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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对辽宁作家作品的肯定和关注近年来逐渐增加。 滕贞甫的长篇小说《战国红》获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入选第十届茅盾文学奖10部提名作品，以“铁西三剑客”为主要代表的辽宁80后、90后青年作家作品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 《三联生活周刊》发文称：“‘东北’成了一个被文本青睐的地域。”《小说选刊》评价说：“文坛刮起一股强劲的东北风。” 联系到上一个同样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东北作家群”，“新东北作家群”成为评论者概括辽宁作家群体的共同表述。  《文学辽军对话录》封面 “新东北作家群”的表述首次出现在2011年，渤海大学教授林喦在《渤海大学学报》撰文提出“新东北作家群”的课题，并在其后近十年的时间里对80余位辽宁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系统研究，与他们对话。近日，林喦的《文学辽军对话录》正式出版，书中记录了他与46位辽宁作家的对谈。  《战国红》封面 以此为契机，本报记者对话林喦，以“新东北作家群”为主题探讨文学辽军的现状与未来。 “新东北作家群” 是一个客观存在， 正在也必将创造新的历史 本报记者：基于“东北作家群”，在老概念前加了一个含义不同的“新”字，既表达了传承，又能代表发展或创新，可谓事半功倍。今天看来，“新东北作家群”这一说法已经越来越被文坛和评论界所接受，正如省作协主席滕贞甫所说，“‘新东北作家群’是一个客观存在，他们正在也必将创造新的历史。”但在您提出这一说法之时，文学辽军尚未像今天这样受人关注。“新东北作家群”是您当时就已经有明确认识的，还是说只把它作为一个话题抛出来？ 林喦：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当代的东北作家们在创作上始终很活跃。他们扎根于东北这片热土，执着地爱着这片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他们目光敏锐、善于捕捉，用或深沉或欣悦的笔调描绘着东北人生活的原生态。辽宁的小说家队伍、散文家队伍、诗人队伍、儿童文学作家队伍、影视编剧队伍、文学批评家队伍以及这两年出现的“铁西三剑客”等，在国内都是有影响力的。 从这个角度讲，当代的东北作家已经形成了“群”现象，他们的文学创作依然秉承了以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罗烽、骆宾基等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满怀激情书写东北的创作理念。基于此，我提出了“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也希望研究者可以在此概念基础上，做相关范畴的研究工作。现在看来，我越发觉得“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命名有合理性，这一点也被很多研究者和作家认同，可以说已经达成了一种“文化共识”。 本报记者：如果说“流亡”是“东北作家群”的一个重要标识，那么评论“新东北作家群”会有哪些关键词呢？ 林喦：与文学史上的“东北作家群”相比，“新东北作家群”所表现出来的关键词是“文化使命与担当”，他们在几十年的文学创作中始终秉承着文化自信的基本原则，坚持人民性立场，这是时代赋予文学家的历史使命，也是作家们肩负的历史责任。很多作家一直在不断地深入生活，努力践行着“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关注现实，书写现实。  《寻找张展》封面 “河海江土”四种创作风格是独特的辽宁文学味道 本报记者：在2020年12月召开的辽宁省作协十届四次全委会上，有这样的表述：“‘新东北作家群’正在崛起，有一批经验丰富、坚持笔耕的50后作家，有创作势头正健的一大批60后、70后骨干作家，还有以‘铁西三剑客’为主要代表的充满希望的80后、90后作家……”当这一支文学辽军以“新东北作家群”这一身份登场时，他们的共性是什么？ 林喦：我认为，“新东北作家群” 的创作肌理中最为重要的共性特点主要体现在：他们敏感地回应社会重大变革，蕴含丰厚的历史文化精神；具有深层次的忧患意识，从单纯的、描摹式的人物向多样化、意象化人物形象的现代转型；于冻土中开掘温情，于写实中发散浪漫；作家自觉的文体意识以及从现实主义传统向多元取向转化的审美选择，也促使这个文化群体的文学创作为社会的文化建设作出了有意义的探索。 本报记者：无论是“东北作家群”还是“新东北作家群”，都是一个有着明确地域色彩的提法，让人把关注点放在地域性上。有评论家曾经以地理、文化为坐标，归纳出辽宁文学“河海江土”四种创作风格，主要是指：辽河流域的沈阳、铁岭、辽阳、鞍山、营口、盘锦文学的大开大合，既有工业文学的气势，又有本土文化的气质；大连文学具有鲜明的海洋气息，中西结合，兼收并蓄；丹东、本溪、抚顺的文学追求唯美，创作风格或清新舒缓，或跌宕起伏；地处辽西的锦州、朝阳、阜新、葫芦岛四市，文学创作以乡土叙述为主色调，追求文化底蕴，作品厚重大气。在您与作家的对话中，地域性也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您对此如何总结？ 林喦：在过去将近10年的时间里，我对话了80余位辽宁作家，在对话和阅读当代辽宁作家作品的时候，在我与每一位作家对话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从作家言谈和作品中喷涌出来的“辽宁味道”和辽宁情结。他们真的很关心这片热土，关注在这片热土上生活的人们，“河海江土”很准确地概括了这种“辽宁味道”。 本报记者：关于辽宁叙事，滕贞甫提出了一个课题，“如何把本土经验上升到本土叙事，如何努力做到把地域文化的书写逐渐提升为人的叙事？”您认为应该如何进入这个课题？ 林喦：“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同理，“越是地域的，越是民族的。”文学归根结底是人学，世界上任何一位伟大的作家不管进行怎样的文学创作，其创作态度都要关注生活、关注生命、关注自然、关注宇宙。我们不仅有着丰富的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也有着比较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时代特色，要运用好我们的文化和文字，在观照人的基础上，才能将本土经验上升到本土叙事，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排斥他者的经验和叙事方式，这是我们对地域文学发展的一种期待，也是与我对谈的作家们普遍具有的创作走向。 打造文学旗舰品牌对提升辽宁文化形象有极大意义 本报记者：这些年辽宁文学在很多方面有所突破，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作家作品。但辽宁尚未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茅奖焦虑”始终是辽宁文学绕不开的话题。我们是否有必要以获得此奖作为文学辽军崛起的标志？如果“茅奖”不是，那么什么才是？ 林喦：如同中国很多电影导演都想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一样，中国有很多作家都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都想获得“茅奖”，进而产生了“获奖焦虑”。在我的认知里，我认为获得读者的认可，并能够成为经典流传下去，才是最好的作品。与此同时，还有另一重焦虑——“市场焦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的评价体系发生了重要转变，特别是受“市场文化”和“大众娱乐”的影响，个别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上有转向“消费性文化产品”制作的倾向，这无疑影响了文学创作题材和领域的选择。 应该看到，大多数辽宁作家还是能够坚守自己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水准的。从过去几年的创作看，出现了孙慧芬的《寻找张展》、滕贞甫的《战国红》《刀兵过》、刘庆的《唇典》，包括盘锦作家杨春风的新作《辽河渡》等，整体上看，辽宁文学创作的势头在向上、向好地发展。 就辽宁而言，作家需要关注的范围是很广的，比如工业题材、农业题材、战争题材、都市题材，涉及的范畴也包括风土人情、民俗风貌、时代人物，等等。目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创作人才和队伍的培养问题，是给作家提供良好创作环境的问题，先不谈获不获奖、获什么奖，而是要培养队伍、培养人才、出好作品，这是关键。这也正是辽宁省作协这些年推出“金芦苇”工程等一系列作家作品培养计划的目的所在。 本报记者：“讲好辽宁故事，塑造辽宁形象”是辽宁文学的重要使命。以文学塑造提升辽宁形象，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林喦：我一直相信，文学作为文化的典型符号，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文化名片，尤其是那些全力展示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无疑会成为这张文化名片中最具鲜活魅力、最具华彩的一张。因作家和作品而扬名的城市、地域古今中外数不胜数，一首《枫桥夜泊》，让诗中所描绘的江南深秋夜景中的寒山寺名扬天下；一部电影《芙蓉镇》，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江西古镇王村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连镇名也改为“芙蓉镇”了；当你想到俄国著名文学家、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就会想到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当你想到创作世界名著《尤利西斯》的詹姆斯·乔伊斯的时候，就能想到他体现的是都柏林的文化精神……文学关注时代、关注地域、关注活生生的人，才有生命力。 就我们辽宁而言，研究文学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巨大意义是时下很重要的课题。辽宁有大美，辽宁也有大爱，辽宁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文人之笔，打造“辽宁文学旗舰”的品牌对辽宁文化形象提升具有极大意义。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我们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创作者对辽宁文化进行有效的梳理和总结，用文学精品塑造和提升新时代的辽宁文化形象。 (责任编辑：admin) |