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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我的小说创作陷入了焦灼状态，我发现自己不能靠感觉和灵感写作了。我试图用聊天的方式与几位朋友探讨，希望有人为我把脉问诊。 记得一个阳光很好的上午，我郑重地敲响了《作家》杂志宗仁发主编办公室的门。当时宗老师正在伏案看稿子，面对我提出的问题，他从书堆包围的办公桌前直起身，和善地笑笑说：“你就写机关小人物吧，你熟悉那种的生活。”当时我觉得这个定位很是准确，回来后立马沉下心，集中精力写出一批反映机关小人物的短篇小说。我自认为我非常了解这些小人物的辛酸、苦闷以及无奈，我的思路似乎也开了，有时这篇小说没写完，下一篇小说的构思已经出来，我就这样一篇追赶着一篇往前写。《作家》杂志还特意为我开辟了两期专辑，发表了短篇小说《回家》《升迁》和《监控盲区》《放松》。评论家段崇轩老师在他的《向社会人生的纵深逼近——2012年全国短篇小说述评》一文中指出：“夏鲁平的《监控盲区》和《放松》写得轻松、幽默甚至夸张，但却把官场人际关系的紧张、森严、官员生活的堕落与心理变态，写得微妙精准，入木三分。” 小说的发表和段崇轩老师的评论，对我是个很大的激励，也是对写好这类小说的一种期许。接下来，随着写作的深入，我发现“小人物”也是“大人物”，“大人物”也可能是“小人物”，关键是如何去把握和发现。那一阶段，我常听说某某突然从办公室里或会场上被带走，出事了！过些日子又听说处理结果出来，非常触目惊心，听得我瞠目结舌。我越来越意识到，我只是他们生活的局外人，是站在他们生活边缘的旁观者，我无法打开、探寻他们丰富、吊诡、深藏不露的内心。我的写作由此变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那时，我听到更多的议论是，某某人与出事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时至今日仍安然无事，但不出事不等于没有事，他们的内心肯定经受着难以想象的煎熬，整天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生怕哪天拔出萝卜带出泥。于是，我脑子时常对他们生出无尽的想象与好奇，创作的冲动随之产生——我用虚构的方式，写出一个爱钱如命的家伙，如何将收到的工程回扣款藏匿的故事。我为自己的构思沾沾自喜，甚至得意忘形。但我还没来得及对这篇小说进行修改，社会上便有了类似新闻，我想不到自己苦心经营虚构的小说，竟与真真实实的生活猛烈地“撞车”了。 问题究竟在哪儿？可能有人会给出很多答案。 那期间，我把创作转向另一个生活领域，关注起游走在乡村与城市间的人们。我少年时期曾在乡村生活过三年，东北乡村的风土人情，成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富矿，我在对其进行深度开采挖掘、思索与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我的小说创作，需要找到表达的切入口，用生活的链条编织起虚构之魂。于是我决定重新拾起搁置多年的小说，以剑走偏锋方式，开凿、构筑、丰盈起那个“藏匿金钱”的故事，写出一个令人悲悯的人物形象。 感谢《长城》杂志发表这篇小说，多年来，《长城》在读者、作者心中举足轻重，能在自己喜爱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对于写作者，无疑是一次重要的鞭策和鼓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