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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论文是科研人员的日常工作之一，而论文能否顺利发表并获得良好评价，会对科研人员的职业生涯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对于许多科研人员来说，发表论文并非易事，被退稿的情况经常发生。近日，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尼克·霍普伍德（Nick Hopwood）拍下自己办公室里贴满退稿信的玻璃墙，并将其发到社交媒体平台，随后收获了大量转发和“赞”。 当前，学界形成了一种“拒绝文化”（rejection culture），即论文投稿或科研立项申请的被拒绝概率比被采纳概率高得多。霍普伍德表示，可以将被拒绝视为常态而非失败的标志。但是，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副教授凯莉-安·艾伦（Kelly-Ann Allen）及墨尔本大学教授约翰·哈蒂（John Hattie）等学者看来，在制度层面上改变“拒绝文化”比将拒绝常态化对学界更有益。 拒绝文化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艾伦表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将被拒绝等负面经历视作常态、接受“这就是工作的一部分”，是一种可行方案，构建复原力和应对机制在许多领域都广受推崇。然而，这种思路却将责任施加在了科研人员个人身上。考虑到论文发表对科研人员职业成功的重要性，当提交结果严重向拒绝而非接受倾斜时，可能出现一种有害的工作环境。 具体而言，“拒绝文化”会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负面影响。第一，科研人员失去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学习科学（learning sciences）告诉我们，有效的反馈和定义清晰的标准有助于实现高成就。当成功的标准明确、具体、可达到时，学习者会学得更快，学习效果会更好。然而，学术期刊的发文标准经常变化且不够明晰，未能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有效的反馈应该是时机恰当的、有任务导向的、非个人的、渐进的，且必须是双向的。学习者良好地接受反馈后才能识别自己的现状、目标、达成目标的方式方法。然而，学术期刊给投稿作者的回复通常只有接受或拒绝两个答案，很少提供清晰的改善途径。 第二，浪费大量时间，加重科研人员的工作负荷。已有多个调研结果显示，科研人员感到工作量过大。此外，澳大利亚国立健康与医学研究理事会2012年收到3727份立项申请，通过率仅为21%。科研人员准备一份新申请平均需要38个工作日，修改一份申请以便重新提交平均需要28个工作日，这3727份申请共花费了550个工作年，换算为工资约合6600万元澳币。鉴于澳大利亚国立健康与医学研究理事会的立项通过率通常在20%—25%，大部分花在申请上的时间不能给科研人员或社会带来直接效益，且机会成本巨大。 第三，催生科研人员的压力和焦虑情绪。工作量是影响科研人员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准备投稿和立项申请在工作量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而这些工作得到否定答复的概率非常大。同时，许多科研人员还承担着教学和管理任务，多重压力导致他们过劳和焦虑的风险很高。“拒绝文化”也会对科研人员的工作满意度、生产率和总体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近些年的研究表明，科研人员普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这一现象日趋严重。 进行制度性改革 为了减轻拒绝常态化对学界的危害，使科研文化向更有利于科研目标的实现、对科研人员心理健康更有益的方向转变，研究人员提议从三个方面开展系统性、制度性改革。 第一，降低拒绝的机会成本。如果存在具体、清晰、可达成的成功标准且能得到明确、及时、聚焦于改善的反馈，科研人员就可以减少在被拒绝概率较高的任务上耗费的时间。现在已有一些科研资助机构采取“向质量过关的立项申请有条件提供经费”的做法。期刊和资助机构评审人员不应该是论文和立项申请材料的第一阅读者。可以由学者担任初审者进行“提交前质量评估”，选出通过概率较高的文章和项目进入正式提交环节；还可以考虑向该轮申请未通过但受到高度推荐的项目提供种子经费。期刊编辑和资助机构直接联系科研人员个人、“委托”任务，有助于节约各方的时间。据悉，目前已有资助机构这样做了。不过，这种机制需要配合公平措施同步实行，避免出现资深学者受到偏爱、职业起步期学者机会不足的情况。 第二，改进期刊发文流程。首先，期刊编辑向同行评议专家递交稿件时应加强筛选性。其次，快速回复拒绝信并附带经过深思且有建设性的建议，以便帮助作者提高再次投稿的成功率或尽快作出其他安排。另外，学术期刊应实行“同行评议退稿意见分享”政策，即对曾被另一家期刊退稿的论文，参考当时的同行评议意见以及作者据此所做的修改，而非从零开始。目前，已有一些期刊在实行这种政策。 第三，改善科研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科研机构应鼓励同行指导与合作，特别是确保容易遭到拒绝的职业起步期学者拥有机会。已有研究显示，同行指导可在教学、研究、职业规划方面给被指导者带来帮助，还能加强学术社群建设和社会联系，同时提升指导者和被指导者的科研生产率。学术期刊可以考虑聘请资深学者在同行评议之前或之后指导年轻学者改进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此增加作者身份的多样性及学术出版的包容性、公平性。但当前仅有少数期刊采取这一模式。有些高校也仅对多作者研究成果给予部分认可。 艾伦对本报记者表示，整个学术出版体系需要更新，学界应就此开展全面、透彻的讨论。当前学术出版体系的运行基于以赢利为目标的商业模式，但又高度依赖科研人员的时间和合作意愿。现在，期刊编辑越来越难找到担任同行评议人员的人，这会耽搁稿件的处理和刊发进度，让作者无法及时收到反馈。她建议，设立一种“回报制度”，让每位发表过文章的作者都为同一期刊审阅两篇文章，以此解决同行评议人员匮乏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