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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2020 长篇小说 2020的长篇小说创作体量依旧很大，作家们大笔如椽，创作了不少良篇佳构。王蒙、冯骥才、刘心武、向本贵、赵本夫、贾平凹、叶辛、梁晓声、迟子建、王安忆、李佩甫等知名作家都推出了新作。年轻一代的李宏伟、路内、陈崇正、魏思孝、索耳等也有新的书写。长篇小说因其庞大的容量和宏大的主题，往往被视为一种厚重的文学体裁，有着史书的特性，是否具有史诗性也成为评估长篇小说价值的重要尺度。作家们选择长篇小说就是在用史诗的笔法回望历史、镌刻时代。独特的体裁让文本具有浓郁的历史思维和意识，一方面，很多小说中的历史魅影时时闪现，另一方面，很多现实生活的书写也往往具有“史”的价值和意味。这些具有史诗意味的书写可分为革命战争史、民族发展史、成长创业史、社会生活史、心灵精神史等几个大的方面。 一 革命战争史 中国的百年近代史是硝烟弥漫的岁月，作家们也用文字记录下了这些冰与火的革命战争岁月。“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就是战争”（阎浩岗：《“史诗性”与“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评估》，《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2020年的很多长篇小说聚焦到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上。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韩梦泽的《愤怒的钢铁》就是一部与此相关的文学作品。小说以首批赴朝作战的一个连队战斗经历为主线。这支连队极为普通但极具代表性，他们面对强敌无所畏惧，坚持到整个连队最后只剩一人，用牺牲换取任务的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在战争这样恒常的题材中，作家们也在探寻新的表达技法与途径。小说既有对壮烈残酷的战争场景的描摹，又有对具体而微的人性的呈现。徐贵祥的《穿插》《伏击》也是如此。两部作品整合为《英雄山》出版单行本，作品分别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视角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浴血奋战史，是战争书写领域的新开拓。“作家一直以来擅长书写战争题材，不过对此前的写法有所超越”（汪政：《词客有灵应识我——评徐贵祥长篇小说〈伏击〉》，《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2期），融进了现代叙事技法和谍战元素等，将人性的复杂性表达出来。 总的来看，近年来的战争书写除了展现宏大的史诗主题外，也有更多人情与人性的描摹，呈现一种书写的新变化。鞠庆华的《穷汉岭》书写大连百姓的抗战史，作品描写底层百姓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英勇不屈抗击日寇的故事。作者选取的角度较为特别，重点塑造了爱国妓女谭大红为抗击日寇所做出的贡献。武歆的《密语者》也是平民视角的抗战史，小说使用有着神奇经历的“爷爷”的独特视角，讲述一个普通的车站站长与日军周旋、抗击日寇的故事。王英的《母爱之殇》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写抗日战争，“其所揭示的“母爱之殇”在惯常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主题基础上，开拓了抗战题材新的表现空间”（贺绍俊：《在坚守创作中奉献时代——二〇二〇年中国长篇小说一览》，《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12月31日）。其他的作品，还有王霄夫的《上海公子》书写富家子弟投身革命、实现自身价值的故事；赵大年的《羔羊》书写腾冲抗战史，主要从普通个体逃避战难的角度展开；徐皓峰的《大日坛城》则从围棋技艺的比拼来书写战争。 余之言的《生死叠加》是谍战题材，小说讲述战争年代敌我双方密码破译师之间的较量，再现了战争年代密码破译领域惊心动魄的往事，礼赞了在炮火纷飞的主战场之外默默战斗的无名英雄——密码破译师。这是一个被长期忽略的群体，但是在战争年代，他们的贡献不逊于在硝烟弥漫的沙场战斗的战士。海飞的《醒来》也是谍战题材，书写照相师成为隐秘战线特工、为信仰而战的故事。鹤蜚的《娜样红》也是谍战元素的革命战争史。铁翎的《灰雁》是电视剧脚本，出版后被视为长篇小说，主题则是巾帼抗战史，书写女性在谍战中的功绩。战争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极大，因此很多作品即使不是以此为主题，也会将其作为引子、背景以及情节置于作品中。黄宁的《客从何处来》以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福建事变为时代背景，涉及南洋侨资、民族资本、白区斗争、红色交通线等内容。 和平年代的军旅生涯也是革命战争史的延续，主要内容为练兵备战、日常训练、介入百姓生活以及战士作为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比如初曰春的《一号战车》书写消防队的日常、王昆的《天边的莫云》书写军队援藏进行医疗工作、吕铮的《纵横四海》书写公安题材。其他还有曾剑的《黑石铺》、石钟山的《五湖四海》、北乔的《新兵》都是书写军旅生活的作品。这些革命战争史回望了血雨腥风的战争革命岁月，书写了和平年代军队另一种“战争”状态，提炼出了一个民族面对困境与危难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 二 民族发展史 很多战争题材的作品既是革命战争史，也是一个民族精气神的体现。正是不愿意当亡国奴，才有了一群人前赴后继的牺牲，才有了战争的胜利，才有了民族的重生，小说的大主题与大气魄油然而生。革命战争史是一个民族的发展史，但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还有很多小说从其他诸多方面来书写民族发展的艰辛历程，并提炼出一个民族独特的精气神。 赵本夫的《荒漠里有一条鱼》中出现的很多元素隐射的就是整个华夏民族。“荒漠里的一条鱼”在黄河决堤后被冲到岸边，作家在题记中记录了这条具有蓬勃生命力的鱼，这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作家写一个荒漠乞丐村的故事，写到了清末黄河岸边的生存，写到了战争年代人民的不屈服，写到了困难时期生活的艰辛。在一种寓言化的笔法中，作者探讨了一种坚韧的民族精神，勾勒了民族发展的艰辛，描绘出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表达了一种生命至上的理念，这正是一个民族赖以发展的极为珍贵的东西。石舒清的《地动》是一部灾难题材的作品。小说以一百年前的海原大地震为原型，以此来展现一个民族面临灾难时的复杂心态及坚韧的生命力。刘亮程的《本巴》延续作家的寓言书写，糅合了草原上的宏阔粗犷与温柔曼妙，作品虚构了“本巴国”与“拉玛国”，以两国的命运纠葛来书写民族英雄和地方历史，是一部关于民族的寓言。刘甚甫的《毛狗》以乡村为背景，书写人性的繁复，人与动物之间诡异的关系也具有寓言性质。彝族作家英布草心的《归山图》则书写了彝族的毕摩文化。 李佩甫《河洛图》的叙事以历史上的商贾大族为中心展开，是一部“中原财神”的创业史。小说以商战为主题，书写了百年商场角逐与命运沉浮。但作家没有滑向一种类型写作，而是继续回望他的精神圣地，小说既有回望自己人生历程的书写，也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还有对养育他的那片土地深沉的爱的表达，更多的则是展现一个民族的商业传统。正如作品所示，“崇儒尚德”的商贾品格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何大草的《春山》以中国唐代诗人王维为中心人物，再现了王维生命中最后一年的经历，深入诗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复活了“诗佛”不同寻常的心灵宇宙。这种对民族历史人物的挖掘构成了民族发展史的重要一层。马伯庸的《两京十五日》是由《明史》中的一段记载敷衍而成，余震的《川西涅槃》则试图通过对天府文化、历史名人事迹的整理挖掘，发掘红色文化，而纪廷孝的《大唐天回》亦是通过回望历史来展现民族发展历程。 还有一些作品试图通过“一百年”这样完整的时间长度来记录一个民族的发展变迁，这种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历史记录更加真实，也更有吸引力。王松的《烟火》是市井生活书写的代表。作家书写浓郁的津味风情，通过对百十号人物的描摹，以及对“侯家卫”这一具有典型津味特征的地方的书写铺陈，几乎将各行各业的生活都囊括其中，记录了百余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同时，以人物带故事，涵盖了百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深刻介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罗先明的《神舟山传奇》书写百年历史进程，作家以一位百岁老人为线，将个体日常与百年历史结合起来，情节涉及抗日战争、山林生态变迁、跨国姻缘、惊天大案，故事的传奇性与地域的神秘性水乳交融。胡学文的《有生》以主要人物祖奶的倾听与诉说为主线来展开情节，这样一位生于1900年的“祖奶”，正是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她是历史的叙述者，也是当下的亲历者；她犹如精神枢纽般连通着每个倾诉者的心灵深处。她既叙述着历经苦难与创痛的家族命运史，也以倾听的方式见证了宋庄人内心深处的隐秘角落。赤耳的《大河人家》也是一部百年中国史，小说以柳、白、黄三家的命运浮沉书写了近百年中国的发展历程。邵丽的《金枝》则梳理了近百年里中国普通农村一个周氏家族五代人的命运沉浮。 三 成长创业史 新时代的民族发展史更多地与创业有关，这是一个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然。柳青的《创业史》为作家们树立了一种创业史书写的标杆，多年来几乎无法逾越。一代一代的作家都在不断回溯这样的书写，最为典型的就是近年来蔚为大观的扶贫题材作品。脱贫攻坚主题的文学虽然具有一种主题先行的意味，是一种典型的宏大叙事话语，但是落到实处，也正是一部部当代创业史。因为要摆脱贫困，必须要寻找项目、引入产业，只有创业成功，才能真正摆脱贫困。每一个扶贫点发生的脱贫故事，都是独具特色的创业历程。在扶贫的过程中，无论村民还是干部，每一个个体都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成长。可喜的是，在2020年，除了聚焦农村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场面之外，不少作家还在作品中深入思考了扶贫之后乡村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龙志明、曾小雨的《噶莫阿妞》聚焦脱贫攻坚第一线，主人公梁英武们组建“合作社”，带领阿火村的父老乡亲告别绝对贫困，走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与《创业史》中梁生宝们成立“互助组”告别贫困一脉相承。小说记录了这个时代特有的声势浩大的扶贫攻坚战，更通过这场发生在扶贫极限情境中的“战斗”的书写，提供了新时代文学的新鲜经验。胡正荣、阿克鸠射的《逐梦彝乡——索玛花开的地方》书写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群众摆脱贫困、走向幸福的故事。扶贫工作组深入彝族同胞家中走访了解村民的贫困情况，并通过寻找扶贫项目、采取有效措施开展扶志教育、组织贫困家庭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和劳动技能培训增强脱贫致富本领等等具体行动，帮助彝族同胞摆脱贫困，迎来了幸福生活。水土的《还你一个仙女湖》围绕“仙女湖”的“生死”展开。小说记述了通过扶贫工作的展开让“仙女湖”起死回生、使南湾村脱贫致富的历程，在扶贫开发的同时，还将主题延展开去，涉及生态保护等问题，深入思考了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的关系。王洁的《花开有声》是一部关注留守儿童的书，也是一部以精准扶贫为主题的书。小说讲述支教女老师面对偏僻山村一群留守儿童的贫困生活现状，克服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故事。经过多年努力，孩子们终于迎来本该属于他们的快乐童年。作者王洁是帮扶留守儿童活动的积极实践者，书中大部分故事都是她的亲身经历，这种来自一线的经历让小说内容真实可信，极富感染力。作品通过对教育问题的关注，落脚于“扶贫离不开扶志”。海燕的《小康之路》是一部生动展现中国人奋斗圆梦、脱贫奔小康的作品。小说题目极具辨识度，出版社的推介语中则有“新创业史”的表述。作品书写主人公从城市回到乡村参与扶贫工作，带领贫困户走出贫困的故事，把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相结合，通过个体命运的变迁向读者传达扶贫工作的艰辛及决战脱贫攻坚的重要意义。 很多扶贫题材作品塑造了新时代的基层干部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形象图谱。贾兴安的《风中的旗帜》直面当前农村的种种问题，作品以一个乡村干部的遭遇，呈现出乡村的真实样貌和各种乡村难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作为、有担当、有血性的基层干部形象跃然纸上。而像王金亮这样的基层干部，正是“风中的旗帜”，引领着农村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作者述说农村改革的艰难，并以此向全国无数的优秀基层乡镇干部们致敬。惠芝涌的《春山》描绘了大巴山深处春山村脱贫攻坚的场面，用平实诗意的笔法展现了乡村振兴的艰难曲折。小说中，县级部门一群驻村队员面对“空壳”山村，直面现实命题，利用春山的自然资源，深入挖掘厚重的民俗文化，巧借重庆知青回报春山之力，同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从而成功开启春山封闭的大门，使大山围困的山村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乡村旅游也因独特的民俗文化而红火起来。小说写了脱贫攻坚战中的林林总总，一群“90后”的年轻干部成为了脱贫战场的主力军。杨遥的《大地》也是书写基层干部的作品，小说主要描写了年轻女干部任“第一书记”的经历。《大地》是来自脱贫一线的经验，作家没有回避驻村干部的真实遭遇和情感体验，写出了他们的真实处境。小说中“孤城”这类封闭贫穷的乡村世界，不仅需要有人来帮扶基本的生活物资，还需要激活人的内生动力，“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长期驻村的深层目的便在于此，最终还是落到“扶贫先扶志”上。深入扶贫一线多年、掌握了大量一手信息的作家陈宏伟创作了《陆地行舟》，作品结合真实经历展现了扶贫工作的艰辛。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普通的扶贫干部，他遭受误解，面临一系列困境却心无旁骛，将帮扶对象放在首位，经过不懈的努力完成使命，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总的来说，这些扶贫题材作品多以扶贫干部为中心展开叙事，主人公们在完成使命的同时实现了自身价值，将扶贫创业与个体成长有机结合了起来。 向本贵的《两河口》是较为典型的“后扶贫”书写。小说中的两河口村已经过上了相对安逸的生活，但是大家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向着更高的目标奋进。在小说中，乡村发展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市里决定在两河口办一个西南五省周边地区最大的商贸物流中心，两河口村的三千多亩水田和旱地要全部征用，全村的两千多口人都要搬迁出去。对于村民来说，这是一个关乎生存和家园的大问题，自然也引出一系列的矛盾冲突。经过多方协调，村民的搬迁工作顺利展开，而且村民们在迁移之后都开始寻找新的生活方式。最终，村子在城市化进程中涅槃重生。作品书写了新时代乡村的巨变，与此同时还塑造了年轻一代干部形象，将干部与村民们的个体成长同村庄的涅槃结合了起来。王松的《暖夏》同样是一部“后扶贫”书写作品，书写位于大城市郊区趋于城乡一体化的乡村这样一个新的典型环境，书写全面小康使命和农村发展的新理念、新问题。一条梅姑河分隔开东、西金旺两村，同一种发展方向又让两村人经历从竞争到互助融合，小说中的两三代人，每一代甚至每一个人物都带着“巨变”与“渐变”的表里，于是，一个小不点儿的地方回响着宏大主调，具体生活中涵纳着脱贫奔小康的人间史诗。温燕霞的《琵琶围》也是描绘深度贫困山乡脱贫攻坚战“后半程”面貌的作品。小说以江西赣南原中央苏区贫困山村“琵琶围”为蓝本，用平实的语言和鲜活的细节书写了该村易地搬迁的脱贫攻坚史诗，谱写了一曲决战脱贫攻坚的奋进之歌，展现了一幅决胜全面小康的精彩画卷。张艳荣的《繁花似锦》则涉及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作者以一个名为“得胜村”的村子作为描写对象，通过讲述数十年间三代村民为了摆脱贫困、走向富足不屈不挠的拼搏奋斗，以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特别是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的变革为主线，展示乡村天翻地覆的变化，表现一代又一代农民的成长与变迁。作品的落脚点也是新农村建设，着重书写精准扶贫的“下半篇”文章，小说还涉及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将“知识下乡”与精准扶贫、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凸显教育问题的重要性。 此外，有一些作品虽不是直接以扶贫书写为主题，但也通过乡村的新变来反映时代的剧变。杜光辉的《适天石》将故事场景设定在海南，通过三代人的奋斗史，来展现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气神。《适天石》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以海南农村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一群普通人，怀着摆脱贫困的朴素愿望，不断奋斗，最终迎来新的生活。虽然小说还涉及传统道德、人文情怀、生态保护等多个主题，但主线还是海南开发的创业史，个体的成长也与创业史交织在一起。李天岑的《三山凹》重点落墨于三个发小不同的人生奋斗历程，三人分别从政，从商，以及在农村奋斗，这个过程，正好和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相契合，个体成长与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通过个体的创业史，多方位、多层次地呈现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修瑞的《大步向前》讲述了主人公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洪流，与巨变中的中国农村一起成长的故事。从最初的大部分人吃不饱饭，到分田到户后粮食获得了大丰收；从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到逐渐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与时代一同成长。于琇荣的《南风歌》则聚焦农村政策的变迁及其带给农民的改变，讴歌了三代鲁北儿女为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全面发展做出的历史贡献。俞胜的《蓝鸟》是一部当代乡村青年的个人奋斗史，小说的主人公从乡镇到省会城市，从在建筑公司当力工到在大城市的霓虹灯下历经低谷与磨难，再到自行创新创业实现自我价值，个人的命运波澜、事业浮沉与大时代共振。杜阳林的《惊蛰》反映了农村青年的奋斗，作家聚焦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偏远乡村，描写了一群人的成长历程。陈再见的《出花园记》也是以几个从乡镇走出来的少年为中心，记录他们在时代的巨变面前历经的百态生活。这些都是创业与成长的史诗化书写。还有不少作品进一步思索城乡关系，具有一定反思性，如凸凹的《京西逸民》将拾荒者纳入叙事中心，书写农民进城的艰难；陈仓的《止痛药》聚焦底层，书写农民进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文清丽的《光景》则以女性命运来钩沉乡土。 当前的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等题材的书写，普遍褪去了图解政策式的报告文学书写模式，而是寻求各自的特色，人物塑造立体丰满，故事情节生动形象，地方风貌细致周全。脱贫攻坚既是一场时代的剧变，也是每一个个体的成长蜕变。农村的创业史多以扶贫书写为主，移步到都市生活中便是商业和职场题材，这也是2020年较热的一个创作门类。阎志的《武汉之恋》讲述了青年一代从校园到商海浮沉的故事。陈佳勇的《蜗角虚名》（单行本名为《老板不见了》）也是职场小说，小说以主人公毕业后进入公司实习、工作、晋升、发展的职场经历为主要叙事线索，在叙事视角上也几乎是围绕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所为来展开故事的。王顺法的《琉璃红琉璃黄》以生意场之争引出贪欲和正义之间的较量，并叩问人在丛林法则之下如何保持本真。此外还有于建新的《感染科医生》反映医疗行业，詹东新的《晨昏线》聚焦中国的航天事业，秦北的《归心》、黄宗之的《艰难抉择》聚焦科技行业，黄香萍的《中国智造》聚焦制造行业，浦子的《长骨记》书写公司法务等与商业和职场相关的作品。 四 日常生活史 日常生活如何进入写作的视野是极度考验作家功力的。作家们往往透过生活的横截面来反映时代的大震荡，将个体的命运融进时代的大合唱中去，细细雕琢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但同时也不忘将时代的大背景放置在幕后，并不断回到这一点上，将日常生活与宏大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起来，以此为契机的书写，正是个人日常生活历史化的体现。 贾平凹的《暂坐》从乡土走向都市，关注女性问题，描写都市女性的情感与事业。小说涉及了十多位女性人物，构成了生动鲜活的“西京”生活故事。艾伟的《妇女简史》也是用史诗的手法书写普通个体和日常生活。小说由“敦煌”“乐师”两部分构成，“敦煌”是一部女性的生命简史，探讨了关于女性的爱情、生活、家庭、事业，对女性情感生活的书写纤毫毕现；“乐师”是一部父女关系简史，写出了父女关系中的爱、愧疚和宽恕，也写出了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亲情。这些情感故事都是日常生活的复现，是属于每位个体的“生活史”。 年纪更大一点的作家们对历史的书写更加私人化，也更具有生活气息，女性题材的书写也是如此。王蒙《笑的风》是他的同名中篇的扩写，聚焦的是女性婚姻悲剧，延续了最近几年流行的女性悲剧展示的书写。不过《笑的风》有所不同，文本流露出一种平和的心绪，作家也写悲剧，但多了一份悲悯，少了一丝宣泄。80岁的杨本芬在2020年推出《秋园》，这并非一本大部头的作品，也没有离奇繁缛的叙述，但是作者以岁月的沉淀，还原生活和历史的面貌。作品以主人公秋园的经历串联起百年中国的历史，在女性命运的书写方面显现出晚期的沉郁。有苦难，有抵抗，内敛而又不失力道，在众多的女性写作中脱颖而出。叶辛的《魂殇》仍是知青题材的延续，这是叶辛几十年创作的“魂”，小说以知青这一代人半个世纪的命运为焦点，通过一位画家的个人视角来写知青岁月，同时也写当下，时间跨度很长，是经历者对历史的回望。陈德明的《红杉树下》、王雅萍的《走出白桦林》同样是知青主题。一直以矿区文学为写作方向的刘庆邦推出《女工绘》，聚焦矿区的女性，写出了女性命运的历史纵深感，描写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以矿区生活为中心，不仅展现了正值芳华的矿场女工对爱情、生活、理想的向往和追逐，还折射出时代对每个人的塑形，是典型的个体在时代洪流中命运的呈现。 刘心武的《邮轮碎片》将叙事集中到邮轮这一有限的空间里，有限的空间生发出无限的故事，它是日常生活的高度提炼。作家聚焦的是“中产阶级”这一群体，但是生活具有高度的关联性，邮轮串联起了所有人的生活和命运。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也是一种日常生活史诗化的书写。王安忆很多作品都以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与动荡不安的外部环境相对照，《一把刀，千个字》依旧如此。小说讲述了一对姐弟横亘近四十年的人生故事，地理上流转在中国哈尔滨、上海与纽约法拉盛三地。其实这期间有着很多的重大事件，但是作家的笔似乎一直瞄准在这一群普通人身上，正如作家在文中所言，“总以为历史是由纪念碑铸成的，更可能是石头缝里的草籽和泥土”。纪念碑与草籽、泥土的对照，最终还是回到的了大历史、小历史的辩证关系上来。 在2020年，还有不少作品书写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张平《生死守护》是一部直面现实的社会政治题材小说，以反腐为主题，但作者将其推进了一步，全篇仅仅是书写一位正面的干部形象，用他的遭遇来反思整个腐败的“土壤”；同时，作品聚焦民生，将人民福祉作为写作的中心主旨。在家庭伦理方面，毛建军的《美顺与长生》用最朴实的文字来记录一个少女的特殊命运、一个北京家庭的特殊婚姻和别样亲情，以此窥见生活的真谛。焦冲的《原生家庭》讲述了生育问题带给女性的困扰，延续了几千年的女性悲剧依然继续；吴文莉的《西安城》通过女性命运的书写关注底层生活；旧海棠的《你的姓名》展现一家两代人的坎坷命运，折射出中国乡村迈向城市进程中传统文化的破碎与重建；柳营的《我们的旖色佳》涉及疫情背景下的海外生存现状；唐颖的《个人主义的荒岛》是一部女性色彩浓厚的“艳史”，塑造了20世纪30年代的“新女性”的形象，光彩照人的背后有着难言的过往和心魔；袁远的《天下父母》通过对不同家庭父母和子女生态关系的描绘，勾画出一幅当下中国家庭教育的众生相，思索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韩博的《三室两厅》聚焦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王棵的《汪小白找前妻》思考情感问题；陈玺的《塬上故事》则是对20世纪80年代渭北塬上生活的回望。 年轻作家的书写题材更加广泛多元化：苗炜的《烟及巧克力及伤心故事》呈现一群北京“文青”的现实困惑与情感困境；石一枫的《玫瑰开满了麦子店》选择了一个极少被写进文学的乞讨者形象，目光投向“麦子店”这样一个城市中的独特空间，将目光聚焦于主动选择“团契”的蹭饭生活的乡下女孩漂泊故事，是“京漂”文学的一种新形态；默音的《星在深渊中》以悬疑开篇，以失语症患者为线，书写沪漂人群，直指校园暴力、性侵等社会敏感点；张忌的《南货店》聚焦历史，以记忆中的供销社为场景，表现出人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际所面临的迷茫；陈家桥的《引水记》则选择了书信体来回望历史；李静睿的《慎余堂》则将笔触伸向家族与历史。此外，青年作家们还热衷于营造“异空间”：陈崇正的《香蕉林密室》从多方面展现出一种“早期风格”，塑造了近乎疯癫的形象，“地下宫殿”的建造这一举动也是一种青年文学空间的独特营造；更为年轻的作家也有类似的作品推出，例如“90后”作家索耳的首部长篇小说《伐木之夜》，也创造了“荔枝园”这样一个独特的空间，只要置身其中，就会规训和改造这园子，同时不断被园子规训和改造，这种对命运的窥视显现出青年写作的出手不凡；这种独特空间的营造以及情绪的表达，都有一种青年探索的意味。“90后”盲人作家吴可彦推出了《盲校》，这是一部有关盲人世界的小说，但作者并不是一味地哀叹悲悯，而是写出了“生命里始终有光”的气度，显示出青年写作的一种气魄。路内的《雾行者》也是一部青年写作气息浓郁的作品，小说最明显体现出文学“早期风格”的是“文青”形象的塑造；小说中大量的西方经典著作的出现，印证的也是文学“早期风格”的形成对西方文学资源的依赖。青年作家们喜欢用悬疑通俗的笔法来反映现实敏感问题，这种通俗技法的挪用，也是一种典型的“早期风格”，作家们通过社会案件的切入，来反映社会的复杂与人性的幽微。刘诗伟的《每个人的荒岛》表面上用通俗小说的笔法书写青年成长主题，在精心的结构布局中将故事以及人物的命运铺展开来；冯华《倒影》以推理为线，在扑朔迷离中揭开碎尸案，书写人性的迷茫与抉择；房伟的《血色莫扎特》也是通过一桩凶杀案的破案过程来反映时代留给人们的伤痛；宋尾的《相遇》同样披着通俗的外衣，通过一桩意外身亡的保险查证，写出了小人物被生活裹挟背后的社会真相；须一瓜《致新年快乐》以一桩复杂案情入手，书写了学音乐的少年的成长经历；魏思孝的《余事勿取》同样以一场杀人案为引子，以生命最后三天的经历来进行残酷的乡土叙事。近年来，悬疑题材的文艺作品十分流行，这和青年作家们对此选题的热衷有关，也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该题材的盛行。 五 精神心灵史 文学从根本上说是慰藉人的精神的，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一座精神的寺庙（贺绍俊：《长篇小说的问题和前景》，《当代文学新空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作家们最终追求的是一种精神史和心灵史，很多作品直接以此为追求。 吴亮的《不存在的信札》聚焦的是20世纪90年代艺术圈的故事。小说是典型的带着个人锋芒的艺术批评文本，因为其中涉及了很多的艺术现象、观念、流派、作品、思想的交锋与论争。很多描写都不是情节的书写，而是一些观念的探讨，具有批评的意味和理论的高度。除了信件，还穿插着谈话录、日记残章、自述、研究、残稿、讲义等不同形式的短章。这些或引用或编撰的文字，让小说蒙上了浓郁的神秘色彩。总的来讲，涉及思想观念和人的精神世界的讨论。作家通过怀念一个时代的文学来怀念一个时代，那是艺术的时代，文学的时代，也是精神的时代，灵魂的时代，与当下的灵魂普遍无处安放形成鲜明的对照。冯骥才的《艺术家们》是他酝酿数十年的心血之作。作者在精彩的故事中，融入了自己对于绘画、文学、音乐等多种艺术门类的独特体悟与思索，用钢笔和画笔“两支笔”描绘出激荡动人的艺术人生。小说无论是素材、故事，还是技法、主题，都是作家晚年的一种集成式表达，是作家几十年创作生涯的总结性成果，更多地指向艺术家的心灵世界。 迟子建的《烟火漫卷》描绘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人间烟火”，具有浓郁的市井生活气息，但作家主要还是进行着一种精神上的巡礼，最终还是在进行“精神叙事”，“延续了她以往写作那种属灵的精神线索和现代性反思意识”（陈培浩：《叙事装置、灵的启示和善的共同体——解读迟子建〈烟火漫卷〉的城市书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6期）。小说以一段寻亲之路展开，涉及几个人的忏悔与救赎，是典型的关乎心灵世界的“罪与罚”的拷问。迟子建努力探寻一种向善、向美、向爱的精神追求，谱写的是超越庸常生活的精神心灵史，这与《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书写神灵的故事一脉相承。郭平的《琴殇》围绕古琴家这一群体进行书写。作者在文中寄寓了古典琴乐及古代文化的精魂气韵，塑造了一众丰满多姿的琴人形象，谱写了一段知音相惜、古韵悠长的当代琴曲。海男的《青云街四号》继续书写她熟悉的云南，书写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战争，不同的是，历史和现实在文中交织在了一起。作家更多的还是在书写一部心灵史。陈先斌的《憩园》也是以一座别墅的送与还这一事件，来寻找灵魂的出口。 李凤群的《大望》书写四位被子女遗忘的老人，是一部密切关注现实的作品，但作家没有平铺直叙，建构的是较为荒诞的事件，仿佛梦境书写。作品更多的还是聚焦精神世界，无论老人们是皈依佛教，还是回归大望洲，都有精神回归和灵魂忏悔的意味，而这种忏悔，几乎弥漫了全书。梅卓的《神授•魔岭记》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互文，以少年阿旺罗罗在经历自我磨砺和修炼后成长为新一代神授艺人为主线，小说打破了梦境、虚幻和现实之间的壁垒，也是指向精神世界的作品。学者王尧在2020年推出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这是一部典型的知识分子心灵史。作家以一个少年的视角，对历史进行了另一种回溯。主人公在村庄和镇子之间奔跑，在队史、家族史中出入，当少年历经岁月迈入中年，又以“故事中的人”和“故事的看客”这样双重身份进入了历史，创作主体和人物主体发生了灵魂的共振，人与历史的联系生发的更多还是精神的世界的问题。 先锋文学一向关注精神世界。先锋文本在形式上是极具颠覆性的，但同时既存在创作技法上的先锋，也有主题先锋，主题上的先锋很多时候主要关注的就是精神世界。李宏伟2020年推出的两部作品《灰衣简史》《月相沉积》都是关乎心灵史的作品。《灰衣简史》十分晦涩，小说使用了较为奇特的结构，是一部极具哲思与情理的小说，作品一直在思考着形而上的问题，不管是灵与肉，欲望与爱，还是逃离现实追寻乌托邦，抑或死亡的终极叩问，都有这样的意味。他的另一部作品《月相沉积》也是一部具有探索意味的小说。小说讲述的是一次贯穿故事始终的刺杀行动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故事发生在未来，其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核能滥用导致了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案被实施，和《灰衣简史》有异曲同工之感，时间和空间穿插重叠，未来、科幻、乌（恶）托邦这些关键词让小说再度陷入神秘、深奥和晦涩。赵彦的《伪人》则虚构一位不存在的作家，全篇几乎都是梦境书写，进入的也是精神世界。 孔亚雷的《李美真》似乎在延续“灵的编年史”这样的写法，具有一定的探索性。故事采用了盒套结构，文本中套文本，整体架构上十分繁复。文中引用了各种文献，有大段的没有标点的文字，有些还在内文中进行了奇特的排版，这些都与一般的小说有所不同，呈现出一种新的形态。陈丹燕的《白雪公主的简历》是一部实验小说。小说分为“悬丝”“镜子”“蛇果”三个部分，分别带出以本、张洁、梅为主角的三段中年人的故事，每一个故事又枝蔓开“盗梦空间”式的多重子叙事线索，这些线索好似特写镜头一般把每一个主角的境遇、感情、心理以及与周围人的关系等种种细节展示出来。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形态，很大一部原因是这些作品超脱于日常生活之外，更多的是在探讨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问题。 除了上述作品，2020年的长篇小说还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长篇小说通常都是大部头的作品，主题往往是多元发散的，这些分类仅仅是出于论述方便的权宜之计，只是根据小说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一些区分。长篇小说书写往往呈现出时间的大跨度、人物的多面化、涉面的深广性等特性。文学镌刻历史的功能在长篇小说这样的体裁中发挥到极致，史诗情结成为作家们普遍的追求。这种情结，让长篇小说具有厚重的底蕴，具有史诗的品格。但同时也因为极其巨大的创作体量，同质化倾向在所难免，个性锋芒似乎被湮没于常态书写中。回顾2020年，长篇小说出版与发表的方阵越来越强大，《花城》在2020年也出版了长篇专号，这样一来，《收获》《十月》《当代》《中国作家》《小说月报》《花城》等刊物都有了长篇专号，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兴盛。虽然高产高出，但是痼疾依然不少。长篇小说高产低质、“有高原无高峰”已经是人所共知，被多方论及。不过，近几年的一些作品，则又一次对这样的常态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很多年轻作家贡献了很多新形态的文本，总的来说，一种技法的新苗头已经破茧而出，诸多的作品在预示着长篇小说书写新的可能性，长篇小说的未来仍然大有可期。 本文系“四川大学川大学派培育资助项目”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