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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卡罗尔·希尔兹 说明：本文对原文有所删减。“艾”，原文为“EW”，即Eleanor Wachtel，以下访谈录中的采访者，亦是卡罗尔·希尔兹多年的朋友，因采访希尔兹而结下友谊。下文简称“艾”。“希”，原文为“CS”，即卡罗尔·希尔兹，下文简称“希”。  卡罗尔·希尔兹 “艺术是制造” 亨伯作家学院 多伦多，1998年10月 艾：据我的理解，您喜欢书写表面之下的裂缝，通过这些裂缝揭示我们生活中令人恐惧的脆弱，也洞察其中的黑暗。不过，我们更经常读到的是，您所书写的这些裂缝是某种超验时刻，它们以一种神奇方式切入、穿透我们日常生活体验，您称之为“不经意间的顿悟”（random illumination）。您能否谈谈这些顿悟是如何出现并影响您的生活的？ 希：我总是相信，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超验时刻——这个观念可能有点伤感。我曾经写过一个吓人的故事。新英格兰地区某家庭主妇在一天晚上洗碗碟时，无意间发现手腕上的肥皂泡沫汇聚在一起，上面吸收的光线形成许多小彩虹。一瞬间，仿佛她的一生汇聚在了一起，她理解了宇宙的意义。于是，她把丈夫叫到厨房，与她分享这激动人心的时刻，而她丈夫却马上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和心理医生。这就是这些稀有的超验时刻可能带来的麻烦：它们很难形诸文字，就算形诸文字也会被视为疯言疯语。我想，这正是我们并不总能意识到超验时刻的主要原因，更不用说共享这份体验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带来了超验，通常是生活中的各种因素神奇地共同作用而促成的，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学着去品味这些超验时刻，这样的话，在那些不那么超验的时刻，我们可以主动召唤它们。 艾：当我阅读琳内·沙龙·施瓦茨【琳·沙·施瓦茨（1939— ），美国作家，尤以小说闻名。】的《读书毁了我》这本有趣的书时，或阅读其他任何书的时候，总会有一个问题萦绕在心头，这就是：为什么要读小说？除了喜欢精彩的故事、替代性体验他人的不同人生或进入他人生活的内核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希：我们为什么要读小说？近来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当你写小说的时候，有时难免会对这项事业丧失信心，然后你也要问问你自己：为什么要读小说？在我们生活的当今社会中，人们自我沉浸于所谓“幻觉”的权利是受到质疑的。我总想起纳博科夫所说的一句话：“现实”是语言中唯一需要总是用引号的一个词。所以，关于幻觉与现实的观念是很有趣的。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读小说并不是逃避，相反，这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必要扩展。在我看来，很遗憾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限的，即便我们中的那些幸运儿也是如此。我们只能从事一定量的工作，生活在为数不多的地方，经历有限的体验。通过阅读小说，即使我们只是身居一隅，也可以开启无数的旅程，极大地丰富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正如我的小说《小小的仪式》中的人物朱迪丝·吉尔所说：“我的人生对我来说远远不够。” 艾：在上周的《环球邮报》上，您写了一篇关于莫德·蒙哥马利【露西·莫德·蒙哥马利（1874—1942），加拿大作家，著有包括《绿山墙的安妮》《安妮的恋曲》等安妮系列小说。】的《日志》的评论，在文章的结尾，您谈到“艺术的超验与治愈可能性”，能请您聊聊写作对您本人意味着什么吗？ 希：我经常思考关于艺术的问题，比如：谁创造了艺术？谁来定义我们社会中的文化？创造艺术又意味着什么？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具备将头脑中的文字一次又一次地诉诸笔端的能力，我才得以避免情感崩溃。现在我还具备这种能力，这至少让我感到自己还能做点什么。电影导演让·雷诺阿曾这样描述艺术：艺术是制造。这是一个很好的定义，也与我的思考不谋而合。艺术不是看着什么并学习如何赏析它；艺术就是制造。我自己拥有的这种制造的能力，给予我的生活一个中心；否则，我完全不可能找到人生的中心。所以，说写作是“治愈”，是因为这是我的心灵可以前往的地方，它是一个庇护所。当然，它并不总能完美地发挥作用。我知道，如果今天我行了好运，第二天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倒霉；你也难免碰到特别糟糕的日子，比如你写的任何东西都与你头脑中的完美之书不匹配，但一点一点地靠近这本完美之书所带来的愉悦，可说是千金难买，很少有其他东西能够令我如此愉悦。 艾：对于我们这些不能写书，即不能“制造”的人来说，应该如何面对情感崩溃呢？ 希：我总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独特的创造能力——我到目前为止还没完全掌握艺术与手艺之间的伟大对话。坦诚地说，我认为烹饪一顿美餐，或者把草坪收拾得漂漂亮亮，都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创造性活动。甚至在餐桌上讲一个精彩的故事也不失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这既愉悦他人，也愉悦自己。这也是在“制造”。 “被惊诧扼住咽喉” 国际作家节 多伦多，1999年10月 艾：您的短篇小说集的标题故事《盛装共赴嘉年华》审视了不同的人物，这些人物演绎着生活中不同的角色。小说描写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推婴儿车，买花，拿着一个芒果，但这些小事让他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自己。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在寻找什么？ 希：我们每天在出门前，都要穿着打扮一番。每天早上，我们必须起床，必须再造自己，为此，我们需要服饰来帮忙。故事的灵感来自我的一个女儿，她在约克大学上学，学生生活过得很辛苦。偶尔有人邀请她共进晚餐，每当这样的日子来临时，她会一大早去买一束鲜花，一整天不论走到哪儿都把鲜花捧在手里，直到晚上把鲜花送出去。人们看到她，会说：“瞧啊，这个姑娘捧着花呢，肯定有人在哪儿等着她。她将要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有个欢宴！”此外，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妇女上班时喜欢带着午餐，但她的午餐是放在一个旧的手提琴匣子里。现在呢，你随处都可以看见，人们走在大街上，都是边走边拿着手机在通话，这也是这十年的笑话之一。大家的这种行为多多少少都有点矫揉造作，这些人边拿着手机聊天边走路，似乎在说：“你瞧，我并不孤独，我与他人是有联系的。你只能说我现在是孤单一人，但我不孤独。”这篇小说说的就是不同的人穿着不同的服饰或带着不同的物什，而他们是花了一点时间考虑这些事情的，这正是人们用来对抗这个世界的方法，天知道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自卫，哪怕仅仅是涂上几笔睫毛膏。 艾：那究竟是为了什么而防卫呢？ 希：自卫，以免遭受误会、蔑视和嘲笑，以免被别人认为很愚蠢，无法融入集体。每天我们面对外部世界的压力而心生巨大的恐惧，我们需要很好地抑制住这些恐惧。 艾：当您说我们每天都需要“再造”自己，我知道这句话的表面意思，但这句话究竟指什么呢？我们当然需要穿衣服，并且为怎么穿着打扮而费尽心思。 希：我想，在每个人的个性中，都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这是我们每天或多或少都要展现出来的，在我眼中，每个人都很脆弱。每一天或每一个小时，我们都有那么一两分钟丧失了对这个核心的感知。我们对一天的安排失去了信心——这尤其会发生在一天中的早上，也就是当我们刚刚起床，还寻思着昨晚的梦境，努力清醒的时候，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我们是谁，学着再造自己，给自己一点点勇气。 艾：这让我想到了您最近的小说《拉里的家宴》中的主人公拉里，他老觉得自己是个骗子，随时会被人们揭开面具，真实身份会被识破。当他拿起一件西装上衣，发现这件比他身上穿的更好时，他会没有勇气穿，因为他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么好的衣服，这衣服与他不匹配。您也会有这种感觉吗？ 希：是的，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当然，最好的例子就是周四的晚上，当国际作家节向我致敬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个骗子。当然，女性对这些感受会更加敏感一些，她们觉得他人目光如炬，会看穿自己。但是，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候，总会有些偶发事情容易引发这种感觉。 艾：这个短篇小说集中的第一篇是《盛装共赴嘉年华》，而最后一篇是《脱衣》，讲述一个组织裸体营的男人的故事。是什么让您对这样的故事感兴趣？ 希：我想也许这会是很好的故事构架方法，而且我一直很想写关于裸体营的故事。 艾：为什么？     希尔兹部分作品 希：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和女儿莎拉在海滩散步。我们先路过一个普通海滩，人们都穿着泳装，过一会儿我们经过另一片完全不一样的海滩，也就是裸体者海滩。莎拉觉得，这些裸体者躺卧的时候，她还能接受，可是当他们光着身子打排球跳来跃去的时候，就有点过分了。当然，我得承认——那时候我比现在年轻——我们后来也加入到了他们之中，这就像一个仪式，因为你突然感觉到你身上的衣服是多余的。我记得当时我竟很奇怪地感到有点失望，因为你发现每个人的躯体都差不多——不过是有些人更壮一些，有些人更高一些，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该凹陷的地方凹陷，该凸起的地方凸起。你会有种返璞归真之感。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服饰赋予每个人一些独特性。我读过一篇文章，作者说自己的父母是裸体主义者，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这是个可爱的词——每每父母把她拉去参加裸体活动时，她都感到异常尴尬。当你看到你的父母、其他成年人还有孩子一起裸体的时候，你难免会惊诧。我只是想对此作些思考，也就有了这篇小说。 艾：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作家琼·布莱迪，她的父母都是裸体主义者。她后来爱上了母亲的一位朋友，她说这男人对她的主要吸引力是他穿衣服。 在您写的故事中，那个组织裸体营的男人的妻子喜欢穿各种各样的衣服。事实上，她家的房子里到处堆着各种衣服、毯子和帘子。您是在安排一个衬托性的形象。但是，我想问的是，您讨论这个话题的目的是什么？ 希：在故事中，男人问妻子能否在一年十二个月当中的某一个月不穿衣服，与他一起参加裸体营，她出于对丈夫的爱，照做了，但她一直心存怨愤，因为丈夫让她做的这件事令她尴尬，有违她的性格。可是她还是照做了。我这里要谈论的正是任何婚姻中都涉及的讨价还价式的交换，而小说描写的正是这种交换。 艾：在小说《脱衣》的结尾，叙述者终于意识到，“自然中的万物在它们的种子阶段都是弯曲的，有很多节杆的，所以不可能长出完全直溜之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希：我想，我要表达的是，要选择一种很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并不容易，因为你需要一下子放弃很多东西。我们本来的生活方式涉及方方面面，非常复杂，并非你简单地说一句“来吧，我们脱去衣服，过一会儿不一样的生活”就能万事大吉。这涉及我们的自我认知。裸体不但违背了我们应当具有的端庄品质，还与我们以往对自我的认知、对社会中他人的认知相抵触。所以我认为，当我们迈出这些步子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认知会受影响，并且很可能会心理失衡。 艾：听您谈论自我认知、我们是谁这样的话题，这让我想起了您所有的作品中经常涉及的问题：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是谁。为什么您对这些问题如此着迷呢？ 希：我想这些问题令每一个人都着迷。人们常说：“与自我的情感保持联系、与自我保持联系。”我常想，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些话中说到的“自我”指的是昨天或前天的自己吗？在我看来，“自我”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动的。“自我”一直在变化，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碰撞中，“自我”在此一刻与彼一刻并不一样。我并不确定是否存在所谓的“具有稳定性的自我”。这就如同思考诸如“加拿大是什么”“加拿大不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你也知道，在过去，人们都热衷于定义自己的国家，最后人们都放弃了。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没有任何身份，或者说我们没有必要去找寻身份。我想这同样适用于对自我的认知；也就是说，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自己。我们无法预测，在面对未来发生的事情之时，我们会如何应对：是耸耸肩，坦然接受重大变故，还是直接崩溃倒下呢？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预测我们的行为，预测我们对未来的反应。 艾：最近您说过，您感到自己寄居于“一个新的自我，一个仍然被惊诧扼住喉咙的陌生人”。 希：是的，我说过这样的话。在刚刚得知患病的意外情况的那一刻，我完全被震惊了，几乎无法呼吸。慢慢地，我试着学会接受——人们都说与癌症共生，总有办法与癌症和平共处。我想，你千万不要去读那些所谓的统计数据。我需要找些东西来分分心，这也是我在早期所做的。我尝试看些电视节目，以前我从不看的，但看电视的结果就是我再也不想看电视了。我转而开始读小说——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读小说是一种逃避。我从不认为读小说是逃避生活，恰恰相反，这扩充了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所以，在很多朋友的帮助下——当然，还有你的好心相助，我最后走进了阅读的计划中。 艾：您曾经写过某种类型的初出茅庐的艺术家，特别是女性艺术家，他们最终认识到自己是谁，他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您自己而言，正如您曾经说过的那样，您是在许久以后才发现自己能成为艺术家的，您能说说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吗？ 希：我想这首先得归功于我对语言的热爱吧。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种热爱：对我来说，语言比实物重要得多。我现在写作时仍能感觉到，我对语言、声音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纳博科夫所说的小说的主题（aboutness）的兴趣。风格与素材，二者密不可分，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文字是如何在头脑中酝酿出来并形诸笔端，你是如何赋予其声音或令其手舞足蹈，或者你是如何使其比在之前的版本更加意蕴悠长。我喜欢在修改中让自己的文字比初稿更加精彩。 艾：最近您曾说过，小说归根到底都涉及到找寻我们真正的家园，要么是我们已经丧失了对家园的感知能力，要么是一开始我们就被安置在了错误的地方。那么，请问这种找寻是一种永无止尽的找寻，像奥德修斯的回家之旅那样，还是说最终人们都能够找寻到属于自己的真正家园? 希：我并不认为人们总是能够找寻到真正的家园。但我越来越相信，小说——在此我不想使用“严肃”小说（literary novels）一词——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据一定份量的所有小说，都涉及这种找寻。当我说“家园”时，我指的是这样一种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所作为，我们感到安逸舒适，当然我们还能够在这个地方自由地发挥创造力，与他人和谐共处，这才是我们的真正家园。“找寻”意味着渴望归属感，人们在有生之年并不总是能够找寻到真正的家园，但我想大多数人都在努力找寻。约翰·契弗曾说过，他想象自己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心静如水，当然手中还拿着一本书。但是，他从未抵达这想象中的场景。 作者简介 卡罗尔·希尔兹（Carol Shields,1935—2003），加拿大女作家。她出生、成长、就学于美国，因嫁给加拿大人入籍加国，成了加拿大作家，并对加拿大文学身份的国族性与历史性的建构贡献良多。希尔兹22岁即做母亲，育有一子四女，带大儿女后方投身教学与写作，因此迟至41岁才发表小说处女作。但她的作品数量颇丰，种类也多，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诗歌、传记、评论都写，而且写得都不错，获奖不断，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斯通日记》（1993，又译《斯通家史》），此书曾获1995年美国普利策小说奖和加拿大总督奖。 希氏作品就内容而言最显著的特点是家庭性（domesticity），即家庭环境与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经历，如爱情、婚姻、母女关系中的微妙与困境，以此揭示人生随处可见的大小悲剧，但又时常携带一抹明亮乐观的底色。 李博婷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