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长恨歌》之后，王安忆再写都市绵绵情缘
    从烟火气里，挖掘打捞出世态人情
    
    王安忆
    对于茅盾文学奖得主王安忆而言，今年是一个写作的丰收年，最新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最新散文随笔集《仙缘与尘缘》日前由上海九久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策划出版，这两本新作，是她带给读者的双重惊喜。
    这一次写作有所不同的是，王安忆从考验智商和耐心的长篇小说《匿名》回到了10万字左右的中篇，她称这是“一种写作的调剂”，但《红豆生南国》浮现出一种得心应手——那种对叙述节奏与语言的掌控能力，在《叔叔的故事》《小鲍庄》《文工团》等中篇名作中似曾相识。这一切都是“非常王安忆”的，很多人读完称很好看；问王安忆，好看是不是写作时考虑的一大要素，她回答：“不会去刻意考虑，但是不好看的话，连自己也写不下去了。”
    谈中篇 更像是长跑后的一次“喘息”
    据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读书人”）总经理黄育海介绍，自2009年1月开始出版王安忆系列作品以来，99读书人已系统策划出版包括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8卷、中篇小说系列8卷、短篇小说集《姊妹行》、中篇小说集《众声喧哗》等20余种小说作品。
    《红豆生南国》收入《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乡关处处》三部中篇小说，三个故事分别发生于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的故事，讲述了他们的青春、爱与孤寂——这是她非常擅长的对个体生命及日常生活的写实。“其针脚绵密的讲述方式‘十分王安忆’，却又带着从各个角落的烟火气里挖掘打捞出的世态人情，描摹观察着生活的底蕴。”
    这三部中篇都创作于2016年。王安忆曾透露，新长篇《匿名》的创作十分辛苦，“作家像运动员一样，哪能一直跑长跑？中篇更像是长跑后的一次‘喘息’。”2016年年中，王安忆受邀去纽约访学半年，没有日常琐事打扰的日子里，她写出了《红豆生南国》和《乡关处处》，同时构思了《向西，向西，向南》，回国后于2016年10月27日完稿于上海。
    在评论家吴佳燕眼中，这三部新的中篇小说一以贯之的，是对世态人情的探寻，透着对个体心灵归属感的入微观察。《红豆生南国》是王安忆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写作并出版《香港的情与爱》后，又一次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创作初衷是“为了写一写人世间的一种情”。讲述了出生在内地的男孩，6岁时跟着养母偷渡去菲律宾寻找阿爹，不想在香港落脚，就此生根。一生跟随世情起起伏伏，从童年至青春至年老，与养母、与妻子、与生母、与离婚后出现在生命中的女性羁绊一生后，他觉得自己是个欠债人，“他的恩欠，他的愧受，他的困囚，他的原罪，他的蛊，忽得一个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
    谈人物 没有给新作中的男主取名字
    《红豆生南国》里的男主人公没有名字，小说里的其他人物也多没有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他”“他们”“阿姆”“同学”“前妻”……
    为什么没有取名字？王安忆说：“给小说里的人取名是件苦差事，当我笔下的人物是一个类型的典型人物时，当我在他身上寄予比较多的时候，我通常不给他取名。”
    王安忆讲到，她早期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主观倾诉，但渐渐感觉到了不满足，如今，她的写作更多地呈现一种对世事的理性关照和细微洞悉。在《红豆生南国》里，王安忆式的视角得到充分体现，小说中充满了诸如“所谓情何以堪，其实还不是有‘情’才‘何以堪’？一个有情人总归是庆幸出生于世的，文艺专是为培育有情人的。”
    王安忆说，新作是写人间的一种情。“小说就是要写一种不能归类的东西，有些情很难归类的。我把人物设定为文艺青年，若不是文艺青年，他对自己的反省不会那么细腻。” 
    [对话王安忆]
    小说是否依然该热衷讲好故事
    
    
    “小说原是个下里巴人的世俗东西”
    新闻晨报：为什么最近这些年来，从小说中找不到讲故事的乐趣了？
    王安忆：这也是我刚刚发现的，为什么小说会变得那么难看。小说原来是个下里巴人的世俗的东西，这和知识分子的介入有关，这从中国文学史也能看出来，小说最初承担的是启蒙作用。我觉得因为知识分子的介入，让小说变得越来越学院化，思想任务很重，对叙事就会忽略。现在80后、90后学西方，也开始不讲故事。
    新闻晨报：讲好故事是否还是很重要？
    王安忆：这里面有优劣之分。最好是两者都有。我觉得类型小说的问题是，普遍价值观缺失，但它确实故事讲得好看，但也不能多看，多看了，会有模式出来。特别出色的类型小说家，你知道他不会给你特别高的价值，但你还是会去看，因为写得好。那些特别优秀的严肃小说家，他也会写故事，其中也有思想，比如爱尔兰作家托宾。好的小说家是用故事来表达思想的，差一点的作家，为什么没有故事呢，因为他太急于把他的思想告诉别人了。
    新闻晨报：你通常是否在长篇小说中寄予更多的思想，野心更大？
    王安忆：这不是我的野心，而是长篇的野心。长篇现在变得非常普遍，任何人提笔就能写长篇，因为出版社需要长篇。很多人是不得已去写长篇，很多作家不写长篇，就得不到出版社的接纳。其实长篇很难写。不是什么题材都能写长篇，它的体量，本身就要求一个重量级的东西，现在以为写得长就是长篇，其实这里有一个文体的问题。这种小说，变成编年体例，得到一个很好的名称，就是编年史诗。其实好看的长篇都是通俗的，比如，琼瑶、金庸等。
    新闻晨报：最重视哪些人对你的文学评论？
    王安忆：在那么多的文学评论中，我最重视的人是很有限的，其中就是王德威、陈思和和程德培，这三人的评论我是很重视的，王德威在把我推到亚洲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天看10万字不在话下”
    新闻晨报：在写作之余，你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王安忆：没有比阅读更好的消遣了，我的阅读量很大。在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经典如通典一样，大家都要看的，只是每个人的阅读感受不一样而已。我看东西比一般人要多很多，我看书很快，一天看10万字不在话下。
    新闻晨报：比较爱读哪些书？
    王安忆：我比较爱读类型小说，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也爱斯蒂芬·金，很喜欢东野圭吾，去书店，会掏钱买东野圭吾的书。
    新闻晨报：在阅读中感到比较遗憾的是什么？
    王安忆：很多引进版图书，翻译不好，很遗憾，可能是翻译费比较低，找不到好的译者。其实很可惜，花了那么多钱买下版权，但是没有翻译好。
    “70后慢慢出来了，但还是50后最好”
    新闻晨报：你在复旦教授创意写作，当下90后在写作上有什么特点？
    王安忆：现在写作班的生源越来越好，不过大部分写得好的年轻人，未来不一定准备写作，在我的90后学生中，更多偏爱写单一的校园爱情故事。
    我觉得，写作真的不是早慧的事情，目前还未看到80后有什么气象，但在70后身上看到一种气质，一代人慢慢出来了。不过最好的还是我们50后，这和时代有关系，我们这些人，在35岁左右都写出了重要的东西，而且作品量也很大，现在年轻人好不容易写出一点东西，但都脆弱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