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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表达 郭艳 时代经验 庄子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孔子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唐变文的佛经故事、唐宋传奇、明清话本一直以“日常与传奇”的互文方式在古典时代的文章诗词之外流传。近现代以来，作为最为繁盛的文体，现代小说开始承担史诗功能，从大小传统两个维度开始了新的叙事功能。当下中国汉语白话小说创作虽然深受西方叙事文学的浸润和影响，但是依然是从传统中国叙事中脱胎而来，带着中国叙事固有的对于日常和传奇并行不悖的恒久兴趣。当下小说叙事内容从帝王将相的权谋厚黑转至职场、官场的欲望博弈，从绿林好汉的侠义传奇转向城市庸人在钢铁森林的游荡挣扎，从街谈巷议的市井烟火到现代个体的浅斟低吟，从才子佳人香闺春梦到寻常小民的艰难生计……在流变的当代文学叙事中，小说依然承担着古老的叙事功能，在每一个机械复制的日常书写中创造着属于个人、他者和世界的传奇。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过程日益深入，城市规模扩张，网络经济活跃，资本几乎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尽管中国社会依然处于从乡土到城市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城市生活的表现形态更多现代社会景观。作为中国人来说，社会转型的现代性经验带着新旧杂糅和中西交融的特质，且浓缩着属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因袭与重负。在蝜蝂前行的状态中，代表现代性经验表达的汉语白话叙事也经历着自身的嬗变。中国人的现代人格建构在迷惘、困惑甚至于混乱中踟躇而行，汉语白话文本艰难地表达着现时代中国的文学镜像。尤其在新千年之后，随着中国社会更多全球化经验、对中西历史文化的多元辨识，对于自身物质欲望更为理性的认知等等，小说叙述在多元维度上悄然发生着异质的新变。 一、溢出经验模式的生存观照：内省欲望与自我救赎 现代人声称“我是我自己”，现代社会因高科技极大地延伸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和能力，在对于宗教、权威乃至科技理性的质疑中，现代人似乎比以前所有时代的人都更加自由。然而，现代人在自由的同时却往往无法确认自我和自我的存在感，同时在功利主义生存法则中，深陷于物质和欲望之渊。于是现代生活的物质规约性，高科技控制下的安全性，社会人所制约的身份意识等等，这些都成为现代生存新的本质真实。所谓背着行囊游走的诗意与远方，只是逃不过电子眼和GPS定位的自欺欺人。更重要的是，现代人自认为的规约性、安全性和身份意识等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恰恰是制约现代人真正自由和独立的藩篱和禁锢。 近十年来，一批作家对于现代社会新的本质真实进行严肃的内省和思考，以小说的方式抵达对于现代性经验的哲理和反思。比如反思人类饕餮欲望与杀戮、污染和环境恶化之间的关系，叙述者往往以亲历者的身份陷入具体的生存情境中，是猎食者又是被侵害者，小说超越了简单的道德或者信仰层面，以内省的方式反思人类欲望本身，从而寻求精神救赎的路径。还有一类文本讲述逸出同质化生活的人生经历，叙述离群索居的独异个人的奇特生命体验。然而在一个日渐被所谓的安全、秩序所控制的世界中，个人化生存是非常难的，真正的隐逸生活是不存在的。现代人无处躲藏的生存状态源自于对于现代物质生活极度的依赖性和自身无法安放的肉身和灵魂。在物质、欲望和现代社会身份意识的满足感与安全感之中，人性往往又会陷入更大的虚空。这些小说通过溢出日常经验模式的文本叙事，彰显出对于现代人自我精神救赎的深度思考。 二、城市庸人的自画像：作为个体人的生长性 生活对于现代人而言，既有生存之艰也有欲望之欢，在无数个细小的选择与挣扎中，小说叙事依然能够在麻木冷漠的生存情境中让我们回望自己何以成为自己。城市以及城市生活记录着现代人精神情感的困惑与挣扎。在机械复制的日常中，现代个体游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袒露着面对权势、物欲与资本的惶然与不安。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开始真正在现实层面体验肉身和欲望的释放，体会在物欲中游弋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带来的空虚、茫然和无助。正是基于现代生存的这种经验，现代个人才能够真实体验所谓自由和自由中所裹挟的孤独、荒凉和寂寞。如果说1990年代之后的二十年，当代文学深陷于肉身和欲望的表达，那么从新千年的第十个年头之后，活色生香的欲望现实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学的想象，而文学恰恰可以穿越欲望话语，真正开始摹写中国人的现代性经验。因此，近十年的城市经验叙事有了不一样的路径，有了不同于市民社会欲望叙事（比如《金瓶梅》和三言两拍之类的作品）的现代性表达。文学摹写的现代社会不仅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现代化，也不纯粹是摩天大厦和灯红酒绿，甚至于不仅仅是为了温饱的漂泊和挣扎。面对城市和城市带来的文明样态，现代人大多以庸人的心态在旅途中孑然而行，文学摹写的恰恰是个体面对着钢筋混凝土森林的异质感和孤独感。 相较于1980年代天子骄子的大学生，新千年之后的大学毕业生带着浓厚的时代庸人的色彩。这些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年男女的生存样态并非“蚁居”所能够涵盖，而是有着更加复杂多元的精神情感指向。在租住的公寓房里，曾经充满幻想的情感和物质生活日渐走向一地鸡毛。然而，即便是面对生存的庸常和无奈，年轻的生命和梦依然是鲜活的，散发着一丝平淡中的暖意。对于这一代人来说，现代社会个体的单细胞特质让个人在独立的同时，也成为一座没有救援的孤岛。他们摆脱了家族观念，光宗耀祖早已被不婚或婚而不育所解构，拯救人类和宇宙的梦想也如同青春期般春梦无痕。朝九晚五的都市节奏，在被设定的经济生活中，城市庸人们自以为自由地做着原地跑步运动，无限的未来其实等同于无数个机械复制的当下。极度现实的生存中，无力感充斥在“丧”“颓”和“佛系”的象征性符码中。时代庸人们左突右冲，生存之义的寻求、获得和失落都在无边的庸常中被降维、被消解。这种无力感可能是无法改变的庸常生活，也可能是身陷媒体网络碎片的困惑与茫然，也可能是身陷艺术、市场与资本之间的挣扎，或者是年轻人在资本、网络的虚拟财富中日渐迷失……在一个碎片化时代，讯息、新闻、观念、价值都在貌似自由多元的语境中分崩离析。在淘金人群密集的城市，镁光灯炫目耀眼的背后隐藏着出卖与背叛，成功学意义上的成功让无数的人如鱼得水，然而保有内心真诚的人们则只能独自在幽暗的角落里为自己喝彩。 然而正是这种对于现代城市生活的无力感，让个体开始反思自己何以成为自己，现代人格建构从某种程度上正是从这里开始。这种自我的建构从城市青年如何对待自己的情欲和身体开始。在对身体的熟悉和对生理的充分理解中，一批小说文本以细密画的叙述风格坦诚自己精神和肉体的诸多感受，带着对于肉身和欲望的理性认知。百年前，当郁达夫面对肉欲张皇无措的时候，可能无法想象百年后的中国青年能够如此从容地处理孤独、无根漂泊与肉身之间的关系。于是当下文学叙事开始了对于人的生长性的叙事，小说中的人物在任何年龄段似乎都经历着不同的生长。这些叙事大多带着现场感和倾述欲望，但却囿于人的自恋和自怜，从而在向内的浅斟低吟中凸显了极其浓重的感伤色彩，这些人在小说语境中的腾挪跌宕都是漫长生长的延伸。在这些小说文本中，有的叙述人性被打压、被扭曲乃至被伤害，多以解构的方式切入现实真相；有的则叙述人面对现实的挣扎和抗争，体现出人性自身面向温暖与光亮的体恤、理解与救赎。这类叙事反观现代社会自身被电子产品、物质欲望乃至功利主义所监视和控制的日常，从而抵达对于现代生存自身的内审，在无意义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讲述了对于庸常生存的警醒。在貌似无厘头的叙事逻辑中，表达了作者对于单向度机械生存的讽刺和质疑。人的生长性在现时代的时间轴中显示出独特的文学镜像与伦理情感困境，显示出现代人格的建构性图景。 三、中国式伦理与现代原生家庭：从孝道到寿则多辱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重视“孝道”，也在这种伦理价值体系中拥有强大的家族宗法社会结构，传统中国人多是生活在家族“群”体之中，所谓父慈子孝是传统意义上最好的伦理阐释。然而随着现代原生家庭替代传统家族，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带来了亲子关系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当下很多文学作品呈现父母与子女之间有悖孝道的“啃老”和“巨婴”现象，叙写了中国式父母对于子女的宽容、忍耐和近于自虐的牺牲。高节奏的现代生存逼压下，子女们疲于应付琐屑的日常，“啃老”或者压榨老人剩余的劳动力来支撑日常的高压力生活，这些成为某种惯常的亲子关系模式。这种“为人子尽孝”的父母为数不少，也是这个时代畸形亲子关系的一大景观。另一类文本通过子女面对父母暮年的不同态度，从情感和心理层面呈现出亲子感情的复杂面相。当子女作为社会人来看待自己父母的时候，父母便在多层面、多角度的叙述中成为更加复杂和模糊的形象。面对老人晚景生活中的不雅、不堪乃至龌龊之处，面对真的没有“父慈”的父辈，“子孝”到底从何而来？“父亲”形象从父慈子孝到更为复杂纠结的父与子之间的伦理危机，而且伦理危机是双向的，在对父辈往昔的回忆中，小说呈现出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面相，文本又在对父辈当下的叙事中，直面了生活真相的丑陋与荒诞。这类小说呈现出作家对于这一普遍社会现象的内省和反思。通过亲子关系中那种骨鲠在喉的真相，凸显出人性赤裸的丑陋以及真实的忏悔。 中国人一直颇具现世生活逻辑，在社会老年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文学叙事并非热衷于对于死亡的描写，死亡主题让位于衰老主题，作家们更多关注中国式伦理观照下衰老的暮年生活。这些文本叙事超越了描述孝与不孝的道德问题，深入到探讨作为自然人的衰老与社会人格身份日渐被消解的问题，正面打量“寿多则辱”的生命现实。《庄子·外篇》中，尧曾经说过：多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实际上尧在几千年前就体悟到的问题，一直被中国儒家伦理营造的孝道所遮蔽，然而却在当下社会有着意想不到的映射与回响。长寿原本是好事，然而因为长寿带来的折辱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折辱大多来自三个层面：病痛、财产和不孝。当下一批作品叙述了发生在养老中心、老年公寓或者独居老人的故事，叙述了老年世界令人唏嘘的生存境况。随着身体机能的退化，生命活力的丧失，作为人的老人有着不为人知的孤独和无助。老年人如何面对自己的老境其实也是面对现实的一种。有的文本叙述生命力旺盛的老人对于生活自主性选择的渴望，在垂暮之年依然敢于面对自己的情感真实；有的则讲述垂暮之年生命经验的意识流动，回忆和当下交织在老年人特有的混杂意绪中，那种活在当下更是活在过去的感受让人有着莫名的惊恐与同情。老人眼中生命的衰亡和死亡的迫近，对于子孙辈的怨怼、体贴与理解等等，这些文本在中国式伦理亲情中呈现出人生路途终点的悲凉和无奈。 四、逆时光的文本呈现：老、中、青的三维成长镜像 由于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文化情境，成长叙事的内涵和外延一直晦暗不明。在很大程度上，文学文本一方面注重于情感层面的道德叙述，一方面又往往将欲望描写（尤其是性描写）当做成长本身。成长叙事中可能会充满着对于性、身体和欲望的困惑、彷徨与无助，但是成长叙事绝对不仅仅是对于禁忌、乱伦或者边缘群体无深度的具象陈列。从新千年的第二个十年开始，更多的成长叙事开始回归成长本身，摹写个体对于成长的常识性体悟：成长是现代个体对于自我身心的常态认知，是基于灵肉两端的生命体验，是对于未知生活探寻的勇气和胆识。中国当代小说的成长叙事经历了《青春万岁》的理想主义，《人生》《平凡的世界》艰难的现实和伦理价值选择，到了当下，成长叙事依然具备个体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情境和文化语境本身的体悟。但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急遽变化中，成长叙事更多现代人个体身份的理性自觉意识，凸显了对于城市和乡土更为内省的现代性反思。 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们通过对于不同时代的身体和心灵的叙事，折射出不同年代中国人对于肉身与灵魂认知的巨大反差。老作家多在浓厚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重新叙述守旧与僵化观念中灵与肉的矛盾冲突，文本试图从道德说教和情感表达中脱身而出，更多自然主义叙事风格。中年作家的成长叙述更加关注特殊年代的少年往事，少年心性与时代情境参差互现，体现了作者对于时代与人性的深刻洞察。在更年轻叙述者笔下，成长是面对快递物品抵达送货地址一般的寻找，在寻找的旅途中，生活以无比现实的面目让成长不再具有理想化模式的未来和城乡记忆的温馨。 老一辈作家试图超越传统伦理的灵肉表达，中年作家文本叙事中和意识形态的纠结缠绕，青年写作则回归了对身心欲望的常态叙事。从当下写作来看，越是年轻的作者，越具备对于成长的现代个体的常识性体认，这种对于成长的逆时光叙述，构成了老、中、青三维的成长镜像。尽管不同年代有着不同的成长叙事，但是整体上都更加注重杂糅的民间性对于成长的隐秘影响，从社会生活的幽暗区域反观当下世道人心，在人性人情日渐式微的文化传统中遥想曾经的成长和记忆。中国往事在草蛇灰线的回溯中，青春经验和人性之善在重重雾霾中若隐若现，时代变迁中的人和事显示出某种轮回的因果与释然。文本大多以平静淡然的腔调叙述曾经发生巨变的时代，进而摹写属于民间和个人的多面相成长。 五、乡村生活的主体意识：裂变与重构 中国现代文学对于乡土的摹写有两种基本路径：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对苦难乡土及其农民的叙事，一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对于乡土的审美叙事。毋庸置疑，苦难乡土叙事多从社会学的角度摹写乡土的贫穷和衰败；乡土审美则更多在人情、世情和风俗伦理的层面呈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表达。面对转型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这两种乡土叙事在当代文学中尽管依然被传承，但却经历着新的质变。当代文学的乡土叙事更多乡村变迁故事的讲述，这种讲述随着当代中国生活的嬗变而发生着变化，从土改、知青、寻根文学到讲述新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文学创作，都呈现出中国社会从传统宗法制走向现代多舛的命运。 近十年乡土叙事有一定程度的弱化，但是有关农村和农民的摹写在深度和广度上却有所提升。有的小说文本描述乡土在伦理价值坍塌中的裂变，农民对于城市和乡土双向疏离的矛盾心态，塑造了具有主体性反思能力的乡土人物形象，中国国民性终于开始在乡土个体中生发出自我的觉醒和对个人自尊的维护。有的文本则重新叙述农村生活中的“失败者”形象，对于农村巨变时代的失败者报以足够的理解与尊重，以象征和隐喻揭示城市与乡土之间的隐秘关系和撕裂的痛感体验。一批小说对于当下乡村经验进行戏谑、反讽却是深度写实的摹写。在冷静犀利的叙事中，乡村的日常、人物和风俗伦理显出粗陋、不堪与无意义感，然而作为具有主体性反思和觉醒的乡村主人公往往以一抹人性的温暖让弱小者获得精神的慰藉，从而使得故事有着令人惊异的反转与结局。乡土叙事在裂变的社会中获得某种内在的叙述动力，农民是以乡村生活主体的身份反思城市和乡土撕裂中的精神和伦理困境。这些文本清醒认知乡村生活固有的民间性，以及这种民间性蓬勃生命力中的泥沙俱下，从而避免了对于乡村田园化的挽歌叙事，也在对于乡村人物的深度写实中凸显人性的内在真实与复杂性。 当下中国乡土无疑经历着历史上最大的裂变，中国农民以奔跑的姿态形成人类史上最大的城乡迁徙。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民工潮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当下农村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科学技术和资本更加广泛地进入到农村的经济生活，乡土在更为现代的维度上被重新建构，关于乡土的故事也被重新阐释和书写。如何在新乡土叙事中以乡村生活的主体身份重塑中国传统的人性和人文内涵，深度阐释乡土镜像中的现代伦理价值嬗变等等，这些应该是当下乡土写作的题中之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