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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知识,如何才是力量

http://www.newdu.com 2021-08-18 爱思想 韩少功 参加讨论

    
    
    在社会人文领域,经济学看上去已最像“科学”,至少最接近“科学”。这一学科在逻辑化、数理化、实证化等方面都努力向理科看齐,且走得最远,表现最为突出,动不动就有统计、民调、量化、实验的硬数据支撑,各种数学建模相当酷炫,不懂高等数学的人根本没法在圈子里混,一般文科生也读不懂他们的文献。但可惜的是,对2008年始于美国华尔街的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地震,这个学科一直麻木不仁,发出预警的吹哨人极为罕见。差一点就囊括了本世纪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大神们,尽管团购批发一般摘金累累,各有骄人建树,从总体上看,却也从未拿出有效对策,来标本兼治产业空心化、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等危急趋势。两位诺奖得主受聘到华尔街操盘,甚至在汇市、股市里炒得自己大栽跟头。
    相比面目老派一些的哲学、史学、人类学……这个已用数学武装到牙齿的学科,是不是更像一门低能学科?
    政治学也越来越像理科了,一直摆出高冷姿态,客观、严谨、中立、拒绝感情和价值观,但从业者们消耗了天文数字般的学术经费后,在2016年几乎异口同声断言: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他们后来眼睁睁看到事情偏偏就那样,看到2021年初“勤王大军”暴力冲击国会,其憋足了劲的精英反应,也只是发表一份两千多位学者联名的公开信,声称他们“只求理解政治而不参与政治”,呼吁捍卫民主和赶走时任总统,然后了事——是的,了事。如此不痛不痒的半纸鸡汤文,到底“理解”了什么?理解来理解去的结果,不过是一枚油腻和万能的“民主”标签。他们就不能比街头小贩或乞丐说出更多一点智慧吗?
    心理学也好不到哪里去,已越来越依靠药片、仪器、实验室、数据库、模糊数学,其理论前沿已推进到神经元、基因、人机系统、大脑图谱的纵深。与此同时,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严重抑郁症数目一路狂增,将在十至十五年内成为第二大致亡疾病(2019年);当法国国家卫生院的德斯穆格(Michel Desmurget)报告,以十多个国家的数据,证明人类的平均智商竟第一次出现隔代下滑(2020年);心理的“学”在哪里?能否告诉我们对策和出路何在?随着心理学的产业化,那日益火爆的心理诊疗有偿业务,到底是证明这一学科的成功还是失败?
    社会人文“科学”的很多现状就是这样。
    这不仅仅是哪一国的现状,全世界似乎都程度不同、特点不同地面临同样的窘境,面临同样的精英危机。
    也许,衮衮诸公的研究并非一无是处。蚊子也是肉,钢镚儿也是钱,众多局部的发现和创见,积累于人类文明的长河,均可望助益新文明的成长。只是从总体上说,从实效上看,这些学科的“科学化”,即向理科的靠拢和模仿,离预期目标还十分遥远,至少尚未出现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领域里划时代的牛顿和爱因斯坦,并未在人类重大的困难和挑战面前,有效履行科学家“整理事实、找出规律,并做出结论”(达尔文语)的职责。
    他们是在哪里偏离、远离甚至背离了“科学”?或者,我们是否一开始就误解了“科学”本身?
    一个科学的低谷期
    Science(科学),中国俗称“赛先生”,在严格意义下限指17世纪以来的近代自然科学,即“牛顿时代带着唯理论浪潮,也带着经验论浪潮呈现在我们面前”(赖欣巴哈语)1的一系列认识成果。在这里,如赖欣巴哈指出:一是唯理论,一是经验论,两大浪潮的汇合,即数理工具和实验工具的并举,演绎法和归纳法的兼备,才构成了“科学”的成熟形态和清晰边界。
    爱因斯坦有类似看法。1953年,他给一位叫斯威策(J.E.Switzer)的人写信,谈到“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项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其一是“源于古希腊欧氏几何学的形式逻辑体系”;其二是“文艺复兴以来依靠系统的实验以发现因果关系的可能”。他说“人类居然做出了如此发现,(这)才是令人惊奇的”。
    在这个意义上,如不少前人所指出,科学是近代以来的特定产物,并不等同于“知识”(否则传统艺人、哲人的所有知识都可算作“科学”,中医理论更是如此);也不等同于“正确”(托勒密的地心说,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后人看来都不算“正确”;热力学、活力学等在将来肯定也这样)。科学只意味着一种并非万能、不会完结的新型知识生产机制及其过程。不过,这已够激动人心的了。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这种科学,即数理与经验(演绎与归纳)的双引擎发力,缘聚则生,修成正果,贡献了一轮空前的全球性知识爆炸,带来了生产方式与生活形态的翻天覆地——特别是物质层面的巨变,把人类送入现代文明。以至当今太多人,会情不自禁地把“科学”等同于“知识”,再等同于“正确”,一个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无限越位,无限升格,视之为可解决一切问题的神器。
    这不是不可理解。
    ——即便这已类似神学家的态度,即很多科学家强烈反对过的态度:以为上(ke)帝(xue)可搞定一切的妄自尊大。
    文科一窝蜂向理科看齐,觉得自己不懂“数理”的纷纷内疚,怎么也得“实验”起来的万般焦灼,如此“科学化”潮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也许没什么不好。文理之间的互鉴纯属正常。事实上,这也有望克服不少文科著作中常见的空疏、虚玄、零散、模糊、偏好、独断、大而不当,还有过于依赖比喻的抖机灵或耍滑头——出于职业习惯,科学家最反对这样做。
    不过,真正懂一点科学,真正学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并且在运用中增强而不是削弱文科自身的所长,克服而不是包装文科自身的所短,并不那么容易。比如,不太好的消息是,文科生所热烈追求的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在20世纪却不幸陷入停滞。有心人已发现:1970年,第一架波音747飞机从纽约飞往伦敦用了八小时,而五十年后,类似飞行的时间未见任何缩短。1969年载人航天器着陆月球,但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人类足迹未能延展得更远,太空探测器也无质的更新,如火箭仍依赖化石燃料。1927年的列克星敦号航母,最高航速已达33节,而七十多年后投入现役的核动力戴高乐号,舰重减轻,航速却只有27节。上世纪的60年代,很多人认为有生之年可实现星际旅行,但眼下连他们的孙辈,也只能用游戏机去火星。上世纪50年代,教授告诉学生们,五十年内人类将实现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人造太阳、海底城市、汽车飞天也不是梦想,但眼下学生的学生告诉学生,再等五十年吧,也许,可能,大概,是外星人远程锁控了我们的大脑(网友语)……
    爽约不胜枚举,也令人困惑。回望1915年(广义相对论提出)、1927年(量子力学完成)、1928年(《基因论》发表),现代科学最重要的几大基石,竟在短短的近二十年间相约而至,高峰迭起,砍瓜切菜一般——那是多么辉煌的狂飙时代呵,后来的人类怎么啦?学制越来越长,经费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论文越来越厚,但悠悠百年过去,科学界仍活在前辈巨人的阴影之下,即便在一些枝枝叶叶的项目那里,很多人也不过是为赛道上毫米级的胜出而毕生呕心沥血。
    1900年4月27日,一位物理学泰斗在英国皇家研究所的报告会上,对欧洲科学家们宣布,物理学已走到尽头,人们只能远望“天边令人不安的两朵小小乌云”——这还是指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指二者所构成的分裂僵局。2011年,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科文在《大停滞》一书中断言,人们已经摘完了科学“所有低垂的果实”。2013年,《自然》发表一篇更悲观的文章:《爱因斯坦之后,科学天才灭绝》。美国量子物理学家瑟奇(Christopher Search)认为:“理论粒子物理绝对是一门死学科。”“几十年来我们对物理学的理解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新发展。”其证据之一是:“现在的研究生使用的教材同我读研究生时用的完全一样……如果某个领域取得了根本性突破,难道你不认为教科书会过时,必须被全新的取代吗?”
    好容易,一线机会终于出现。2011年,欧洲“超光速中微子”实验团队(奥普拉)大喜,宣布他们已两次捕捉到这种粒子,打破了爱因斯坦关于光速是极限速度的论断。全球科学界为之一震:显然,这对科学的颠覆将超乎想象,几乎意味着因果律的轰然坍塌,时光机、时间隧道等触手可及。但接下来,各路科学家会集于白雪皑皑的意大利格兰萨索山,十多万人通过视频日夜观看实验现场,最终只等到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乌龙:法国籍和瑞士籍的两位团队领导引咎辞职,因为“超光速”并未实现,团队此前的两次假成功,不过是掉链子——“GPS接收器与电脑之间的光缆松动了”。以致一位意大利同行自嘲:这就对了,我们不可能打破自然界的一条基本法则——在意大利,没有任何事情是准时的。
    研究生们的教材看来还是无法更新。
    这是新科学临盆前一时的屏息宁静,还是科学在微观和宏观两大铁板之间已脱困无望?没有人知道。当然,基础科学的大体封盘,并不妨碍近几十年来应用科学、应用技术的长足发展,甚至日新月异,遍地开花。人们毕竟迎来了抗生素、电视机、计算机、互联网、核动力、太空望远镜、人工智能……这一切在媒体上眼花缭乱热浪滚滚,正在全面定义新的业态与生活——不过,称之为“科学革命”让人犹豫,换上“技术革命”“技术繁荣”之类用词显然更合适。不是吗?技术受惠于科学——特别是其基础与核心的原理,总是比后者慢一拍,不过是科学的传导、应用、衍生、物态化以及潜能释放,是科学这棵大树上晚来的开花结果。
    人们享受果实时,希望确保果树根系的强旺活力,确保下一轮种苗的萌发,大概不会是一份多余的关切。
    理性工具大不如前
    人的知识从哪里来?一个中国人可能这样回答:实事求是,因实求名,格物致知,知行结合,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套实践大法,接近西方的“经验论”,在古希腊主流学界那里却基本上行不通。
    相反,古希腊学者虽不排斥实践,但不觉得实践是多大的事——也许那些宗教精英、贵族精英们成天翻着羊皮书,对出门干活流汗一类本就不大擅长。在他们眼里,“真理”(true)高于“真实”(fact),是世界固有的内在性逻辑,是以数学为范本的抽象体系。人类不是靠观察,而是靠洞见才能一步步进入那个普遍、绝对、神圣的公理化秘境——为此,你哪怕成天闭门造车,也没什么关系。
    有一个根号2的故事。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伟大的几何学家,最先证明了直角三角形中,“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叫“毕达哥拉斯定理”,又称“勾股定理”或“百牛定理”——因为他的团队曾宰杀一百头牛,欢庆这一伟大定理的诞生。不料,他的学生西伯斯却发现一个疑点:如果一个正方形边长为1,那么根据该定理,其对角线的长只能是根号2;然而这既不是整数,也不是整数的比,在无理数概念尚未产生的当年,完全是一个怪物。毕达哥拉斯对此也百思不解,守着一条真真切切的线,面对一个逻辑漏洞,惊骇不已痛不欲生。为防止整个公理体系的崩溃,他恼羞成怒,下达封口令,严惩学派“叛逆”,不惜派一群打手出海追击,把那个仓皇出逃的家伙五花大绑,丢入大海喂鱼。这就是说,解决不了问题,就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若事实抵触公理,那就把事实干掉!
    事实算什么呢?事实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吗?在他们看来,观察和经验一再欺骗我们。想想看,水中折棍、海市蜃楼等,都是这样差点骗过人们眼睛的事实幻影。那么根号2肯定也是!
    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是带着这一股唯理论的狠劲,
        
    
    
    一种痴迷和一根筋,不管不顾,长驱直入,倒是在演绎法上别有所长——这是事情的另一面。从“万物皆数”(毕达哥拉斯语),到“数学是一切知识中的最高形式”(柏拉图语),到“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就的”(伽利略语),到“一切科学均可最终转化为数学”(莱布尼兹语),到“数学是科学的皇后”(高斯语)……欧洲的数学狂们层出不穷,创造了埃及、印度、中国等古文明中都不曾有过的一种知识理想和知识类型。习风所染,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穷究五花八门的本质属性:人有人性,猫有猫性,树有树性,火有火性,三角有三角性,连普遍与具体本身也各有其“性”,自然与理念本身也各有其“性”。这些“性”,或者说这些“是”(Being),在中国人读来很陌生,特别扭,太烧脑,简直没法准确汉译。5其实,作者不过是想编绘出一册数学式的公理大全,把满天下的抽象本质一网打尽,让它们从不甚完美的“事实”表象中显现出来。
    不得不承认,这种准神学家式的执抝,使一种强大的数理工具源远流长。当东方的实践家们有了算术,有了算术就大体够用,能应付春种秋收、治国安民一类俗务,欧洲的唯理派却收获了数学——包括欧氏几何、无理数、对数法、虚数、微积分等,为“科学”勃兴提供了重要基础。
    一旦与发端于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潮两相汇合,互为依托,便如虎添翼,牛顿时代的喷薄而出就只是迟早问题。人们或是靠实验采集知识,然后用数理加以组织;或是靠数理预测知识,然后用实验加以印证,似乎怎么走都顺,哪一条腿迈在前面都行。以至从某一个节点孤立地看,有时知识还可以跳过实践,把实践落在后面,在学者密室里以先知预言的方式“先验”地发生——上帝就是这样干的吧?海王星的故事就是这样:先是有人推算出它的空间位置,当天文学家后来架起望远镜,对准夜空中的那个位置时,果然发现了一个小小白点,与预估点位竟相差无几。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故事也是这样:门捷列夫依据原子质量大小,对元素予以排列和推导,发现了一些先有数据、而无实证的空白格子,而这些当时尚未发现的元素(镓、钪、锗等),事后果然被发现,由实践家们一一捉拿归案。
    正因此,爱因斯坦在晚年《自述》一书中谈及真理的标准,除了“外部的证实”,即经验派所拥戴的实践检验,还加上了另一条“内在的完备”,包括逻辑的简洁和美(比如他爱不释手的E=mc2)——这其实是延续唯理派一脉遗风,深切怀念演绎法永远要求的严密与纯净。
    “上帝不会掷骰子。”他的另一句名言,显示出他对因果律笃信不疑,相信世界就是笛卡儿心目中那种精密运行的钟表。
    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唯理派在牛顿时代的好运气,并未延续太久。一旦遭遇现代科学的冲击,“钟表”之喻渐渐不合时宜。
    不妨耐心回顾一下。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一种普遍、绝对、神圣的世界因果秩序,首先在黑格尔等人那里撞上辩证法,陷入正题、反题、合题的迷阵,形式逻辑让位于辩证逻辑,“自相矛盾”从此有了合法性。接着,它在贝叶斯等人那里撞上概率论,必然逻辑让位于或然逻辑,等号几乎都成了略等号,“差不多”和“大概是”从此有了正当权。再后来,它在哥德尔等人那里撞上“不完全性定律”,发现公理的一致性与完全性不可兼得,数学的自洽和相应证明不可兼得,看似完美的逻辑体系原来一直处于带病的状态,不能不让人惊醒和沮丧。到最后,它被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的分裂炸了个半晕,发现在高斯、黎曼等人那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真理和彼真理居然互不通约,统一逻辑变体为多重逻辑。它还在普朗克、海森堡、玻尔、薛定谔等人那里,被量子力学拖入一片泥沼,发现在亚原子层面的微观世界,与常规世界不同,几乎一切都“测不准”。A也是B,有也是无,到底是什么,其随机结论只是取决于人们采用何种观察方法和观察工具,因此因果认知的客观性被釜底抽薪。
    连因果律的坚信者爱因斯坦——如果不是在实证层面,至少在假说层面,也对自己伏下了潜在威胁。所谓因果,只能是前因后果吧,只有在时间轴上才有意义吧。然而,恰恰是根据他的相对论,时空不可分割,均在运动中变化。运动的尺在相对变短;运动的钟在相对变慢,达到光速时则时间消失。这就相当于说,一切因果链在那时都会溃散,在超过光速时则会倒置。一个乡下老汉可能因此万分惊骇:照这样说,人岂不会先死而后得病?孙子还会出生在儿子以前?
    显然,要安抚老汉,确信这种惊骇大可不必,只能靠一条:宣布时光机是无聊的科幻,宣布爱因斯坦就是物理学的终点,关于光速是极限速度的判断永不可动摇。所有后来者都得趁早死心,不要像“奥普拉”团队那样,再去打光速的主意。
    人们都会同意这一点?
    很多人也无法证伪这一点。一切还是疑雾重重,构成了眼下知识生产的重大困难。换句话说,作为科学远航的双引擎之一,唯理论看上去已透支和冷却,数理工具的有限边界日显,对实验工具引领和支撑的作用远不如昨,即便——如前所述——数理革命的余热还热在应用技术的另一头,包括成为某些文科研究领域的新时尚,包括“数字经济”启爆革新大潮,“大数据”“云计算”风起云涌,算法工程师和独角兽企业拿走了业界最丰厚的年薪或利润。
    实践也多方面变味
    爱因斯坦以后的科学发展,看来主要依重经验路线和经验方法。可望成为科学最新主角的生物学,据说就是这样。黑洞、暗物质、希格斯粒子等前沿研究,也多是依据海量的观察和实验,靠的是科学家们务实苦干、摩顶放踵、大海捞针、集沙成塔——发现海王星的那种先知式奇迹,已十分少见。
    这其实很对中国知识传统的胃口。中国古人讲究急用先学,仅靠区区算术就鼓捣出了“四大发明”,还鼓捣出算术因素更弱更少的中医成果。中国人摘取诺贝尔科学奖尚少,但世界上最多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最多的技术专利申报、最多的科技论文发表、最高增速的新技术产业规模……都汹涌而来蔚为大观。中国人重应用、重实据的务实风格,在一些人看来,不过是儒家传统中“实用理性”(李泽厚语)或“实用主义”(安乐哲语)的一脉相承。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知识风气远欧陆,而近英美,英国人培根就狂赞过“三(四)大发明”,孔夫子最像美国实用主义的理论旗手“杜威先生”(蔡元培语)。当唯理派走下神坛,英美经验派更愿意强调,毕达哥拉斯的几何学其实源于古埃及修水利、建金字塔的工地,同样是干出来的学问,其人间烟火气不应被掩盖。中国人对这样的说法最可能鼓掌。
    这没什么不好。实践确实是真理之母,哪怕在爱因斯坦那里,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二”标准之一,响当当的。只是作为科学远航中的另一台引擎,进入现代以来,实践也面临新的故障。
    至少可注意下面三点:
    1.实践盲区
    这么说吧,前人的观察和实验都较为简易,便于操作,花费不大,也比较个人化。阿基米德靠一盆洗澡水,就可以发现浮力原理。牛顿靠一个枝头掉下的苹果,就可以构想重力学说。伽桑狄在一条航行的船上,从桅顶落下一块石头,就能检验地心说的真伪……那时的科学家都像草根“民科”,多是单枪独马,小打小闹就做出大学问,在知识的荒原上到处开疆拓土。
    相比之下,随着日常环境和常规层面的科学发现接近饱和,易啃的骨头已啃完,科研就不再以米为单元、以克为单元、以秒为单元,而是一头指向亚原子层面的微观,另一头指向深空星际的宏观。这时候,观察和实验的成本急剧升高,“民科”风格就行不通了,绝大多数聪明的人和机构被排拒在机会之外。大型球面射电“天眼”,只有一两个国家可做。一台高能粒子对撞机,动不动就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的投入,连美国、日本都供不起,谁还能玩?故杨振宁建议中国根本不要去搞。在高预算、高设备、高薪酬、高技术产业、高质量教育等配套条件缺位时,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创新也无从谈起,几乎“被贫穷限制了想象”。很多国家的理科大学近乎奢侈品,于是重文轻理,甚至弃文从戎,实属学子们的无奈之选,诺贝尔奖这事不必想得太早。
    进入一个市场经济时代,若无公权力的大手笔合理调控,很多实践总是缺乏后援。投资商以赢利为目的,只会青睐那些周期短、见效快、有购买力的应用科学和应用技术,宁可对奇巧淫技砸下重金,也不会对荒漠化、农田土质修复、非洲地方病等投入情怀;宁可“山寨”“接汤”“做下游”,到处捡一些边边角角的业务,也不会对基础科学长期的冷板凳和可能的投资黑洞,多看上一眼。“军工联合体”通常成为拼抢战略红利的优先投入部门。依据同样的利益逻辑,早在1976年,美国的一半医疗支出都用于照顾病人生命的最后60天,加上另一大块用于性无能和脱发谢顶,相关研发显然不是为大面积穷国和穷人所准备的。6全世界用于宠物、化妆品、奢侈品的研发收入,只要拿出百分之一,牙缝里省下一点点,培训四十多个极贫国家的脱贫技能也绰绰有余。
    长此以往,知识与利益捆绑,知识生产中的一部分,即零收益或收益不确定,却可能是人类迫切需要,乃至整个知识生态中至关重要的那部分,倒可能受到市场挤压,退出人们的视野。
    一种知识的失衡不易补救。
    2.实践窄道
    一个前辈观察当下的生活,也许也会觉得现代人太无能,在越分越细的现代分工体制下,只能打拼在生产链的一个小小节点,只能是偏才,只能是人形零件,放在相邻工序就是废才,比如医院里的胃博士不可代班肠大夫,管结肠的与管直肠的也各管一段相互袖手。这远不如从前:医生多是全科医生,教师多是“全科”教师(如打通文史哲,或打通数理化),连一个农民也可能是“全科”农民(农林牧副渔样样上得手),如此等等。
    现代人回到家里也许就更笨了,即便是高学历的白领,也可能煮不好一碗面,洗不好一件衣,更不懂如何修桌子或出门挖草药。他们被“傻瓜化”的各种家用自动设备,被发达的电商配送服务,宠成了一个个“巨婴”,屁股常在沙发里生根,不时靠旅游、八卦、表情包来打发闲暇,还以为自己操弄傻瓜相机就懂得了摄影。
    专业细分是知识增长的势所必然,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不就得这样吗?何况日子过好了,有钱人无须什么事都自己干,很多过时的知识和能力,要丢那就丢了吧。不过,如果他们的实践面过分收窄,“零件化”的职业状态叠加“原子化”的心理状态——某种个人主义的自恋和自闭,就很可能失去走出自我的能力,失去对父母、亲戚、邻居、朋友、服务者、合作者、庶民大众的兴趣和了解,失去在困苦、焦虑、情义、背叛、绝望、斗争、虚伪、牺牲中的历练,欠缺作为一个群居生命不可或缺的社会阅历。如果事情是这样,“巨婴”们就真的长不大了。
    经验蕴积不够,必有感受机能的退化失敏,一如赤道居民对“冰雪”一词无感,即便翻字典读懂了,但肌肤、神经、情绪上还是无感。到这一步,任何优秀的文化和思想都不易与他们的心智接轨,更谈不上共振。“奶头乐”(Titty Tainment)的亚文化潮流便会应运而生,取而代之,找到最合适的生长土壤,找到兴风作浪的资本吸金神器。娱乐为王,刺激为王,搞笑搞怪就是一切。因一味迁就受众轻浅的理解力,各种“神剧”都能成为热剧,“狗血”与“鸡汤”最容易成为头条。即便偶尔涉及历史和政治话题,有几枚流行标签就够了。他们一通嘴炮打下来,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记得的恒记,不愿记的恒不记。碰到不顺耳的看法,有条件时要踩,没条件时创造条件也要踩——事情就这么简单!
    这就说到文艺和时论,说回到文科知识了。据说“奶头乐”是出于冷战对手的阴谋,是刻意制造娱乐快餐,意在填满弱者心智,消解反抗既得利益者的意愿和能力。其实,即便没有外部输入,即便也不如另一些人所忧,可诿责于父母、学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社会的“娇惯”和“过度保护”,就更深原因而言,只要前述条件和趋势不变,只要人们对社会实践的疏远面、绝缘面、无知面不断增大,这些人想离开文化奶嘴,恐怕也难——这里既有知识的失衡(多表现于理科),也有知识的失真(多表现于文科)。
    最日常的现象是,一些大学生居然被小无赖忽悠,一些硕士或博士被校园贷、高消费、假网恋、出国梦、成功学、邪教组织无谓吞噬生命,悲剧时见报端。他们的学业高分,他们的超长网龄,都不足以摆脱“利令智昏”的古老魔咒,不足以换来连古人也不缺乏的基本判断力,无法健全自己成熟和正常的人格。
    3.实践浮影
    延续前面的话题,这是指现代人特别容易重知轻行,以知代行,使自己的实践日益虚浮,知识生产“脱实向虚”。
    这也就是说,牛顿和爱因斯坦那个时代尚属正常,资本主义拉动生产力,知识多服务于实业;然而自后工业时代以来,正如金融玩起了体内循环,知识也开始服务自己。金融(投机)与知识(自肥)两大产业,已构成新资本主义的双“虚”。
    事情起码是这样。
    读书当然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古代,交通和通信工具不发达,人们的活动半径小,知识多是亲历性的直接知识,所谓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自吃上一口。由此产生的知识量显然不够,非常不够,人们急需用书本补充间接知识,不能不羡慕“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尽管庄子对书本并不特别信任,在《秋水》中警告:“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陆游也对书本一直警惕,在《冬夜读书示子聿》中感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但毕竟那时间接知识极度稀缺,读书人都是宝贝疙瘩,直到20世纪前期,中国军队里的连长或营长,身边能有个识文断字的文书官,能看懂命令和地图的那种,还相当稀罕和要紧。
    变化的拐点很快到来。中国的文盲率已从七十年前的80%降至4%,高校毛入学率接近五成,这意味着印刷机、网络服务器开始热得发烫,谓之“信息”的间接知识出现疯长和爆炸,反过来大规模挤压和取代直接知识。在很多人那里,“知识”已等同于书本知识,“良好教育”已等同于完整学历,“知识就是力量”无异于文凭就是身价和话语权。一百本书产生一百零一本书,一千本书产生一千零一本书,知识的自我繁殖和次生、再生链条无可遏止。知识的分支也无比庞杂,以致同科俩博士也可能互为聋子,因分支不同就听不懂对方的概念。从学前班到博士后,从鼻涕娃到白发生,很多人半辈子或大半辈子都在读读读,如果入职院校或媒体,更可能成为终身“书虫”——这种情况在文科领域特别多见,也特别令人担心。
    书本有什么不好吗?能因此见多识广、旁征博引、集思广益,充分吸收前人和他人的成果,不正是人类智商提升和文明兴旺的最大优势?
    这话没错。不过,美国电影《心灵捕手》(1997年)里,一个禀赋过人的学霸,一位叛逆的天之骄子,曾被老师的一段话震击:
    你从未离开过波士顿,是吧?所以你说到艺术,只有一些艺术书籍里的粗浅论调,关于米开朗基罗,关于他的政治抱负,关于他与教皇的故事,关于他的性取向和他所有的作品,你知道得很多,对吗?但你不知道西斯廷教堂的气味,你也从未站在那里久久凝视美丽的天花板。
    如果我说到战争,你会说出莎士比亚的话:共赴战场,亲爱的朋友,如此等等。但你从未接近过战争,从未把好友的头抱在膝盖上,看他呼出最后一口气,向你绝望地呼救。
    如果说到女人,你八成也会说出个人偏好的谬论,你上过几次床,如此等等,但你说不出你在女人身旁醒来时那种幸福的滋味。你也许会引述十四行诗,但你从未看到过女人的脆弱,也从未看到她能击倒你的双眼,让你感觉到上帝的天使为你而来,把你从地狱里救出。你也并不了解真正的失去,因为唯有爱别人胜过自己的人才能体会,你大概不敢那样爱吧?
    不明书本之短,便有上述电影中的书本学霸,便有“知识最大的敌人——不是无知而是知识的幻觉”(霍金语)。
    这些大量冒出的“知道分子”(网友语),与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缺少现场性的感受和经验,缺少实践的重力与活性。采访、座谈、参观、视察、实习……当然也是实践,聊胜于无,但如果不足够和深度地去做,便不足以激活、消化、修正、补充间接知识——更不要说发展了。永动机式的空头理论,看似环环缜密,甚至合得上能量守恒定律,做起来根本没戏,就是这样来的。文科里的“口舌之学”而非“心身之学”(王阳明语),也是这样来的。笔者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一位从未做过任何生意的在教经济学,一位从未参加过任何实战的在教战役学,一位从未当过记者或编辑的居然开讲新闻学,一位既未当过官也未造过反的居然把持政治学,而一位个人品行很糟糕的家伙则可能一再发表伦理学论文……你就那么相信?把他们的学问不断学舌和复制下去,人们就那么放心?
    读书充其量只是半教育。积弊日深的全球现有教育体制延绵数百年,经新资本主义的塑造升级更为根深蒂固,需要一种大体检,需要一场大手术。这包括设计和推出一种新制度,视工龄与学历同等重要,更鼓励师生双方对险难岗位工龄、研发工龄、多岗工龄的积攒,以重建人才评价标准体系,大大提升实践的地位,从根本上打掉应试教育、论文生涯所组成的荒唐闭环。如此等等,也许是所有社会改革议程中更具有基础意义的改革——至少是之一。问题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接受这一点。文凭工厂、论文生意等已把他们养得够肥,好日子还得过,知识利益的等级化和垄断化还得加固。哪怕“花钱买版面”在眼下很多地方已见多不怪并寡廉鲜耻,哪怕“SCI数据库”“JCR报告”“影响因子”充满猫腻,不过是出自一家私人公司的生意经,业内不少人心知肚明,但还是会被奉为国际科研评价体系的超级指挥棒。7寄生于现有体制的大批教育商、学术商、传媒商、知识官僚已不习惯让实践家——特别是底层的实践家,带着汗水和手茧闯入他们的专属殿堂。
    “行万里路”也好,“生活即教育”(陶行知语)也好,这类话也会被他们说一说,出现在什么演讲词里。不过其意思很可能被理解为旅游的消费账单,或看一眼平板电脑里的专题纪录片。如果能成为社会公益的形象工程,三两点缀于履历表,那更属难能可贵。
    这样,很多企业和事业机构常感到无人可用,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却对社会感到畏惧,不愿毕业离开安全的校园,也不愿结束“宅男”“宅女”的日子。教育与社会的裂痕日渐扩大,知识的信用度一路下滑。“我喜欢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特朗普这一口白,迎合了相当一部分底层人对精英阶层的戒心和愤怒,竟助其收割了史上选票第二高的政治人物光环。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卡恩斯对全球22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统计和比对,发现政治家中,平均学历高的反而比学历低的治理成绩更糟。8连麦肯锡这个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咨询管理公司,其老板的用人标准,也是一要hungry(饥饿),即绝不要富二代、官二代;二是要street smart(街头聪明):即灰头土脸摸爬滚打一路拼上来的,切不可是高学历的书呆子。
    这类迹象通常会被主流媒体闪过去。不用说,实践主体意味着人民主体,意味着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将严重冒犯某种隐形的政治机心与伦理禁脔。不少媒体人对此心照不宣,不会去斗胆冒险。
    下要接地,上要接天
    2020年的美国让人看得步步惊心,一些中国“文革”的过来人大概还有几分眼熟。很多城市在砸雕像、打招牌(大破“四旧”),游行示威不断冲击政府和议会(炮打司令部),烧汽车、抢商店、枪击案的暴力呼啸说来就来(文攻武卫),种族压迫的老账与暗中通俄的现行一起查(深挖阶级敌人),家人之间因政治反目并公开举报(亲不亲,路线分),连基本防疫措施也被视为政治陷阱(宁要资本主义的病,不要社会主义的医)……愤怒者几乎把一部历史剧异地重演了一遍。
    两相比较,一个中国女孩穿条花裙子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遗毒,与一位西方老妇戴口罩被指责为对自由主义信仰的背叛,实为异曲同工。中国当年并无贫富分化,也没外来移民群体,不存在具体利益冲突,也闹得那么凶,似乎不好理解。当这种失控出现在经济、教育高度发达的地方,出现于“山巅之国”和“上帝选民”,也是一种不好理解。可见,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在穷国还是富国,人类的理性启蒙成果都不宜过于高估。意识形态教条化、极端化的失控,可随时击溃人的智商和温良,集体犯晕是一个持久的隐患。
    其实,意识形态是思想竞争的正常工具,在其早期大多如此;一旦进入教条化、极端化的状态,才会滑向非理性,通常表现为信仰狂热,思维僵硬,脱离实际,无视事实,求助假新闻,成为一种不由分说和不可冒犯的神主。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不争论”,不是没有对主义的思考,只是因为书生们吵架误事,耗不起,说不清,不会有任何效果,“越辩越明”之类说法根本不灵。神主一上阵,只可能死磕到底,只可能掀桌子,砸场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么来一道封口令,便不失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一种务实者的权宜。
    马克思在原则上同样寸步不让,却也至少五次宣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385页、第21卷541页附录、第37卷432页、第37卷446页、第22卷81页。这无非是他担心自家学说也进入教条化、极端化的理解,失去生动活泼和包容开放的应有之义。他的自信表现为一再鼓励他人向自己发动质疑。
    事情看来是这样,人们只要深入实际,来到现场,面对具体问题,由于各方都熟悉问题的来龙去脉和上下左右,有信息的充分沟通与分享,达成共识是大概率事件。要排涝就排涝,要修车就修车,要包产就包产,要反腐就反腐……谁会同自己的眼睛和钱过不去?除非白痴,很少人不通情理。因此,常见的情况是,越是到工人、农民、商人、基层官员、科技人员那里去,就越少听到意识形态化的口水仗。相反,一旦远离具体现场,一脑子事实换成一脑子理论,人们活得高雅和高深起来,闪耀着这种或那种“政治正确”的神圣光环,事情才会陷入危险,连“花裙子”和“口罩”也能通过“上纲上线”顷刻间变得易燃易爆。到那时,书本左派对抗书本右派,书本激进对抗书本保守,书本效率对抗书本公平……在书本知识的混战危机中,再好的道理都没法说了。
    这并不是说“读书越多越反动”,不是说大老粗具有天然优势。事实上,无论学历高低,人们谈“主义”时都容易崩,谈“问题”时都不难磨合,与穿不穿草鞋没关系。这也不是说书本一定会惹祸,而是说这世界上,所有知识最终都需要落地。唯实践能清醒所有“永动机”式的理论空想,唯实践能给神主知识退烧、脱敏、活血、解毒,是知识重获解释力和引领性的前提,是一切伟大理论活的灵魂。
    毛泽东1937年撰写《实践论》。一个极穷、极弱、极乱的大国在当时几无发展前例可援,各种洋教条让国人左右皆误、一再迷路,若无《实践论》的唤醒,没有一场大规模的知识生产自主解放,全社会行动力的不断凝聚和增强简直无从想象——那是一个并不遥远的生动故事,可为今人借鉴。
    这就是“下要接地”的意思。
    如果说神主知识不可取,碎片知识同样让人头痛,是时下求知者们的另一大灾情。这样说的背景,是当代的知识产能实在太强了,未来的知识更可能多得令人望而生畏。严格地说,对每一块石头都可考古,给每一个人都可写传记,而天上每一颗星星都值得成立N个研究院去探索……但我们需要那么多知识吗?太多信息让电脑死机,太多知识让人不堪其累,会不会反有多方丧生之虞,让人们不是更善于行动,
        
    
    
    而是更难于行动?
    也许,需要一种筛选优化机制,助人们适时轻装上阵,排除大量不急需、不必要、不靠谱的知识。还需要一种活化组织机制,让万千知识各就其位,各得其所,组成手脚四肢和五脏六腑,共享统一的灵魂。不能不提到,随着解构主义等后现代哲学风行,旧的独断论遍遭清算,只是一篙子打翻所有的“大叙事”,视一切概念为“能指”和“神话”,在文本符号里层层揭伪,层层打假,把造反进行到底,痛快倒是痛快,但也有虚无之危——把“遮蔽性”统统罪名化,其本身是否也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独断论?人们至少可以先问上这么一句。
    这事暂且从略,不妨以后再说。物理学家霍金称:“21世纪是复杂科学的世纪。”他是指理科。如果以物为认知对象的理科尚且如此,那么文科(还有医科)以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人为认知对象,当然更是复杂加倍——虚无主义也许不失为一面应时的破镜。由于识字率越来越高,由于知识产能马力全开,由于各领域、各层级、各门派、各分支、各种方法和风格、各种利益背景和实践细节,无一不在盛产知识,再建“大叙事”确已困难重重。于是人们习惯于各说各话,自说自话,头痛医头(甚至只医头发),脚痛医脚(甚至只医脚皮)。国学派同工业党谈不拢,多元派同法律党谈不拢,这还算好理解。反核圈同劳工圈谈不通,女权派与自由派谈不通,就有点费解了。更让人奇怪的是,同是动保人士,宠物派和野生濒危派可能势不两立;同是原住民维权的同道,修路派和拒路派可能不共戴天;同是在抗议超级跨国公司的资本全球化,新左派、同性恋、民族主义者、黑客、素食人士、裸体主义者倒可能自己也闹成一团,甚至打上一场……有关瑞典“环保少女”的争议不过是最新一段插曲。
    不是要百家争鸣吗?争一争也许不错。既然都有理有据,那么任何人都有权发声。但如果人们都是用高音喇叭拼命发声,都希望别人张大耳朵听好,却缺少耐心、兴趣、时间听别人发声,失去了理解和包容他者的能力,大概不是一种正常。即便把杠精们挡在门外,都端起学术架子,拿出绅士风度,开出一个个优雅的高端研讨会,然而只要小题目路线仍至高无上,互相屏蔽者的合影与碰杯也不正常。笔者的记忆中,有两位文学朋友曾靠三五句话一见如故,立刻撇下我等庸常之辈,另择一室亲密深谈。可没过几分钟,大概也就是七八句话的工夫,两人又破门而出各奔东西,一个大骂“骗子”,另一个断言“那家伙屁都不懂!”。
    必须指出,作为前述实践盲区、实践窄道、实践浮影的产物,这种碎片知识多出于白领人士,往往经验含量甚少,戴上旧式的“经验主义”帽子并不合适。也许它更像一种小教条主义,或者说,是小教条和小经验煮成的一些夹生饭。新资本主义时代的经验贫血症同样显现于此。
    长此以往,众声喧哗,谁也听不清谁。没有统领小真理的大真理,真理便让位于形形色色“我”的真理。换句话说,“大叙事”溃散,其意外代价是大“三观”(世界观、价值观、认知观)随之缺位或暧昧,碎化了浮躁而低效的心智,使碎片知识无法得到一种知识方法、知识伦理的黏结与组织,离可操作性已越来越远;这一情形离争夺资源的难看吃相,倒可能越来越近。
    作为知识失能的正常反应,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入场便不可避免。很多人无奈之余,最容易把解决乱局难题的希望寄托于一些强人,那些根本不要知识、不讲道理、作风粗鲁而强悍的可疑救星——比如指望一两个政治枭雄来痛击疑点重重、劣迹斑斑的“全球化”。“刘项原来不读书”(毛泽东诗句),那意味着历史再一次把知识搁置和冷藏,大棒再一次成为最有效语言,知识分子目瞪口呆暂时退局旁观。
    这就是“上要接天”的缘起。
    科学史家库恩说过,“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为新传统提供基础的一条有效途径”,包括借助“直觉”“意会”“无意识”,以革命的方式共约和共建新的“知识范式”,10打造一个新的思维共惠平台。这差不多是说,在不同专业之间,靠嗅也能嗅出一种有关知识的知识,向上升维,分中求合,以结束各自的画地为牢,结束各自专业可能的死局和不安全感。
    这种哲学高瞻,需要对人类实践实现大规模的修复,需要来自实践前沿的睿智,既贯穿于各自的专业自信,也体现于及时的专业自疑,永葆自疑这一求实求新者的必备能力之一,以促成新思维的蓄势待发。这种哲学高瞻也需要人格与胸怀。康德是一个兼职数学家,终身蛰居偏僻小城,过着清贫的日子,其墓碑上却刻有这样一句:“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个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这一墓志铭体现了一个伟大时代众多求知者的风貌,也蕴积了当年知识之所以成为力量的磅礴心志。那时候的人们并非说话句句在理,但天地和心灵是多么广阔!人们握有经验方法与数理方法两大工具,差不多就是握有理科版的“接地”“接天”之道,就能把整个天下真正揣在胸中。
    前人已远,后人接薪。时值全球现代化面临新的十字路口,各种知识小格局碎了又碎,我们能否重建“三观”,重建形而上,打通知识的任督二脉,找到各种知识既能相互博弈和碰撞,又能相互通约、消化、滋养、激发的成长机制?我们能否跨过前人的许多见解,但找回前人的志向,谋术有别,为学相济,做事有别,为道相通,让全人类文明成果再次汇聚成共同前行的力量?这是逼近每个求知者的又一悬问。
    这不仅仅是哪一国的现状,全世界似乎都程度不同、特点不同地面临同样的窘境,面临同样的精英危机。
    科学是近代以来的特定产物,并不等同于“知识”;也不等同于“正确”。科学只意味着一种并非万能、不会完结的新型知识生产机制及其过程。
    真正懂一点科学,真正学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并且在运用中增强而不是削弱文科自身的所长,克服而不是包装文科自身的所短,并不那么容易。
    基础科学的大体封盘,并不妨碍近几十年来应用科学、应用技术的长足发展,甚至日新月异,遍地开花。事实算什么呢?事实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吗?在他们看来,观察和经验一再欺骗我们。人们或是靠实验采集知识,然后用数理加以组织;或是靠数理预测知识,然后用实验加以印证,似乎怎么走都顺,哪一条腿迈在前面都行。作为科学远航的双引擎之一,唯理论看上去已透支和冷却,数理工具的有限边界日显,对实验工具引领和支撑的作用远不如昨。随着日常环境和常规层面的科学发现接近饱和,观察和实验的成本急剧升高,“民科”风格行不通了,绝大多数聪明的人和机构被排拒在机会之外。全世界用于宠物、化妆品、奢侈品的研发收入,只要拿出百分之一,牙缝里省下一点点,培训四十多个极贫国家的脱贫技能也绰绰有余。
    经验蕴积不够,必有感受机能的退化失敏,一如赤道居民对“冰雪”一词无感,即便翻字典读懂了,但肌肤、神经、情绪上还是无感。自后工业时代以来,正如金融玩起了体内循环,知识也开始服务自己。金融(投机)与知识(自肥)两大产业,已构成新资本主义的双“虚”。读书充其量只是半教育。积弊日深的全球现有教育体制延绵数百年,经新资本主义的塑造升级更为根深蒂固,需要一种大体检,需要一场大手术。寄生于现有体制的大批教育商、学术商、传媒商、知识官僚已不习惯让实践家——特别是底层的实践家,带着汗水和手茧闯入他们的专属殿堂。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在穷国还是富国,人类的理性启蒙成果都不宜过于高估。人们只要深入实际,来到现场,面对具体问题,由于各方都熟悉问题的来龙去脉和上下左右,有信息的充分沟通与分享,达成共识是大概率事件。如果人们都是用高音喇叭拼命发声,都希望别人张大耳朵听好,却缺少耐心、兴趣、时间听别人发声,失去了理解和包容他者的能力,大概不是一种正常。那时候的人们并非说话句句在理,但天地和心灵是多么广阔!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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