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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版书 公版书与出版品格 路英勇  谈论公版书，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长期以来，针对出版界的种种非议，大多是由公版书出版乱象引起的。这些乱象，包括重复出版、跟风出版、抄袭盗版、粗制滥造、过度包装、虚假宣传、高定价低折扣等等，不一而足。面对公版书，谁都想在这块“唐僧肉”上咬上一口，利益至上，无序竞争，不仅自毁形象，还严重扰乱正常出版秩序，理应受到批评甚至是谴责。但是，公版书又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当代读者需要从那些经过了时间淘洗和历史检验的、承载着优秀文化基因的公版书中汲取精神滋养。面对现实需求，出版者有责任把这个宝贵资源整理好、开掘好、利用好。通过出版公版书而获取一定的商业利益，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不能处理好公版书所特有的商业性和文化性的关系，就必然陷入认识误区，被指斥为唯利是图也并不为过。 一般情况下，出版社出版一部图书，以盈亏平衡点计算，版税往往占到全部成本的30%。如果作者要求首印数，而实际发行量低得多，那么版税的成本占比就更大了。公版书由于不用支付版税，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获利的空间增大，尤其是那些公认的经典类著作，畅销不衰，能为出版社带来可观的、持续的经济利益，因而受到高度关注并被重点开发，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公版书毕竟有其特殊性，它的特殊性是由著作权法规定的。作者的著作权有受法律保护的时间期限，超过这个期限，作品就进入公有领域而成为公版书。著作权法既保护作者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又照顾社会公众的利益，满足他们的文化、精神需求。从法律上规定著作权的保护期，以平衡作者和社会公众两方面的要求，正是著作权制度建立的基本出发点。由此说来，公版书出版是否具有意义，首先要看出版者是不是将优秀的文化产品广泛惠及了社会公众。这样就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优良的版本、低廉的价格是公版书的基本特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大型的综合性丛书《万有文库》。该丛书分两集出版，共收书1710种，4000册。当时的总经理王云五任文库总编纂，分编纂人有梁启超、王国维、叶绍钧、吕思勉、何炳松、李泽章等。王云五在印行缘起中说：“本文库之目的，一方在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一方则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俾前此一二千元所不能致之图书，今可三四百元致之。”所谓“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是指《万有文库》充分利用了东方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东方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自己的图书馆，藏书量大，聚集了古今中外精品近50万册。利用馆内已有资源以成《万有文库》，显然既能保证质量，又能省时省力。不仅如此，文库中所收古籍及外国书籍基本都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版书，对古籍整理评注、对外国作品进行翻译，需要一定费用，却不用支付著作者版税，再加上“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定价可以低到只是当时一般图书的五六分之一。《万有文库》总销售量达8000套，共计3200万册，获得了巨大成功。它的出版在当时对于开启民智、传播文化、普及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其社会影响和文化贡献来说，至今不见能够与之比肩者。 《万有文库》以优质的版本、低廉的价格赢得了市场，说它是公版书出版的典范，恐怕不会有人提出什么异议。当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启蒙时代的出版奇观，也许没有必要再现于21世纪的今天，但《万有文库》所体现出来的公版书出版品格，则永远也不会过时，而且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 那么，如何发扬光大这种公版书出版品格呢？ 出版者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念、远大的理想，立志把积淀着人类文明基因、民族精神财富的优秀文化传承下来，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公版书尤其是其中那些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面对浩如烟海的公版书资源，出版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那些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公版书精品遴选出来，展示出来。不仅如此，还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公版书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方式，使其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有没有崇高的理想抱负，有没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责任感，对于能否做好公版书显得尤为重要。 出版者要敬畏读者，尊重社会公众公版书阅读的权利，最大程度地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我们都知道，图书是特殊商品，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公版书则更应如此，而前面列举的种种公版书出版乱象，散发着那么浓烈的铜臭气味，实在令人不齿。社会公众的公版书阅读权利不容肆意亵渎，“心有敬畏，行有所止”，对读者有了敬畏之心，就不会唯利是图，就不会见利忘义，就会在打造公版书精品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让利读者，让更多的人买得起、看得上。薄利才能多销，多销才能常销。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公版书都要低价，但如果出版社是为了打造常销书、看家书，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和长远利益，那就一定要敬畏读者、服务阅读，让世代传承下来的文化创造更方便、更快捷、更广泛地惠及社会大众，真正成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知识滋养、精神食粮。 出版者还要有创新精神、精品意识，结合出版社发展规划、专业特点，精心策划公版书选题，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公版书出版也可以说是出版者在实施一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工程。文化的传承发展，贵在继承，重在创新。别的不说，单就古今中外经典作品来说，它们作为公版书谁都可以出，但以什么样的面目呈现、如何使其发挥当代价值，这才是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早年策划的一套书《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出版这样一套书，是基于出版社“选本出版”的战略思考，遴选了40位进入公版的外国文学名家入选，每人一卷。编选原则确立为“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主编是柳鸣九先生，各卷编选者都是著名学者、翻译家。每卷卷首都有一篇万字前言，对这位作家及其作品做出全面评价。对作品或全收或节录，以求整体展现每一位作家的创作成就。封面采用牛皮纸折叠式设计，新颖厚重大气。书系出版后获得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第五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奖。柳先生对这套书很满意，一直摆放在书橱正中位置，十几年来没有变化。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要赠我一本他的新著。他在扉页上写道“我们合作做定《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我生平最难忘的时期”，令我十分感动和欣慰。 公版书的开发与呵护 朱寒冬  1992年10月15日，中国正式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该公约对文学和艺术作品“给予保护的期限为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后50年内”，超过这个保护期的作品便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产——公版书。其中优秀的作品，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极高的出版价值，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是出版机构眼中的“香饽饽”。近年来，在出版社和民营出版机构的争相开发下，公版书的出版在实现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粗制滥造、重复出版等不良现象。当前，我们处在“十四五”起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的关键之年，厘清公版书的出版价值、把准公版书的出版方向，对出版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公版书是人类文明的宝藏 公版书是出版的“富矿”。公版书，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作品，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展示着人类进步与进步阶梯的赓续发展之间的相关性。这些作品包括传承千年的经典古籍、享誉世界的文学作品、字字珠玑的科技图书等，如《论语》《红楼梦》《战争与和平》《罗密欧与朱丽叶》《物种起源》等，都值得代代相传。 公版书出版具有必要性。一是出于文化传承考量。公版书中的优秀作品，是人类文明的结晶，饱含着前辈先贤的智慧和民族文化的积淀。做好公版书的出版，对传承民族文化、传播人类文明所起到的作用，是其他任何行业都不能比拟的。二是出于产品线考量。公版书作为一种重要的内容资源，在众多出版社的产品线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掘公版书的出版潜力，对畅销经典重新加工，赋予其新的形式和意义，形成新的产品线，目前已经成为一种出版风潮。三是出于读者需求考量。公版书中的很多作品，以其极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准，具有广泛的受众和持久的生命力。不断成长起来的新读者的需求和老读者对新版本的需求交织在一起，为公版书的出版提供了必要性和持续性。 公版书出版良莠不齐 由于公版书不需要签订版权合同，不用支付稿费，且内容成熟便于编辑，可节省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成本，很多出版机构竞相涌入该领域，出版了大量的公版书。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仅2016年到2018年，在图书电商网站当当网上，销量TOP500的图书中公版书所占比重从9%迅速上升至15%，增长超过60%。数量的急遽攀升和质量的把控不严，不仅给读者造成了困扰，也产生了极大的资源浪费。 作品选择良莠不齐。一是内容质量良莠不分，公版书大部分都是具有传承和传播价值的，但由于社会变迁和时代发展，一些公版书就不适合公开出版发行。二是版本质量良莠不齐，特别是古籍整理图书和外国文学翻译图书，对版本的要求非常高，而不少出版社急于成书，疏于把关，于是就出现了“惊见中国最牛翻译一人通晓数十国语言，什么名著都能翻译”的怪现象。 作品出版重复严重。热门的公版图书是许多出版机构眼中的“唐僧肉”，每种都有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个上百个版本出版，甚至有的一家出版机构就出版多种版本，如《红楼梦》，搜索当当网可以发现，几百家出版机构出版了上千种版本；《浮生六记》，自2015年果麦文化版本畅销后，至今当当网已出现近200种各类版本。 作品质量粗制滥造。一是作品完整性差，不少公版书内容厚重，个别出版机构在出版的时候进行了大量改写改编甚至篡改，使得图书面目全非，内容不完整。二是作品译注质量差，许多公版图书虽然本身没有版权，但是翻译和注释版本却仍在版权期，部分出版机构为了规避版权限制，出版时投机取巧、东拼西凑，导致翻译和注释质量低劣。三是编校质量差，部分出版单位被利益驱使，不顾编校人员不足、专业水平不高等先天劣势，而强行跨专业跟风出版，从而导致图书编校质量低下。 以上问题的形成，和部分出版机构唯利是图、创新不足、忽视质量有着必然的联系。针对这种情况，2019年和2020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连续两年在开展图书“质量管理”专项工作的通知中，都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引进版、公版图书内容和编校质量的检查力度”，强化对公版书质量的监督管理。 秉承合理开发的出版观 公版书的出版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同样为读者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供给和更多的版本选择，为文化的传承、传播以及出版行业的繁荣发展增添了更大的动力。近年来，我所在的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积极投入到公版书的出版中来，通过科学的统筹规划、严格的总量控制、完善的质量管理等措施，在公版书出版上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加强顶层设计，科学统筹公版书出版规划。实施总编辑领航工程，充分发挥总编辑抓内容、抓选题的主导作用，通过定期召开总编辑会议，加强顶层设计和正向引导，要求各出版社立足传统优势、突出专业特色，围绕本单位已有重点主攻方向和产品线，制订符合本单位人才储备、渠道建设实际的公版书出版规划；遴选合适的优质公版书资源，丰富产品种类，坚决消除粗制滥造的重复出版；加强对公版书形制的改进，提升编辑含量，坚决消除低水平出版。公司旗下出版社充分发挥地域资源优势，组织精干编校力量先后出版了《李鸿章全集》《桐城派名家文集》《方以智全书》《安徽近百年诗词名家丛书》《梅文鼎全集》等精品图书。 划定书号占比，严格控制公版书出版规模。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高质量发展为准绳，持续深化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内容为王，坚持创新为要，通过划定公版书书号占比不高于10%的红线等手段，严格控制公版书出版规模，引导各出版社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原创选题中去，增强竞争力，避免空心化。 倾情精品出版，着力做好公版书质量把控。以出版导向把关和编校质量管理为抓手，着力打造精品公版书，不仅通过关口前移，每个季度组织资深专家对从各出版社抽取的包括公版书在内的图书进行评议，着力加强舆情分析研判，做到“防”实“堵”牢；同时加强严“查”硬“检”，每年开展两次编校质量检查，按照各出版单位当年10%的新书、100%的公版书进行检查。“十三五”期间，《昆曲艺术大典》《安徽传统剧种艺术档案》《陈子昂集校注》等多种精品公版书获得国家大奖，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我们在合理开发公版书的同时，更要加大对原创作品的扶持和青睐。公版书正是历史长河中原创作品的积淀，每个时代惟有贡献出当代的原创精品，人类的文明才能充满生机活力、滚滚向前。 一套好的经典名著应该长成什么样 姚 燚  有朋友看我在朋友圈里推荐了一本名著，转身去网上搜索出了一堆更便宜的版本，他们会问我，这些省钱的版本值不值得买？ 如果你在给自己或孩子选择经典名著时，也有同样的困惑，面对市场上的众多版本无从下手，希望这篇文章能给你一点参考。 为什么经典名著会有那么多版本？因为大多数名著都是公版书。在中国，作品内容的版权保护期是作者去世之后50年。50年后，出版机构可以出版作品，而不用支付版税。而版税是图书成本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公版图书任何出版社都可以出版，很多出版机构完全跟风一部作品的历史销售成绩，别家卖好了，他们也出版，不需要与作者沟通，质量全由出版团队把握。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公版书是准入门槛较低的出版领域。 然而，只要用心对比同一品种的不同版本，就能看出，出版的书质量千差万别，良莠不齐。 首先，名著进入了公版领域，并不意味着翻译版权也公版了。而翻译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这本名著是否还是它本身。 例如，市面上《简·爱》的版本有几十个，译本各不相同。但只有“经典译林”黄源深的译本入选了央视《朗读者》（第二季）的朗读书目。黄译《简·爱》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权威版本译出，翻译准确，语言流畅优美，被誉为“最好的《简·爱》译本”。 再如，2021年是“意大利语之父”但丁逝世700周年。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组织的专家委员会在众多《神曲》译本中，专门选择了“经典译林”黄文捷译本作为意大利外交部、阿尔贝剧院/拉文纳剧院和但丁协会联合制作的有声书的中文底本。 “经典译林”的译者团队汇聚英、法、俄、德等多语种翻译大家，所收译本几经淘洗，精益求精，积聚了强大的译者阵容，其中包括傅雷、朱生豪、萧乾、叶君健、杨苡、许渊冲、草婴、力冈、宋兆霖、李文俊、臧仲伦、杨武能、郑克鲁、施康强、周克希、郭宏安等翻译大家，并且几乎都从原文译介：比如，《古希腊悲剧喜剧集》译自希腊文，由著名古希腊文学研究专家张竹明、王焕生十年磨一剑译出；《天方夜谭》从阿拉伯语直译，译者郅溥浩为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阿拉伯文学研究专家。《世界文学》主编、东欧文学学者、诗人高兴曾说过，想到阅读，想到经典译林就会产生一种暖心的情愫。 选品是阅读经典著作的重要步骤。世界名著浩如烟海，以个人有限的精力无法全部涉足。读什么，从哪些书开始读，恐怕是非文学专业的读者和家长常有的困惑。专业高效的选本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建立经典名著的谱系之树，帮助读者建立起知识架构。 “闭着眼睛买，本本都经典”，这是读者对“经典译林”的基本印象。系列收录约120个品种，基本囊括了各国地位最高、最有定评的文学名著，如《战争与和平》《老人与海》《简·爱》《名人传》《海底两万里》等。选目和品种上，涵盖文学史上的核心名著，文学与人文、虚构与非虚构、中国传统与世界经典并重，兼顾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还拥有《傅雷家书》《麦田里的守望者》《荆棘鸟》等独家版权特色品种。近几年，套系中又收入了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和现当代经典，如四大名著，《儒林外史》《朝花夕拾》《乡土中国》《艾青诗集》等，都是精选底本。“经典译林”给读者提供了一份过硬的书单。完整拥有了这一份书单，就可以领略世界精神宝库的大半精华风景。 “经典译林”对底本的选择毫不含糊。以《傅雷家书》为例，虽然在书店里能看到各种版本的傅雷家书或家信，但“经典译林”的《傅雷家书》是具有独家版权内容，最贴合初中语文课标教学要求的版本。为什么这么说呢？《傅雷家书》是傅雷夫妇1954年到1966年间与儿子傅聪之间的往来书信编选，由傅雷次子傅敏亲自编撰，根据内容把父母去信和儿子回信一一对应，整理出一条相对完整的情节主线，追索了傅聪留学、成家、立业的成长经历，其中删去大量琐碎的家事细节，同时保留并突出展示了傅雷一家在为人处世、治学研究、审美修养、理家教子方面的理念与方法。“两地书，父子情”，这是一份两代人交流的宝贵精神实录，堪称中国式家庭教育的典范文献，其中“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的人生训诫更是体现了东方修身处世的哲学精髓，影响了好几代人的成长。2020年12月28日，傅聪先生逝世，《傅雷家书》也成为他唯一留存的珍贵文字。译林版的《傅雷家书》采用了由傅雷家人编定、包含傅聪家信的珍贵底本，读者能够体会到中国家庭交流、教养的优良传统与教育精髓。因包含傅聪回信的《傅雷家书》只在译林版本中有，这样的精髓和含义在其他版本的《傅雷家书》中是无法品读到的。 阅读名著，编校质量也十分重要。这意味着你会在书里读到多少错别字和病句。译林社致力于世界文学名著出版30余年，“经典译林”系列脱胎于30年的优势资源积累，从2009年开始打造，2010年面世，至今，已有10年耕耘。编辑团队均为知名高校外语或中文专业硕士或博士，拥有清晰、独到的选题思路、优秀的专业编校能力和认真细致的工匠精神。专业的护航，让“经典译林”无论从排版还是编校，都做到了出版行业的高水准。 一本书的阅读体验，与印刷和装帧密不可分。一味追求低价格的版本会想方设法降低成本，纸张质量差，印刷工艺不到位，影响观感，甚至有害健康。大量的名著产品走廉价道路，从装帧到内容到用材，都很教辅化，做删节，在纸张和工艺上做减法。但“经典译林”始终坚持文学阅读的初衷，只做全本。用纸考究，精装、封面上的UV刻花、烫金都是很讲究的工艺，坚持在平价的基础上,尽量保证丛书的呈现效果能够配得上著作的经典地位，藏读两宜。 优秀的译者、专业的编辑、负责的印务，他们的协同配合，才能让译本经典名著焕发出无限魅力。而一个优秀的出版机构，才有能力去培养优秀的团队，调动资源。所以，当我们在挑选名著版本的时候，更是在选择信任的出版团队和出版机构。积累深厚，选目专业，译本权威，编校质量过硬，制作精良，这一切让“经典译林”成为译林社的一张名片，译林社也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学名著经典品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