从修身齐家开始讲起。对于管理者来说，自我管理是组织管理的前提，可以说是《资治通鉴》一书的主题，这也是张教授在《治术》一书中的主线之一。通过《治术》一书，管理者所收获最多的，大概也正是作者基于中国历史兴衰对于领导力这一经典管理问题的深刻反思。
    

    
    《资治通鉴（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治术》一书花了很大的篇幅分析隋唐两位著名的君主隋炀帝和唐太宗的得失，并令人信服地告诉管理者：隋炀帝之失，失在骄矜；唐太宗之得，得在克己。的确，人非圣贤，人无完人，所有人都会有自己的能力边界，即使再伟大的明君也是如此。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越是智者，反而越会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与不足。然而权力最大的问题是会让人性中自大的一面无限膨胀，掌握了无限权力的君主，尤其是面临着这样一种考验。无数的帝王就是因为没有过去这一关，而导致王朝由盛转衰，事业由成转败。
    

    
    隋炀帝画像
    正如《治术》一书所言，“人君的差别不全是因为才能有高下，更取决于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异”。历史给管理者的一个教训是：再伟大的领导，也要明智地承认自身的局限，保持克己的心态，这样才能避免个人的逞强和刚愎自用，保证自己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用张教授的话来说，是“谦卑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应有的工作态度，为人处事的领导方式。”
    

    管理者都希望有忠诚的下属，但什么是真正的忠诚？弄清这个问题，是领导者处理好上下级关系的一个前提。《治术》一书中引用子思的话回答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 
    世界上有两种忠诚。一种忠诚是听话，是对上级言听计从、附和称赞，乃至于一心揣摩与顺从领导心思行事。子思讲的很清楚，这种忠诚是自欺欺人的忠诚，是低级的忠诚，是平庸的忠诚，是缺乏担当的忠诚，是自私的忠诚，本质上是一种伪忠诚。
    还有一种忠诚，不是简单地顺着领导，更不是阿谀取容，而是从组织和领导的长远与根本利益出发，坦诚地讲出自己的观点，指出领导的错误，从而纠正领导的过失。用《治术》一书的话说：“能劝谏、死诤、辅弼、匡正之人，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 敢说真话的下属，才是组织和领导者真正的财富，才是真正忠诚的下属。直到今天，中国古人的这一智慧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楚汉相争，刘邦为什么取得了天下，项羽为什么兵败身亡？张国刚教授的点评一语中的：“整个楚汉之争的过程，项羽都在自己打，而刘邦却自始至终在下一盘棋。刘邦最大的本事，在于他会用人，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予智自雄从来是领导的大忌，组织管理的核心就是要激活组织所有成员的活力，因而管理艺术本质上其实就是用人的艺术。用张教授的话说，“为君之道，无非用人任事”。曹操为什么可以成就霸业？张教授在《治术》中分析说，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帐下人才济济，远超所有对手，甚至是在敌方阵营中不出众的人才，比如张辽、高览甚至郭嘉、荀彧，来到曹营之后都能施展拳脚，大有用武之地。而袁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其用人不行，他重用的高级将领，有匹夫之勇，无统御之材。即使是用才华的大将，在他的手下也表现平平。管理者用人的能力，可以说是决定两个集团不同命运的关键因素。
    
    曹操画像
    尤其是能否用超出自己能力的下属，对于管理者从来都是严峻的考验。所谓的领导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的。正因为如此，《治术》一书花了大量的篇幅分析历史上用人得失对组织兴衰和事业成败的影响，并总结了大量的如何识人、用人、驭人的经验。对于今天的管理者来说，这些都是提升自己用人能力的有益养分。
    南朝诗人谢灵运曾说：“难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宋朝名臣范仲淹也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历史从来都是最好的领导力课堂，相信读了张国刚教授的《治术》一书之后，所有的管理者都会发自内心地认同这句话。
    （本文原载于中国好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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