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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河：陈武兄，我想我们就从《青年文学》开始谈起吧，因为我俩都和《青年文学》有很深的渊源。我记得当初我刚到《青年文学》当编辑，我的前任编辑赵兰振特意嘱咐我要关注一个叫陈武的作者。于是，我将你投寄的稿子都找出来通读了一遍，然后把稿子退还给了你，还附了一封信。可以说我们的友谊是从退稿开始的。那时候我对你并不了解，但我相信一点，那就是只要读了小说我就会对作者有个大致的判断，当然“判断”是就文学才华而言。我虽然给你退了稿，但我很看好你，事实证明没看走眼，你后来就在《青年文学》发了不少作品，可以说一发而不可收。请你谈谈和《青年文学》的缘分吧。 陈 武：我对《青年文学》以及中国青年出版社有好感，要从路遥的小说《人生》说起。记不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哪一年，我在《收获》杂志读到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非常震撼。这篇小说的末尾说明中，编辑提示该小说是中国青年出版社转过去的，因为小说篇幅偏长，未能安排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旗下的《青年文学》上发表。我记不得原话，大致就是这么个意思。我那时候记住了这家出版社和《青年文学》这本杂志。不过直到二〇〇〇年，我都没有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作品，现在想来还挺惭愧的。幸运之神在二〇〇一年终于眷顾了我，这年我收到一个大信封，就如你说的，是我历年来投给《青年文学》的中短篇小说，大概有七八篇吧，是你给我写了一封比较长的信，对我的小说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信的重点是，这些小说都有特点，但每一篇又都有让人遗憾的地方，介于可发表和不能发表之间。这封信对我很重要。在认真琢磨之后，我又把新写的小说投给了你。然后，我在《青年文学》上经你之手发表了多篇小说。 赵大河：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你的作品很受选刊欢迎，转载率很高。我编发了你的多篇小说大部分被选刊转载了。记得你有一个中篇小说《换一个地方》，写的是几个女孩子的故事，好像当时所有的小说类选刊都转载了，这方面你有过统计吗？ 陈 武：没有统计过。不过在《青年文学》发表的小说转载率确实很高。因为这个缘故，作品与读者的接触面就大了。有许多小说，很多年后还有人记得。你编过我一个中篇小说叫《夏阳和多多的假日旅行》，该小说在不久前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到其中的情节，令他感触很深。有一个中篇小说叫《天边外》也发表在《青年文学》，南京作家储福金先生跟我说过两三次，说很有诗意，像电影一样过目不忘。有一篇小说叫《腰子》，北京作家石一枫先生也对我说起过它。你说的《换一个地方》，评论家丁帆先生还对其中没有写透的地方表示过遗憾，可见《青年文学》对我的影响至今还在。除了被转载的，还有小说获得了紫金山文学奖。 赵大河：如果没记错的话，你那时在《苍梧晚报》当编辑，报社的工作很繁忙。你说你都在清晨写作，五点多起床，写两三个小时然后去上班，每天如此。很佩服你的自律。 陈 武：说真话，选择早晨写作是因为儿子要早起上学，我必须跟着早起。我那时在晚报上晚班，上午不用准时到岗，正好可以安静地写几个小时。不过这个习惯被我保留下来了。 赵大河：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年了。二十年前你是一位很高产的作家，二十年后我还经常在杂志和选刊上看到你的小说，比如《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小说选刊》等等，很佩服你能持续不断地创作。我读过几篇你近期的小说，发现你的叙事依然很有张力，而且很讲究叙事策略，能一直勾着人往下看。包括这次的《意见会改变》。你在写一篇小说时，首要考虑的是什么？或者说，你主要在哪方面用力？ 陈 武：语言可能是我特别要注意的。凡是优秀的作家都有其独特的语言体系。外国经典作家，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翻译问题，但还是能体察出他们与众不同的语言，比如普鲁斯特、福克纳、海明威、川端康成、塞林格，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的大师们，哪一个不是有着自己的语言风格？国内的，比如余华、苏童、马原、王小波、莫言、汪曾祺、孙甘露等等，把他们的名字蒙起来，只要读读文字，就能基本判断出作品是谁写的。但遗憾的是，我自己没有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语言体系，我的努力方向是尽可能做到口语化，干干净净、明明白白。具体到一篇小说的写作，对我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结构的设置问题。一个故事有多种写法，如何切入，什么角度什么视野，读者的期待是什么，都是要认真考虑的。既然语言上玩不出花样、做不到独树一帜，就在故事的结构和悬念的设置上多用些心思吧。 赵大河：的确是这样，能读出你这方面的努力。而且，我还注意到你的小说中的趣味性，即使看上去一本正经的叙事，也往往有让人会心一笑的地方。可以说是不动声色的幽默。 陈 武：这和个人气质和写作习性有关。有些人一直生活在一本正经中，有些人一开口就让人觉得想笑。所谓的趣味性和幽默感是天然的，但是在写作中也可以后天习得，比如小说中的闲笔看起来是多余的，实际上是最容易出彩的地方。写好了闲笔，这个小说就活了，就有点意思了，不动声色的幽默，往往出现在小说的闲笔当中。 赵大河：我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你擅长写“小”：小人物、小故事、小情调、小趣味、小悲欢等等。我没和你交流过，不知你是否认可这种说法？ 陈 武：我认可的。这个“擅长”可能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从小生活在社会阶层的底层，接触的人和周遭的朋友都是底层人物。他们本身就很“小”，而他们的情感却极为丰富。小故事、小情调、小悲欢、小格局是他们的日常，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和人生走向。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小”，构成了他们独特的人格和可亲可爱的魅力。当然，“小”也可能有可笑和可悲的一面。总体上他们是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 赵大河：是的，世界文学长廊中，小人物是被作家们书写最多的对象。事实上，我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小人物之一种。我和你的身份还有一个相似之处，我们都来自外省。你比我晚来几年，但是回望之后就会发现，你来北京也十多年了，我看到你的一些小说开始不断地写到北京的生活，《意见会改变》《城郊栅栏小院》甚至直接采用了北京某些真实的街道和小区的名字，其中很多场景我很熟悉。能说说这段北京生活经历对你的写作产生的影响吗？ 陈 武：严格地说我不算是在北京生活，之所以成了暂居北京的一员，主要是因为出版方面和写作方面的事总在北京滞留一段时间。即便如此，在滞留北京的时间里，北京生活对我影响也挺大的。我生活和活动的区域在北京的“东区”一带，主要在朝阳区，包括通州区，还包括燕郊（“北三县”那一片）。朋友也多住在“东区”。我喜欢“东区”这个词。这几年写的百余万字的小说，都有着“东区”的背景。“东区”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学概念——我想提出这个概念不知妥不妥，暂且这么叫吧。生活在“东区”的大多是新北京人和“北漂”，还有一部分是因村庄消失、农田被占用而被动地成为城市人的原郊区居民。这些人对都市生活有着与老北京人不一样的体会，也就有着对北京不一样的情感，他们都有一种飘浮感、游离感，有着对北京的隔膜和无奈，又迫切地希望被认同，被接纳，同时也都具备一种奋斗精神、奔跑精神和改变精神（我杜撰的一个词）。《意见会改变》《城郊栅栏小院》是典型的“北京东区”故事。值得点赞的是，《青年文学》近年来搞的城市文学排行榜，也给我的“北京东区”系列写作增强了信心。 赵大河：你说的“北京东区”故事，很让人期待啊。关于城市文学我曾经想，何为城市文学？我没有梳理过概念的由来，也不知道是否有人下过定义。我是望文生义，认为写城市和城市中的生活及生存的文学都属于城市文学，姑且这样认为吧。但是提出城市文学这件事，我想有其必然性。中国近二三十年城市化进程极快，人口越来越往城市集中，大城市膨胀得尤其迅速。这是时代的大变动，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改革开放之前，城乡泾渭分明，许多农民一辈子没进过城，现在大为不同，哪一个家庭都和城市联系紧密，因为年轻人都进城了，要么在城市打工，要么在城市定居，城市已不再只是城市人的城市，而是所有人的城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常住人口超过农村常住人口。这个大变动如同一个洪流，在我们面前浩浩荡荡地前进着，作为作家怎能无视呢？今天的城市，可谓是个光怪陆离的大舞台，形形色色的人在上面演绎各式各样的故事。城市，为写作者提供了肥沃的文学土壤。另外，文学创作者和读者也多数生活在城市中，所以城市文学的涌现是必然现象。我本人和你写的一些小说，其中有不少进行归类的话，都可以归入城市文学。但是说实话，我对城市文学这个概念或者说城市文学题材的写作没有特别的偏好，不管是写还是读，我都没有刻意区分过这是城市文学，还是非城市文学。 陈 武：我想，某些概念或者命名应该都是暂时的一种叫法，至于未来怎么来区分、定义，就不是我们创作者本身要关注的事，而是文艺理论家的事了。但是，我觉得“城市文学”这个提法，相对来说要比以前有人提“打工文学”之类的好许多。因为所有与城市有关联的创作题材，都可以归属城市文学范畴，它有着更为广阔而包容的情怀、温度以及趣味、追求什么的，反映的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心灵的多种感受和精神的不同趋势，同时包含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迁。从《青年文学》这几年搞的“城市文学排行榜”评选出的作品题材和内容来看，这是个近几年认同度比较高的文学概念。 赵大河：最后，我想问一下，你最近要出什么新书？未来几年有什么创作上的打算？ 陈 武：我最近要出版六本书，五本中短篇小说集子、一部长篇小说，都是关于“北京东区”的故事。“北京东区”故事我还会写下去。 赵大河：作家，编剧，河南人。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出版有《隐蔽手记》《北风呼啸的下午》《侏儒与国王》等多部。话剧作品有《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大魔术师霍迪尼的最后遁逃》，影视作品有《湖光山色》《乐活家庭》《四妹子》等。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杜甫文学奖、曹禺杯戏剧奖等。现居北京。 陈 武：江苏东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曾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作家》《钟山》《花城》等杂志发表文学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转载。 原载本刊2021年第5期“城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