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春夜》 蔡骏 大约2017年，我开始系统地看考里斯马基的电影，1988年的《升空号》是一部工人题材文艺片，主角是个芬兰北方拉普兰地区（位于北极圈内，传说中圣诞老人家乡）矿工，失业后意外得到一辆白色凯迪拉克敞篷车，因为老旧，车篷无法升起。这个失业的男人，只能独自驾车，扎着头巾御寒，四面透风敞开，疾驰在大雪纷飞的北欧旷野，背景音乐响起，一个芬兰男人深情歌唱。这首歌叫《Valot》，我查了一下，芬兰语意为“灯”。此情此景，此车此声，如一道电光，点燃了我心内的灯。 我便想出一个故事，名叫《我的诺基亚女友》。芬兰出诺基亚，世人皆知其坚固耐用，我便设想若是诺基亚还生产汽车，小众的敞篷跑车，怕也是长命百岁。若有一个中国的修车工人，意外得到一部诺基亚牌敞篷车，下班载着浑身机油的工友们，要么载着下夜班的女郎，倒是颇具后工业时代之风情。 我又想起少年时候，我爸爸上班的工厂亏损严重，工人们大半下岗回家，唯独我爸爸坚守岗位，每日上班打卡。彼时，他有一个徒弟，估计是临时工，年龄应当与我相仿。我刚买了第一台电脑，某日我不在家，我爸爸带着徒弟上门，安装了一款单机游戏，好像叫《横扫千军》。那一年，我和我爸爸一起玩这款游戏，但我从未见过他的徒弟，后来也未再听他提起过。我爸爸所在的上海第三石油机械厂，在2002年前后灰飞烟灭，工人们各奔东西。我爸爸去私人老板的工厂上班，但并未买断工龄，而是保留国有企业职工身份，后来正常退休，也算功德圆满。 时隔多年，我忽然意识到，这个销声匿迹的徒弟，与我从未谋面的同龄人，因为我爸爸的缘故，已跟我构成了某种变异的兄弟关系。这关系无关于血缘，而是来自于历史，来自于一个消逝的时代，来自上海与苏州河畔的记忆。小说中关于我自己的经历，我的父母，大半属于非虚构，某种程度而言，可说是我的家庭自传，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变得尤为模糊。 2018年，初秋，我的作品《生死河》法语版在巴黎出版，我去法国和比利时做了几场签售活动。上海到巴黎的飞机上，我已在创作《春夜》的开头几章。我住在巴黎心脏的蒙帕纳斯，法国出版社安排的酒店曾是百年前日本画家藤田嗣治旅居巴黎时期的住所（这位画家擅画西洋裸妇与猫，也曾画过二战军国主义题材作品，因而晚年远遁欧洲）。这家古老酒店对面，便是蒙帕纳斯公墓，我去墓地拜访了萨特与波伏娃的坟冢，相隔不足百米，还有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香冢。隔天，我的法国译者又带我徜徉了拉雪兹神甫公墓。至此，我决定把《春夜》故事的终点延伸到巴黎。 前后写了一年左右，主人公张海的面目，一点点清晰起来。故事从一个春夜开始，到一个春夜终结。2019年的春天，见识过巴黎圣母院的烈火，便把终点站插在卡西莫多的塔楼前。其间许多个春夜，犹如春天的露水，湿漉漉，黏糊糊，欲说还休，欲断还留，仿佛一张宣纸上的墨迹，慢慢化开，晕染。 终归，我把书名定为《春夜》。 书中，我用了不少上海话，比方“事体”“困觉”“清爽”等等吴语词，文言文里也有，五四时期亦有，鲁迅先生，茅盾先生都用过，自能入白话小说。但不用“侬”“阿拉”“白相”“结棍”等等，因怕北方读者不懂，并在普通话中有一一对应的“你”“我们”“玩耍”“厉害”。或用相近发音代替，比如“辰光”就用“时光”，一目了然，且有古意。 还有一大变化，老早我欢喜写长句子，现在这篇小说呢，改成短句子，三个字，逗号，四个字，逗号，甚至一两个字，标点符号之间，鲜有超过七八字的。 本书通篇，皆是第一人称，看似便当，实则难写。毕竟不是写我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尤其一个张海，神龙见首不见尾，总是云里雾里。要是第三人称，上帝视角，从洪太尉讲到高俅，从高俅讲到王进，从王进讲到史进，从史进讲到鲁提辖打死镇关西，又从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讲到林冲夜奔，再到雪夜上梁山，就像一幕滑稽戏，各自粉墨登场，众声喧哗，闹闹忙忙。但我偏偏不唱滑稽戏，而是要唱独角戏，自说自话，像张海一个人唱“金陵塔，塔金陵，金陵宝塔第一层，一层宝塔有四只角，四只角上有金铃，风吹金铃旺旺响，雨打金铃唧呤又唧呤……” 如今想来，江南说唱《金陵塔》的语言艺术，除去绕口令，每层宝塔上的四只角和金铃，一层又一层叠加而上，直到十三层宝塔有五十二个角，五十二个角上有金铃，是否也能给小说艺术以建筑学的启迪呢？长篇小说的写作如同造房子，或许《春夜》的时间线、人物关系、背后隐藏的命运和前史，冥冥中也是一座“风吹金铃旺旺响”的金陵塔。 再讲故事，悬疑方面，跟我老早小说不好比，但又保留厂长悬念，张海命运悬念，至今还是未知数。推理破案呢，倒是有1990年春申厂的凶杀案，直到神探亨特烧成灰，建军哥哥之死，还是无头悬案。 还有一点，这只漫长故事，大半皆是真的，事体是真的，心情是真的，欲望是真的，我也是真的，还有我一家门，从我爸爸直到我儿子，统统是真的。真归真，却不是非虚构，而是如假包换的虚构。最后这句，好像自相矛盾，有语病，无所谓。 本书的语言和腔调，最后一章，已有详细交代，不复赘述。作家有两种，一种是模式化写作，绝非贬义，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比如许多推理小说大师；二是不断变换风格、题材乃至类型而写作，古今中外的案例甚多，日本推理小说大师松本清张，原本是以写历史小说出道；东野圭吾也有《解忧杂货店》这种迥异于其传统风格的作品。而我是第二种，从几年前的《最漫长的那一夜》开始。中间我还在写高度类型化的作品，比如上百万字超长篇《镇墓兽》，还有介于纯文学与悬疑小说之间的《无尽之夏》。直到这部《春夜》。但我以悬疑小说出道，当然还会继续写下去。《春夜》中的悬疑元素，比比皆是，本书却称不上是悬疑小说。“托梦”竟成了某些情节的推手，比如张海夺回外公遗产，亦可算魂灵有道，善莫大焉。川沙古宅的“莲花奶奶”显灵，亦是此例。青花瓷大瓮缸，一首一尾，一男一女，肉身不灭，封印于六百年光阴，大致也是我惯用的风格，却与《春夜》构成混血的杂糅，克里奥尔般的繁衍。张海归来了，故事没有尽头，因为生活没有尽头，历史没有尽头。 近年来有“东北文艺复兴”之说，又有“铁西区”等小说家风云际会。似乎东北乃至沈阳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工业文明挽歌与工人叙事的唯一主角。细细究来，中国人的集体回忆，天南地北，大同小异，虽有地域文化与方言之差异，但恰恰是工人叙事往往打破了所有差异，更有英特纳雄耐尔的感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线建设，操着吴侬软语的上海工人师傅，也曾经遍布中国西部的山川沟壑，至今仍有地面的遗存，血脉的后裔。到了天翻地覆的二十一世纪，新的工人叙事被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电子工厂里的外来打工者所取代。但无论南北，上一代的后裔们仍然在记忆中构建一个世界。 再说“上海叙事”，也被无数次轮番解构。从上世纪村松梢风的“魔都”风情，再到如今外来者涌入的光怪陆离。上海人的上海，中国人的上海，全世界的上海，各有不同的细微之处。几个上海如何共存于同一个时间与空间之中，也许《春夜》正在描绘这样一种图景。 我时常想起千禧年，我第一次到北京领奖，在天安门广场溜达，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头。我在《春夜》中写入这段经历，又在经历中添加了我爸爸的那位徒弟。在真实的历史次元中，他真实陪伴着我爸爸走在苏州河畔，守在行将就木的工厂深处，等待时代的压路机滚滚碾过。而在我的小说次元里，张海陪伴我坐着京沪线硬卧列车，穿过午夜的南京长江大桥，就像两根火车轨道，飞过银河星辰，永远平行，彼此对视，永不相交。 最后，引用一段《金陵塔》的唱词—— 金陵塔，塔金格陵， 金陵宝塔第十三层， 十三层宝塔有五十二只角， 五十二只角上有金铃， 风吹金铃旺旺响， 雨打金铃唧呤又唧呤， 这座宝塔造得真伟大， 全是古代劳动人民汗血结晶品啊， 名胜古迹传流到如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