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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方 韩松落 1996年，我在家乡小城当养路工，在当养路工的同时，开始写小说。 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但有个优点，可以按时下班，并且没有任何应酬——没有人需要和养路工应酬。此后几十年，我再也没有遇到过不需要应酬的工作。所以，对于刚从学校毕业的我来说，它特别接近我理想中的工作的样子，白天忙碌，下班之后就和工作一刀两断，可以在家写东西，这种生活，似乎特别有“双重生活”的味道，而我喜欢的很多作家，不都过着这种双重生活吗？ 在写了几个短篇之后，我开始写长篇了。我那时候在读杜拉斯、杰克·凯鲁亚克，所以，我想像他们那样写小说，自涌式的，流动的，看似漫延但却处处恰好的。于是我就开始了，没有人物表，没有大纲，就开始写了。我有的只是一些画面，一个穿着黄裙子、戴着金盏花，光着脚在街上行走的女孩；一个城市边缘的小镇，似乎处于一个永恒的秋天，天空的晚霞到了黄昏就被烧得焦黑；还有一条空旷的长街，一个有梨树的小院，一些聚拢在一起又很快散掉的脸。我断断续续写到第二年六月，写了七万字，终于写不下去，就果断弃了。 写在一本教案笔记上，牛皮纸封面，纸张微黄，有红色的横条格子。因为我读的是师范院校，我们用教案笔记做课堂笔记，算是提前进入角色。离开学校之后，我还是习惯用教案笔记写东西。 这个小说，起初叫《纯真年代》，不是因为伊迪丝·华顿的小说，而是因为我钟爱的歌手孟庭苇，有一张专辑叫《纯真年代》。后来，又改成《西北偏北》。但不论怎么改，我都没法继续写下去。因为，经历了养路工生涯，以及生活的炙烤之后，刚走出学校的我所拥有的那种慌乱但却充沛的自信逐渐消失了。 那个没有完成的小长篇，用我生活过的几个地方作为背景，兰州的安宁区、榆中县，都是城市的边缘地带，又荒凉又生机勃勃，而且，这两个地方没有工厂，有河有树，天特别蓝，每到黄昏，落日的金光悍然光临，不像城市中心那样，常年雾霭沉沉。这两个地方，都是对比度特别鲜明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也造就了我，让我对那些对比度不够鲜明的人、事、地点，都有点不耐烦，哪怕对比度格外强的人和事往往是有害的。 在那个故事里，我、妈妈、弟弟、姨姨、姨姨的丈夫皮货商人、皮货商人的情妇、爷爷、疯子叔叔、艾丽娅、小白、林、小白和林的同学左默宁，都有各自的故事。他们一度生活在这个叫华林岗的地方，最后又流散各处。故事里的我，在离开家乡之后，“可耻地发了迹”，母亲跟着她去了异乡，弟弟则留在家乡跑客运。 多年后，母亲去世，小白也变成一个肥胖的官员，林过着平凡的日子，左默宁不知所终。她重新回到出生地青海，在那里漫游了很久。最后，在西宁，她遇到一个旅行者，在分手的那天，旅行者为她唱了一首童谣。 我对这个故事念念不忘。二十多年后，我接到《小说界》的约稿，编辑项斯微老师告诉我，那期的主题是“某种爱的纪念”，我立刻想到了这个没完成的故事。我把母亲的故事单独拎出来，用“语文史”作为一条线索，改写成了一个短篇。虽然文字都是现成的，但我改了很久，因为，我已经不可能进入当年那种情境了。 我想写什么呢？其实并不复杂。不管当时还是现在，我想写的，始终就是一些画面，和漂浮在画面上的凄怆感，对，就是“凄怆”两个字。北方秋天的那种凄怆，天黑后清冷的长街，木叶的苦味混合着河水的腥味，街道两边疏落的灯火，卖毛栗子和红薯的小店有红红的火光，路边的老房子，窗户上映着昏黄的光。 尤其是我们这里的老工厂区西固，和安宁区，到了秋天和冬天，都特别有那种凄怆的味道。哪怕今天盖起了那么多高楼，那种凄怆的味道还在。那是北方骨子里特有的东西，弥漫在空气里、光线里的，是高楼抵挡不了的。 如果它需要一首主题歌，我希望是西妮德·奥康纳的《A Perfect Indian》：“为何生命里那情景昙花一现，那时你们总是对我笑脸相待，现在我却漂泊于可怖的大海，孤立无援，不得不自我拯救，长久以来我像是李尔王之女，那是唯一可以通往自由的路。” 没有结构上的野心，也没有特别的意味，就是想写“凄怆”，这种凄怆如李尔王之女一样的命运。 刊出来的时候，是2020年的9月，北方的秋天也正好来了。 给好几个作家朋友看过，柳营的评价我很喜欢，“如此自然的‘小说’”，她给小说加了引号，因为她知道这其实不是那种披挂上阵的小说。我也希望它是自然的、九十年代的、私小说式的，希望它有一种絮絮叨叨诉说的语气，在虚空中，指着子虚乌有的照片给人看，“你看，这是我们家的合影”，“这是爸爸二十二岁的照片”。 我知道已经没有人这么写小说了，连我自己，也都改弦易辙去写高概念的故事了，所以它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特别珍贵。再也没有那样一种自涌般的、充沛的信心了，再也没有那么一段时光了，悲痛都是新鲜的，还没有烂掉，没有真正渗入骨髓，变成实锤。 我也还没真正领悟，“李尔王之女”的命运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