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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罗岗 批评 1684年1月27日，在法兰西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贝洛还没有读完他的诗作《伟大路易的时代》，布瓦洛就拂袖而去。发生在17世纪末的这一戏剧性场面，被看作文学史上“古典”和“现代”之争（历史上称之为“古今之争”）的标志。然而它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象征意义，或许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清楚地呈现出来。到了20世纪20年代，蒂博代在他的《批评生理学》一书中语出惊人地指出：这一事件之于文学和文学批评，“正如1789年7月14日之于政治历史”，因为它“标志着我们仍在经历的和我们的文学至今仍可得以立足一幕戏剧的开始。从这一天起，便提出了现代人的问题，现在，我们仍就这个问题在教育领域和艺术领域进行争论”。 无论认为蒂博代是夸大其词还是言之有据，我们都必须严肃地面对他提出的命题：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是与“现代人”的问题相伴而生的。照我的理解，“现代性”的创制过程虽然和欧洲社会世俗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它鲜明的时间意识却深深地植根于基督教的世界观中。由于拉丁古典思想不关心历时性的关系，在古典拉丁文中就没有“古代／现代”的对立词。这种意识体现在文学和文学批评上，便是始终以过去的历史或传说为创作基础，进而形成以集体传统为核心的评判标准。而新出现的“古今”之争则相当触目地标识出一种新的时间观念的萌动。那个时代的文学之所以表现出强烈的对现实的关注，当然是因为欧洲各民族在建构“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两者又是合二为一的）的过程中需要借助“文学”的力量，否则就很难理解贝洛的诗作为什么要献给“伟大路易的时代”。但问题并不止于此，更为关键的是“现代人”的形象借机浮出了历史的地表。在这里，“现代人”区别于那种举止高贵、冠冕堂皇的“古典英雄”，相反，文学的“现代”图景呈现出的是“下层”人物、“低级”题材和所谓“道德败坏”的创作旨趣。正如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指出的，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的小说“是与这样一些事实密切相关的：摩尔·费兰德斯是一个窃贼；帕梅拉是一个伪善者，而汤姆·琼斯则是一个私通者”。还需要强调的是，笛福和理查逊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作品情节取材于现实，而非取自神话、历史、传说或先前的文学作品的大作家，他们笔下的“现实”显然不同于那些根据公认的道德和社会准则来表现的“生活场景”。 那么，“批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就像布瓦洛拂袖而去一样，批评始终无法正视文学和当下生活建立起来的鲜活联系。不论是过去喜欢用古典的价值，还是现在更愿意诉诸抽象的“艺术”或“审美”的标准，批评总是希望把多变复杂的文学纳入既定的阐释系统之中。这种“文学”和“批评”的收编与反收编的斗争可以说贯穿整部文学史。问题在于“批评”所扮演的角色并非由批评家的责任或素质决定，批评，特别是职业的文学批评早就成为“现代性”整体规划的一部分，把有可能溢出这个规划的“异己之物”重新吸纳进来，已经是批评的宿命。 由此，文学和文学批评显示出它们在现代社会中“悖论”式的存在。作为“现代”的产物，文学必然内在地包含了“现代”对生活合理化的要求，继而成为“现代建制”的某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由于天然地对人和人的感性世界的敏感，文学虽然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获得了直面现实的合法性，却把更多的关怀倾注于被现代社会淘汰、遗弃的“小人物”身上，倾注在巨大变迁中的普通人捉摸不定的命运上。这就是文学必须面对的“现代人”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的存在，有价值的文学往往以批判、置疑和反抗“现代”的姿态出现。不过，与一般理解不同的是，文学史普遍把“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到波德莱尔的诗歌”称作“反现代的美学现代性”，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从笛福、理查逊到狄更斯提供的另一条“文学反抗现代”的路向。如果置放在“古今之争”的历史脉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前者明显带有更多以“古”抗“今”的乌托邦色彩，拥护“现代”的浪漫主义者反对古典主义的崇古思想，却希望在理想化的中世纪新的历史时代；后者则在严峻地暴露当下生活的“阴暗面”的同时，也更深刻地揭示出“现代”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以及现代“自己反抗自己”的特征。正是在后者的层面上，文学批评是否能与文学一样获得现代的意义，端赖于它敢不敢反抗自己的宿命，以及有没有对“悖论”式处境承担的勇气。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0年第6期 批评家印象记 重建统一的个人生活 王晓明 一晃眼，罗岗来上海已经八年了。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轮廓分明的人。他很勤奋、热忱，总是精力旺盛、生气勃勃，说话的声音更绝不低沉，这些都是非常显眼的。他兴趣广泛，记忆力强固，对理论尤其爱好，一说就是一大套， 这些也都是朋友们很了解，私心还有点羡慕的。他对纸面上和生活中的压迫相当敏感，并由此激发了对于“正义”和“底层”的关注，这更是我非常欣赏的。他平常似乎颇宽厚，朋友在饭桌上开他的玩笑，他多半“嘿嘿”一笑就过去了；可是，一旦与人辩论开了，那就不管你是谁，他都会脸赤声高、非要争个输赢不可——凡此种种，也都令人觉得可爱。当然了，在这一切背后，他也还有另外的情怀。对身外的世界、自己的人生，他其实都是怀着某种程度的悲观的， 只是他还不习惯长吁短叹，或者说，他也不愿意时刻意识到这悲观。这自然会妨碍他享受快乐，但在今天，倘要做一个有眼力的批评家，进而做一个有深度的知识分子，这样的隐约的悲观，恐怕反倒是一项必备的条件呢。 20 世纪90 年代，在上海（当然不只是上海），从大学里走出了一批年轻的文学批评家。甚至都不大好说他们只是“文学”批评家，他们关心的范围远远超出了通常所谓的“文学”，甚至有些人的主要兴趣也已经移出“文学”， 转向了思想、文化和更广大的社会。在今天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这些年轻人正在逐步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倾听。我相信，进入下一个世纪以后，他们还势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罗岗正是这些人中的一位，而且是相当突出的一位。不用说，这些年轻人的修养、志趣和见解都各不相同，而且这不同还会愈益扩大。因此，笼统地谈论他们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同笼统地谈论“八十年代人”“新生代作家”或“七十年代生人”一样。但是，我愿意在这里谈谈罗岗，或者与罗岗相似的那些青年人遇到的困难，这困难不仅是他们将来可能遇到的，而也是他们现在已经遭遇了，甚至正在为之苦恼的。 也是从90 年代初开始的吧，许多本来似乎愿意在文学或其他文科专业上奋斗下去的年轻人，纷纷放弃专业，离开大学，到计算机、金融或者商业领域里另辟前程：他们觉得在那里有更精彩的人生。这是无可厚非的，只要是聪明而有活力的青年人，谁不渴望精彩的人生呢？当然，究竟什么是“精彩”，各人自有各人的理解，像罗岗这样的人，显然不会将“精彩”仅仅理解成优越的物质生活，所以他们相信，在与自己天性更相契合的文学和人文领域里，同样可以创造出精彩的人生。但是，“可以创造出”是一回事，自己实际上有没有创造出，却又是另一回事。罗岗们或许可以忍受菲薄的薪水和窄小的宿舍，或许也还可以忍受粗劣的工作环境和日渐庸俗的校园气氛，但是，他们却很难长久忍受自己的努力的无意义。倘若你竭心尽力地阐发诗意、美感、自由和公正的价值，阐发哲人之思和历史之魂的意义，现实的社会和人心却尽往相反的方向滑动，日甚一日地陷入乏味、压抑和粗蠢，你会不会废笔长叹，甚至对自己整个工作的意义都发生怀疑呢？倘若竟已经发生了这样的怀疑，你会不会更进一步，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也发生怀疑呢？当然，文学和人文思想的价值，并不仅仅取决于某个社会一时间的状况，即便满世界都飘荡着轻蔑文学和人文思想的泡沫，也不说明对文学和人文思想的执着就缺乏意义，恰恰相反，只要眼光稍稍放长一点，你就会看到社会因为这些泡沫而付出的深重代价。因此，即便置身于这样的泡沫空气之中，文学和人文学者仍然可以凭借开阔的视野和对人类历史的充分了解，而继续保持人文信念和工作的激情。问题是，今天的罗岗们如何能够建立并且继续保持这样的信念呢？ 这就是我所说的困难了。自80 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的普遍气氛是越来越崇尚实利，一切不能迅速兑换成现钱的事物，都一一被挤到了生活的边缘。罗岗们正巧在这样的时候开始自己的青年时代，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感觉和想象，就难免会受到一些流行风气的影响。进入90 年代以后，他们相当迅速地接受了从域外传来的新的理论，这些理论非常犀利，足以帮助他们“解构”昔日和当下的许多思想错觉，但同时，他们在80 年代建立起来、并据以整理——有时甚至是压制——自己的生活感觉的一些理智的信念，例如“启蒙”“知识分子”， 等等，也随之受到了质疑。他们并不愿放弃这些信念，但似乎也很难再像十年前那样无条件地信奉它们。他们努力想重建比“启蒙”之类更可靠的思想立足点， 但当用福柯式的眼光细细搜寻之后，他们却不无沮丧地发现，除了一个抽象的“批判”的立场，除了从这个立场出发，借用合适的理论来搭建一些临时性的论述基点，就无法再有更确定、也更稳固的思想立场了。如果单为了写文章， 这些临时性的基点自然是够用的；即便针砭社会、思想和文学的现实，游击式地移动立场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要想建立一个身心统一的人生立场，一个能经得起大风大浪的思想立足点，这却远远不够了。理论上或许能勇往直前， 具体的日常生活的感觉却可能配合不上，时间稍长，就很容易造成内心的矛盾， 这矛盾不仅是站在理论和感觉中间，甚至还会一直深入到最基本的感觉之内。记得好几年前的一个夜晚，在大学附近一家嘈杂的饭馆里，罗岗和他的几位同学就很恳切地对我说：“你们这些人（当时还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朋友在座） 有理想，有确信，可我们觉得那些确信有问题，我们没法和你们一样坚持它们。我们想要有更经得起批判的立场，可这很难……”我想，在那个时候，他们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内心那正在冒头的矛盾的冲击？ 罗岗说得对，是很难。在今天的中国，重建统一的个人生活，或许是摆在文学、人文学者和所有知识分子——不论他的职业是什么——面前的最艰难的事情。社会一面提供种种方便，鼓励你沉溺于粗糙庸俗的生活境界，一面又设置种种障碍，使任何不满足于这境界而期望在较高的精神层面上创造身心一致的努力， 都困难迭出，矛盾重重。这岂止是罗岗们独有的困难呢？无论是日常生活感觉所遭受的流行风气的深入雕刻，还是“启蒙”信念在新理论冲击下的日渐剥蚀， 我受损的程度都并不比罗岗们低，而且也绝非我一个人是这样。因此，如何一步步重建新的理性确信，如何在每日变化的新的生活实感和不断扩展的理论和知识修养的互相渗透中，逐渐融会、发展出稳固的精神支点，这同样是我和与我年龄相仿的同道们迫切要做的事情。事实上，90 年代的许多思想和理论讨论， 包括“人文精神”的讨论，都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出了知识分子重建信念的努力。越是看到了社会现实的深刻变化，越是意识到这些变化向知识分子提出的重大要求，我就越强烈地感觉到重建统一的个人生活的重要性。一个缺乏这样的生活的牢固支持的人，非常容易如鲁迅当年批评的那样，东倒西歪、随波逐流，非但无力洞察现实，反可能被现实扯得四分五裂。因此，我非常希望罗岗和他同辈的朋友们能尽快克服这个困难，更愿意我自己能从他们的成功中获得鼓励。我所以在这里特别详述他们的处境，就是想借对他们的催促，给自己增加一份勉励。 （王晓明，时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0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